主题：蜡炬成灰泪始干——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

        几年不见，老友也都年事见长，悟事见深，当时正值清明时节，落座后大家不由自主谈起已逝去的长辈。尤其晓红谈起她的父亲，更是感慨万千，痛心不已。年少时曾去她家见过其父，当时我们还无法理解成人的世界。

在即将迎来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与晓红回顾前辈们浴血奋战，忍辱负重，崇尚奉献，坚守信念的人生之路，激励后来的中华儿女，去迎接风雨，攀登崎岖，让我们一道为国家为民族创造出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悠悠云彩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他病逝时只有54岁。父亲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带走了多少期盼和眷恋。他走得那样的匆忙，没能同女儿见最后一面，也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多少年来，我只能一次次在梦中追溯着父亲生命的去向。

几次提笔写父亲，心中总会涌起一阵阵酸楚。几次的稿件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为献给父亲的祭奠，不知该怎样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其实父亲一生中遭遇的坎坷、磨难他从来没对我说过，我对他那段经历的了解也实在太少。父亲去世后，在仔细翻检父亲生前的笔记，包括有关的“检查材料”的过程中，父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的心路历程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出来。父亲是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他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和耀眼的光环，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一支红烛。他生命的烛光，在几度残风的侵袭中，为正义、为真理,为战胜黑暗、创造光明而奋力燃烧着，夜行者会永远看的见他们以生命燃烧发出的光辉。

红烛之魂—创造光明的追求

父亲童年时期，祖父闻一多就常常以陆游的诗《示儿》、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教育儿女立志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父亲自幼心性善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虽然曾因病休学了一年，但他在十七岁时，仍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了当时大后方进步青年向往的，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父亲青年时代，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引导教育和祖父的影响下，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八十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昆明，在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

1945年秋，父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在联大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他们迎着国民党特务的棍棒刀枪，在街头巷尾宣传群众，演出活报剧《潘琰传》《告地状》，向市民们高唱《告同胞》、《告士兵》、《凶手，你逃不了！》…他们连夜绘制宣传画，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暴行。当他拖着“一二·一”那天在新校舍大门内被特务打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时，祖母心疼地劝他在家休息两天，他坚定地答道：“妈，闻一多的儿子在这个时候是不能休息的！”

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正在复员迁校，教职员和学生们在陆续分批北上。祖父也收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讲学聘请，并可携带家眷。有的教授敦劝并约同行，但祖父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多难的祖国，他毅然留下来坚持斗争。

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伸出了血腥的魔爪，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了。昆明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便是闻一多。特务扬言要以四十万元收买祖父的人头。祖父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英勇气概，冲破白色恐怖，和同志们一起料理李先生的后事，揭露反动派的血腥暴行，终日奔波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上。

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更加紧了。大批的宪兵警察到处搜捕，便衣特务布满了大街小巷。其中有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到好几位进步教授家去纠缠过。为了防备万一，每次“女疯子”来，父亲都去和她周旋，不让她见到祖父的面。在祖父遇害的前一天，父亲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威胁道“如不悔改，你父子命在旦夕！”父亲没有被吓倒，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没有把这封信告诉家里人，只是自己更加谨慎地保护祖父。

1946年7月15日，祖父在李公朴死难报告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牟利的语言直刺国民党反动派。下午祖父又去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此时府甬道至西仓坡一带已经戒严了，四下里布满了特务。父亲在民主周刊社门口等着接爷爷，父子二人走到西仓坡时，祖父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枪击。祖父中弹倒下时，年仅18岁的父亲，立刻扑到祖父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祖父。父亲身中五弹，他的右腿被打残，肺部已被打穿，血流如注，有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伤势十分严重。

赶来救护他去医院的联大附中同学庄任秋找了辆洋车。父亲躺在洋车上，鲜血将白色的车垫染红了。生命垂危之际，他挣扎地摘下手表，交给庄任秋，吃力地说“老黑，这只表送给你，留个纪念。老黑，替我报仇！…我母亲有病，弟妹们还小，如果我死了，就拜托你多照顾了！”

父亲昏沉沉，但始终瞪着那双仇恨的大眼睛。奶奶说，只有当时见到过这双眼睛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什么叫仇恨。

父亲伤势很重，停放在危重病人的“太平间”，消息传出，外面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在好心的医护人员精心抢救下，父亲终于活过来了。

在病床上，父亲通宵不肯入睡，他睁大双眼，口中喃喃地说：“我也够得上做我爸的儿子，我也配做中国人……”，医生去看他的时候，问他心慌不慌，他倔强地说：“想都没想过！”“根本就不会！”不少联大和附中的同学纷纷来医院看望他、照顾他，使他深受感动。当时也有个别人劝他，“以后是家长了，长兄如父，责任大了，笔杆来不过枪杆，不如暂忍，勿正面冲突。”父亲当时坚定地说：“新的自由的中国是用血拼出来的，我们应当拿出力量努力工作。”

父亲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他伤愈后，在北平清华大学复学。怀着国恨家仇，拖着那条不能再正常弯曲的、微跛的右腿，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英勇地活跃在清华园里。通过主持“新诗社”、“剧艺社”的活动，并通过搞班会、系会和学生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1948年1月，父亲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节接胜利，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父亲的名字也多次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

1948年夏季，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化名高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绕道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到平山中央团校学习。1948年底，父亲随中央机关进城。天津解放的次日，他参加了接管铁路的工作组。开国大典时，父亲身穿铁路制服，站在铁路工人的方阵中，庄严地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我记事的时候，直到父亲临终前，我家桌子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对父亲亲手篆刻的象牙印章。那是他送给母亲的结婚纪念，他用钢劲有力的笔锋，刻下了保尔·柯察金那段关于生命价值的名言。那是他青年时代便认定了的信念。父亲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只读了不到两年。他的老同学们都说，凭他出众的才智和刻苦的精神，他本是可以在专业上很有建树和发展的，但他当时毅然放弃了学业和文凭，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样，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义无返顾地为推翻旧制度、创造光明去奋勇充当民族的脊梁。几十年的蹉跎岁月，历尽磨难，却改变不了他神圣的追求和信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