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高晓红
红烛之躯—无怨无悔的奉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先后在全国铁道团工委和铁道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他作为铁道部赴朝慰问团秘书，率铁道文工团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回国后，他把火热的激情和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在文学创作方面，父亲没有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他工作勤奋、认真，充满活力。从1954年夏至56年春，他深入基层，先后发表了《为国家节约黑金子》、《在平凡的岗位上》等讴歌铁路工人先进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和一些专访文章，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由于从事宣传工作的需要以及从小受祖父的熏陶，父亲也渴望在古典文学方面能对祖父未竟的事业有所继承。他从1954年开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名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小会集和词综等书籍。父亲酷爱唐诗，他认为，古典文书意境深邃，修辞炼句，文字精练幽美，很多作品直抒胸臆，倾注感情，奔放独特，色彩浓郁，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曾在笔记中提道，主席在56年全国宣传会议上提倡学点文学、逻辑、历史、外文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讲过应该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他还在笔记中写道“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推荐，就是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具体执行了‘双百’方针，可以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即使有错误与问题，也是学术性的。学术争论虽也是不同立场、观点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毕竟不同于有明显政治动机的政治斗争。”
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运动中也成了父亲的一条“罪状”。
1956年，铁道步宣传部创作组解散。父亲考虑到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根底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便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工作和锻炼。他从铁道部机关调到天津铁路分局工作，担任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
父亲为人正派，他刚直不阿的秉性很像祖父，出于党员的责任感和民主权力，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也敢于忠言直谏。然而，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在经历了大会、小会二十余次粗暴无理的批判之后，受到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 “ 闻一多的长子受处分”的消息当时还被作为案例披露在市党刊上，给父亲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他的心在滴血！他是冤枉的。对于组织上的处分，他只能是服从和保持缄默。
父亲受到处分后，1958年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当工人。他在那里先后干过车工、钳工、炊事员等。尽管他精神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还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他对事业一贯的责任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对工作一丝不苟，很快掌握了各项生产技能。他还在食堂担任洗刷、清扫任务，那时他经常早来晚走，还主动担任了星期天和节假日的值班。在车间里，他还自费购置了一些乐器，活跃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他也曾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为工人朋友们刻图章，他和工人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他有渊博的学识，却不懂得见风使舵。他读过许多史书，他知道司马迁因一语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却没有从中吸取一点可用于保护自身的经验教训。尽管他已经吃了苦头，他知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还是不能憋住不说，这大概是秉性难移吧。
1959年反右倾时，父亲再次受到批判。因为他在分局政治学习会议上，发表了同彭德怀同志类似的几点意见，父亲只不过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了些看法，却被作为“怀疑三面红旗”的“极右言论”进一步受到了批判和迫害，为此而延长了留党查看处分，并把他从车间调到了南仓副业组，去从事更加艰苦的农业劳动。
父亲的右腿在1946年受枪伤时已致残，膝盖骨上有颗弹片始终未取出来，致使他右腿弯曲不能超过90度。父亲一向是很坚韧刚强的，他是条汉子，从不向困难低头。在南仓副业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的粮食定量较低。在秋耕中，从掘地、平地、浇水到秋收，从喂猪、饲马、修渠、挖菜窖到挑大粪、搬运化肥、推小车、拉大车，样样活他都干在前头。他还动承担了谁都不愿意干的差事，夜间在窝棚里看瓜地。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父亲喜爱陆游的诗，他曾在这首诗的标题上画上了粗粗的红圈，我想这首诗当年一定曾伴他度过了那些凄冷的夜晚。
由于住在又阴又潮的简陋窝棚里，父亲的左腿从此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经常肿痛，落下了终身的病根。这些苦，父亲从来不对任何人说，逆境中，尽管父亲的步履是那样的沉重，但他没有绝望，没有沉沦，继续奋力迸发着光和热。。
在副业组，他倡导建立并健全了生产责任制，实行了“三包一奖”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竞赛和宣传活动，使副业组的面貌为之一新。他还主动对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探访和帮助，给底层的群众送去一份温暖和关怀。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父亲下放劳动期间，利用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书，不断充实自己。他考虑到自己将来的工作出路有可能去教书，他觉得自己比较适合教语文，因此有计划地阅读了一些文学史料和诗词选本，他通读了北大、中科院两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和《诗经》《乐府》等选注本及郭沫若的古典诗集，并顺着文学史朝代，陆续的看了一些史料，同时也坚持阅读了一些英文。
由于父亲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受到批判，他的处分延长到1961年10月才撤消，之后他调回铁路分局机关工作。然而反右运动给他留下的阴影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头。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不乏书卷气，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懂得圆滑而过于洁身自好，但他始终以一种真诚的做人的态度，实事求是，是非分明。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虽不是什么当权派，却又因反右运动中的“历史污点”被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劳动。1971年父亲从机务段被抽调到铁路一中去当“工人教师”。那时学校里派性斗争是很激烈的。为了促成复课，父亲找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教学上他尊重老教师，倾听他们在教改方面的意见，却被领导指责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一条板凳”，而又受到了非议。当时有的同学由于家庭政审问题的牵连，因几次未能分配工作而苦恼。父亲关怀、安慰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多方面为他们想办法，使这些同学的工作得到安置。他的学生们毕业后曾给他写来过深情的感谢信，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父亲在1975年有幸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调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工作。老院长温宗琪早年也是“一.二九”运动时期从清华大学参加革命的学生，父亲被安排到教务处工作。他当年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语系，到这里终于能得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了。在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周荣鑫主持教育部工作期间，父亲坚决拥护、全面贯彻他们的讲话精神，并参加起草了外院教育革命方案，为使教育工作全面走向正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丙辰清明，父亲专程从天津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他提笔赋诗，含泪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百感交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精神亢奋，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八声甘州》、《贺新郎—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等抒情、咏志的诗篇。他殚精竭虑地工作、学习，仿佛要把失去的几十年的时光统统补回来。父亲在下放劳动期间，也曾不间断地阅读了一些外文，包括《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八大”会议文献的英、法译本等。他在大学外语系只读了两年，但他到外语学院工作后，凭他的基础和勤奋，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法文，并能给外宾做英语口语翻译。后来又自学了日文。为了抓好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父亲亲自掌握和了解各系的教学情况，他除了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参加教研室备课、研究活动外，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去实践，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烤几片馒头，喝一杯清茶。尽管上班路远，腿脚不方便，可他却提前一个小时到班上，不论刮风下雨，每天如此。他说，这样既避开了上班的高峰时间，又能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父亲习惯于清贫、朴素的生活，中午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吃学生食堂。他经常走访教师、学生，和大家关系非常融洽。
曾在1976年秋，父亲就患过一次中风，导致半身局部偏瘫了三、四天。但那次他只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就去上班了。后来的两年中，医生几次给他开了病假，他都没有休息，他把假条都偷偷仍掉了。
在学习上，与其说父亲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不如说他的毅力是超人的。每天晚上，他都在台灯下工作学习到很晚。炎热的夏日，他不时的口服人丹，把冷水毛巾敷在头上。我常看到他在额头上涂上一层层清凉油，有时甚至用铁夹子夹在太阳穴上，妹妹觉得挺好笑。我们那时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患了高血压交叉压迫症，经常头晕头疼。紧张的工作，使他一天天消瘦了，他的饭量也减小了，但他对工作却总保持着一股永不衰竭的激情。
1978年冬，父亲去北京参观 ，当天回到奶奶家之后，右腿突然不能动了。家里人并不知道这是由于脑血管病引起的，还以为他是不小心扭伤了筋。父亲那时行走非常困难，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拄着拐杖去到附近的交道口门诊所做红外电疗。腿稍好后，父亲立刻回到天津。到家的第二天他就急于去上班，我们劝他再休息几天，他说教务处现在人手少，忙不开，如果不让他去工作，那比生病还难受。父亲坚持要骑自行车去上班。从我家到外语学院父亲骑车需要将近一个小时，要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经过十来个红绿灯路口。母亲不放心，第一天让我护送父亲去学校。父亲那条病残的腿，最困难的是上、下车。他为了让我放心，为了向我证实他的腿已经好了，他骑车比我还快。严寒的冬天，他的额头上流下了汗水。到了学校，同志们问他恢复的怎么样，他笑呵呵地打趣说：“全好了，打场篮球赛都没问题了！”
父亲的一生是非常敬业的。父亲这一代人，曾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的坚韧品行，他们的苦僧风格、自律传统和忧患意识，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也曾有过迷茫和痛苦，他们为说真话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他们在忍耐中开始了被动的思索，在沉默中酝酿着思想的解放。
党中央1978年55号文件传达后，父亲心情十分激动，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于79年1月向原所在单位天津铁路分局组织部门提交了关于1958年所受处分问题的申诉。
二十年来，他出于党性原则，独自承受着心灵的重负，从未在家人和同志、亲友面前流露出任何怨言。而今天，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父亲的平反，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满怀希望但却迟迟不见回音。他多次去催问，面对某些人对他的申诉不负责任的敷衍、推拖甚至刁难，竟然说 “处分不是已经撤消了嘛，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他气愤，他无法理解，难道时至今日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的屈辱的包袱仍然不能真正甩掉？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压抑，父亲拼力支撑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79年3月，经医院诊断，他患了高血压交叉压迫症和忧郁症。这是他的性格本不该得的病，是他的亲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的病。
父亲患病后，母亲为父亲平反的事又去找了原单位组织部门，他们当时在结论上只是含糊地写到“在整风鸣放会上发表的意见属于给领导提意见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是攻击领导。应撤消其留党查看二年处分决定。”
对于这样的“甄别”，父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避而不提这个处分本身就是错误的，处分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对过去批判中的一切污蔑和不实之词，应予以全部推翻，还历史本来面目。
父亲这次病倒后，再也没能回到他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当他对其他事物的反应已经迟钝，甚至语言颠倒的时候，他还喃喃地念叨平反的事。（遗憾的是，那姗姗来迟的平反意见，对于已故的父亲，已经没有意义了）
父亲病中仍念念不忘工作。当他不认得自己的女儿，记不清自己年龄的情况下，却仍能清晰、正确地用英语讲话，他常说：“我最担心的是我的业务荒疏了，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在他养病期间，唯一的期盼和精神寄托就是病愈后恢复工作。
1980年3月，他在病中用颤抖的手提笔写下：“冬寒已去春回暖，东风战病病消云。年代浦跨八O载，病好献身后半生。”是啊，父亲还不到54岁，他的生命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多么盼望他早日康复啊。
1980年底，父亲的脑血管病又发作了，连续几天的深昏迷，全靠输液和氧气维持着，外语学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几天几夜轮流守侯着他。邓颖超同志办公室多次从北京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任天津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亲自到病房看望他（他当时已经深昏迷）。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父亲脱离了危险，他深情地感谢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巨大关怀，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在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他每天坚持走步锻炼，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坚持读英文，他还计划把爷爷的诗集译成英文。只要一息尚存，他是绝不肯虚掷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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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6/20 11:1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