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高晓红
红烛之光—至真至美的情感
父亲是非常重感情的，无论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情，对家人的亲情，对同志的友情，无不体现出一种更高层、更广博意义上的升华。
父亲作为长子，自幼便懂得替父母分忧。他在昆明联大附中读书时，为了解决八口之家经济上的困难，他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去当家庭教师，以增加点家庭收入，并且向爷爷学会了篆刻。他是个孝子，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他舍身保护爷爷，血洒西仓坡……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父亲一生对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使他富有着人类最高尚的情感。即使当历史的厄运落在他头上，他也甘愿独自吞下那苦涩的果子，对党依然不改那难以割舍的血肉之情。他以赤子之心，去真诚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朋友、爱孩子。不管他身处何等逆境，他在家人面前，也总是尽量作出轻松、乐观的样子，他不愿给家人心中增添一点忧郁的阴影。
父亲和母亲在1951年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彼此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父亲对于爱情，是与事业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1952年6月，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上大学是母亲解放前为未能实现的愿望，但当时我刚出生六个月，为了解除母亲的顾虑，父亲与奶奶商定，把我放在奶奶家里。母亲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铁道学院学习后，父亲全力支持，鼓励她完成了学业，并主动担负了外祖父家的经济负担，资助我舅舅和小姨读完了大学。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良师、慈父和益友。从小父亲就教我要做诚实正直的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刻意培养我对书籍的爱好，教我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等小说，还让我阅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并且常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希望我从这些书籍中得到启迪，接触到广袤的宇宙和人生，使我在精神和品德上得到滋养。
父亲的爱是博大的。我家附近有个石棉厂工人的大院儿，那儿的孩子也常到我们院子来玩。节粮度荒时期，父亲总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糖果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我的小朋友也都很喜欢围着他玩，他和蔼可亲，妙语连珠，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特别有感染力。星期天父亲有空就带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路上总要买些吃的给这些孩子们。而父亲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他从来不抽烟饮酒，也没穿过一件毛料衣服，内衣也是补了又补，可他却一向是慷慨助人的，不管是对邻居，还是对素不相识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做人的责任与爱心，懂得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在单位的处境，看到他独自一人时，常常紧锁着眉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我猜想，他一定是工作太累了，像父亲那样坦荡、乐观的人，还会有什么忧愁吗？
直到“文革”开始不久的日子，1966年夏季一个闷热的晚上，父亲严肃地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天真幼稚的中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父亲再三嘱咐我，不要头脑发热，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接着，父亲把他在57年、59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批判和处分的事告诉了我。父亲沉重地说，他是热爱党的，是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而犯了“错误”，父亲让我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他说我们这个家庭对党是有感情的，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要相信党终究会把问题搞清楚……。我不相信“反党”“极右”那些可怕的字眼能和父亲联系在一起！我无言以对，心在颤抖，在那动乱的年代，我深深地为父亲的命运担忧，父亲更在深深地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1972年初，是我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暴露以后，我开始对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进行思索了。我从兵团战友那里抄录了毛主席赠陈毅同志的诗（录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和赵朴初悼陈毅的诗以及陈毅同志的几首诗，其中有《梅岭三章》、《赠同志》等，另外还有一首古诗。有些词句我弄不太明白，我把它寄回家，让父亲给我讲解。
不久，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厚厚的回信，这封信的信封在路上已经磨开了口。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猖獗，父亲心情愤懑。我下乡后，他很少单独给我写信，只是偶尔在母亲的信后面简单附上几句。这次我在信中谈到了入党问题，父亲很及时地给我回了这封信。
他在信中首先纠正了我传抄的几处错字，并告诉我，他也曾看到过传抄的这些诗，那首古诗是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耆。试玉安烧三日满，辩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前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父亲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首诗做了详尽的解释。对于陈毅同志的诗，父亲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父亲逐段写出了他的理解和感慨，深情地颂扬了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气概，他对林彪、四人帮之流滥施淫威，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政治迫害早就极为愤慨。他相信历史终将会拨开迷雾。
父亲期望我能尽快成熟起来，他看到我开始认真思考问题了，很高兴。父亲得知我当时也在申请入党，但还没有被批准。父亲教育我正确认识入党的意义，并指出了我看问题表面化和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的弱点。他在信中还提到了华顺姑姑（华罗庚先生的长女）夫妇的事。父亲称赞华姑姑在政治压力和迫害下，“在狱中始终坚持了党的原则，没有信口胡说，……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父亲信中还说，“入党绝不能徒有虚名，而是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姑姑他们那样，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但要有同敌人斗争的浩然正气，还要能经得起党的审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父亲在我入党前对我的这一教诲，体现了他在更深层意义上的父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在我心中的印记，永远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 父亲对女儿的爱，还体现在他理解和尊重女儿的选择，他疼爱女儿，更希望女儿们意志坚强，奋发向上，经得起风浪。记得66年10月，不满15 岁的我决定和高中的同学一起步行“长征”去延安，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母亲那时正在外地出差，是父亲帮我打好了行装，嘱咐我一路上该注意的事。他想的很周到，还告诉我，如果脚上打了泡，用针挑破后，要用一根头发丝把它穿通，这样泡就不会再发起来。父亲支持我去锻炼意志，培养吃苦精神，亲自去看一看农村，特别是老区人民的生活。这次“长征”，对于我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是很有益处的。
1976年夏，我即将大学毕业。我和二十多名同学一起报名志愿去西藏工作。从黑龙江回天津参加毕业设计时，我和父母谈起了此事。母亲担心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同意。我想让父亲帮我慢慢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在这期间，父亲突然犯了一次脑血管痉挛，半身不能动将近一个星期。医生说，父亲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已经不是三五天了。可在这之前，他从来没休过病假。
父亲什么时候能恢复好，以后会不会再犯？我心里没底，很焦急，可又难以开口对父亲再提去西藏的事。毕业设计一结束，我就要返回黑龙江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在病榻前，他平静地对我说：“我的病会好的，你不必担心。家里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主要问题是你下定去西藏的决心，不能光凭一时的热情。你这一去，对你二十多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你有时把社会想象得过于理想化，这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啊。”
我从上小学回到父母身边，17岁下乡到北大荒，又在黑龙江上了大学。现在有条件回来了，父母是很希望我能留在他们身边的。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过一个小小的个人要求，我对他所尽的孝心实在太少了，至今想起来，已是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后来因为黑龙江省那年没有下达援藏任务，我没有去成西藏，但父亲当时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永生难忘。父亲认为，青年人有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精神是很可贵的。1979年，他支持高考成绩优异的妹妹报考了第四军医大学。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由于病症和药物的作用，他的思维和反映已经迟钝，有时还出现语言障碍，但在他的意识里，依然是更多地为别人着想。他病重住院期间，对夜晚来看护他的同志总是说：“快回去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在他行动不能自理的时候，为了给照看他的同志减少一些上厕所的麻烦，他经常控制自己少喝水，母亲不在医院时，他除了吃药，基本上不喝水。有时实在渴了就吃一、两片橘子。
父亲平生待人真诚、厚道，珍视友情。他去世后，他的许多同事、朋友、学生前来吊唁，许多人泣不成声。唁电和信函纷纷从全国各地飞来。
黄宗英阿姨从上海托人带来了赵丹伯伯生前拟送给父亲的书画，并在唁电中嘱托：“……鹤哥曾馈阿丹金石，丹允赠书画而未遂。生之约，亡时践，当尽速将书画为奠祭鹤哥灵前。”
父亲和赵丹伯伯只在1978年夏天见过一面。那时珠影厂拟将黄宗英阿姨的电影文学剧本《红烛》、《大火》拍成电影，特邀请赵丹伯伯饰演闻一多。为此，主要编、导及演员来京采访奶奶和父亲。父亲早就敬佩赵丹伯伯的艺术才华和人品，他们一见如故，侃侃而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共同的感受、激越的情怀和浪漫的思绪，使他们相见恨晚。他们相约下次见面时互以亲笔书画和亲手篆刻相赠：赵丹伯伯赠送父亲一幅画，父亲赠送赵丹伯伯两枚图章，按赵丹伯伯愿望，一枚为“舍不得”，另一枚为“偶然拾得”。（这两枚印章分别用于自己保留的书画作品，和赠送给友人的作品。）遗憾的是，他们没能第二次见面。
父亲在病中听到赵丹伯伯身患癌症的消息后，他为履行自己的诺言，抱病为赵丹伯伯刻好了那两枚图章，叔叔代表奶奶和父亲把鲜花和图章送到了生命垂危的赵丹伯伯的病榻前……。
赵丹伯伯病逝的噩耗传来后，父亲非常悲痛，他提笔写下了“悼念赵丹同志提纲”，可惜这篇祭文尚未脱稿，父亲就再也不能拿起笔了。
赵丹伯伯馈赠父亲的书画，一幅是他的亲笔书法—录李白诗《送孟浩然之广陵》，另一幅是他所做的水粉画，傲然怒放的梅花。画面上，赵丹伯伯以苍劲的笔锋题字“饮得一杯独醉，独领四时春光。”诗画相融，如同其人，富有豪放潇洒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赵丹伯伯咏梅寄托情怀，抒发性灵，欲将梅花幽独超逸、端庄高洁的寒香沁入肺腑，这正是他们自身人格追求的生动写照。
父亲走了，那是1981年春寒料峭的3月。是他正待收获的人生盛年时节，带走了多少企盼，多少牵挂，多少眷恋……。爷爷生前曾为父亲制石印“诚实者的步履是响的”，父亲的一生确实是身体力行了。
1985年，“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把父亲的部分骨灰撒入了碧波荡漾的滇池。
昆明，是父亲生前多年眷恋着的第二故乡。忘不了那四烈士的血迹，忘不了那“最后的一次演讲” ……，父亲的骨灰在这里融入了那流向天边的蜿蜒清流，躺在他身边的是“睡美人”—葱郁秀丽的西山，父亲的躯体融铸进了这高原的红壤和岩石。肖荻伯伯为父亲写下了感人肺腑的长诗，秦泥伯伯的《滇池安魂曲》倾诉了我们美好的祝愿……。安息吧，父亲，那风中长唳、傲立霜晓的鹤，象征着你高洁的灵魂。为你的圣洁，山茶花年年开放；为你的忠诚，野草岁岁萌生。你生命的烛光，永不泯灭，它将一代代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1/6/25 10:33:00 [只看该作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