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颂 - 新体现代诗歌 - 中国知青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千万名十几、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从城镇奔赴边疆和农村，下乡、插队，在农场劳动，经历着基层的磨炼。几十年过去，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阶层的精英。在政治舞台上，这一代也有人已经登台亮相。研析现任100名地方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经历中有着这个共同的标签：“知青”。　　自去年10月起，全国各地省级党代会及“两会”陆续召开。目前，14个省、自治区的党代会已闭幕，其他省级党代会近期即将召开;全国31个省级 “两会”已全都闭幕，部分省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四大班子已作出调整。在124个省级正职岗位中，有24人身兼党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两职，目前地方省级正职官员实际为整整100人。
　　这100名省级官员目前公布的履历显示，有46人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当知青，或是有过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这成为他们的一个显着特征。
　　“知青”——履历中的时代色彩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也就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知青是指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青年，这些青年大多数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度过了难忘的“青葱岁月”——“知青”二字，成为这一代人人生档案的关键词。
　　在这些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中，对于这段经历的表述各有不同，多为“农民”、“下乡”、“插队”、“知青”等明确表述。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简历中，不仅写明是知青，还是修建襄渝铁路的民兵。吉林省长王儒林的简历则把插队经历表述为“下乡知识青年”。
　　而有些表述将当年插队生活的日常状态点明，如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的简历，将其称为“插队劳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项宗西的简历，把在农场青年队劳动的经历称为“下乡锻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的简历，更将其表述为“接受再教育”。这些词汇无一不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下乡插队最小者只有15岁
　　这些省级正职官员下乡插队大多集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插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新疆、青海、贵州等边远地区。
　　最早的是在1965年8月，18岁的项宗西到宁夏永宁县农场青年队下乡锻炼。下乡插队最晚的，已经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半年——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当年分别到安徽长丰县、砀山县插队劳动时，已是1977年的三四月间。
　　下乡插队时，这些后来的高官们大多还不到20岁，年纪轻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是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甘肃省长刘伟平，当年都只有15岁。“大”一点的有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青海省长骆惠宁——他们插队当农民时，都是16岁。
　　20多岁才上大学的“工、农、兵”
　　与知青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工农兵大学生也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由于当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来源为工、农、兵，因此得名。
　　研析目前地方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有工农兵学员经历者，多达30人，有的此前是农民或知青，有的则是工人或军人，体现着“工、农、兵”的特色。重庆市长黄奇帆16岁至22岁在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当工人，1974年被推荐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了3年。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16岁时参军，当兵6年，22岁时又到北京化工厂当工人，23岁时上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23岁时到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此前，他曾当兵4年多，还当过一年多的农民。
　　在学校停课、高考中断的当时，能上大学，实属不易。目前省(市)正职官员中，成为工农兵学员时年龄最大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1972年，张德江进入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时，已26岁。1973年，26岁的梁绮萍进入福州大学化工系学习。
　　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经历一般为两年半到三年，也有短短一年的：浙江省长夏宝龙1975年至1976年在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进修了1年。强卫1976年在山东大学进修9个月。
　　5个省(市)的省级正职官员全都是知青
　　从目前公开的省级正职官员履历来看，仅有上海、河北、内蒙古、海南、贵州这5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正职官员没有知青经历。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知青官员”。
　　其中，有5个省(市)的三或四名省级正职官员全部都曾是知青或工农兵大学生：重庆的张德江、陈存根、黄奇帆、邢元敏，辽宁的王珉、陈政高、岳福洪，湖北的李鸿忠、王国生、杨松，陕西的赵乐际、赵正永、马中平，甘肃的王三运、刘伟平、冯健身——这些“知青官员”都是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一把手。
　　现任省级正职“知青官员”之最
　　在31个省、市、自治区现任四大班子100名省级正职官员中，曾有过下乡插队的知青经历，以及有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者，多达46人。在这46人的上述经历中，可研析出当年插队最早、年龄最小等“之最”。
　　在野外做饭的知青资料照片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让这些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底层，对社会基层的世情民情有着切身的体会。曾经的苦难和生活经验，影响着“知青一代”的认知。当年不寻常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们独特的风格，对底层民情把握较准确，与基层民众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上的情感联系。因此，“知青官员”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令人格外关注。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小崔会客”栏目邀请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做客。刚一落座，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拿出一副手套和一个扳手，要“考考”赵正永。赵正永戴上手套，抓过扳手，先是滑动钳口，接着咬住小崔用手指比画成的“螺帽”，继而拧转起来，动作颇为娴熟。
　　“我最初参加工作时，是铆工、钣金工，经常接触扳手。”赵正永呵呵笑着，没被崔永元难倒。小崔问：“现在还能经常想起基层工作吗?”赵正永说：“尽管那是很早以前了，但还是记得。我经常介绍我的情况时，都说我是工人出身，也到过农村，插过队，当过农民。”
　　1968年11月，17岁的知青赵正永到安徽省宣城地区水阳公社插队，当了整整两年农民。后来，又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部机动车间做了几年工人。1974年10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学习。
　　赵正永的这段经历，几乎是目前许多省级官员履历的“标准范式”：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当农民;做过工人，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当年的切身体验
　　如今的熟知基层
　　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经历，是这一代人的标签。从城市到农村，从知青到农民，再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岁月中摸爬滚打，最终，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精英。而在政治上，“知青一代”也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对一名当年的知青说过的一句话感触颇深。这名知青说，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钱理群为此评论说，这两个“才知道”，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都非同小可，意义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才知道”是“知青一代”从城市到农村、到基层，从未知到熟知的开始。因为有了在底层的特殊经历，知青这一代人会对基层有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容易与底层社会和民众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之熟知国情民意。
　　来源于生活锤炼的
　　人文情怀
　　作家王小波当年也是知青。他把经历化解成幽默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
　　在他看来，“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年他从北京到云南农场挖坑时，想“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年轻人没吃过苦，也当不了作家”。他因此似乎在揶揄自己，“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虽说作家贾平凹不是知青，但他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的农村生活到20岁，1972年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西北大学。在小说《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记述了当年去上大学时的情景：
　　“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这两名作家的话，有趣，耐读，有着深厚的人文色彩。其实文学作品中对“知青一代”的反思要更早些，因此成就了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现象。
　　但如同王小波、贾平凹的描述一样，这种悲剧色彩的际遇，被底层生活锤炼出浓郁的人文情怀，这或许是这一代人在触摸底层、感知社会的同时伴随而生的。有着高中、初中，甚至所谓高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
　　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钱理群说，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怀疑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钱理群判断，走上历史舞台的“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化【专家简介】张化，山西忻州人，1952年5月出生。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
　　自1985年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党史基本着作的写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统改组成员之一。
　　党史专家张化也曾是一名知青。16岁那年，她从南京市下乡，到苏南农村插队，当了一年农民。张化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一代人，不少已经退休，有些还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3月下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张化研究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知青上山下乡
　　最初与解决城镇就业有关
　　华商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现在该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张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跨越了20多个年头。这一事件在各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出现，最初是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又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这样，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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