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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同行

１９６６年７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天津招收军垦战士。这一切，打破了我们这个家庭平静的生活。我们姐妹三人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决心到边疆去，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三个人一商量没有告诉父母就相继报了名。

当我们正式向父母说明情况时，没有料到一向尊重子女意见的父母异常激动，他们无法接受我们姐妹三人一同离家的事实。

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父亲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正接受“莫须有”的审查，思想极度苦闷，我们三姐妹支边一事的提出，使本来已陷入困境的父母雪上加霜，父母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了。我们姐儿仨是父母的依靠，都要去新疆，从感情上讲，犹如掏了她们的心窝子，让父母亲在情与理中经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我们做女儿万万没有料到的，也决然不是我们的初衷。

对于子女的选择，父亲一直持积极的态度，理智地对待。哥哥也在忙着协调家里的关系。记得一天早上，在熟睡中的我们被一阵低沉的交谈声惊醒：“孩子们既然决定了，我们阻拦也无济于事，况且她们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应支持她们。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多大出息了，就让孩子们出去闯闯吧……”这是老爸和老娘说话的声音。“我只是不放心，几个女孩子，一走就是几年。新疆也太远了，走一个心痛，走两个心疼，走三个……把心都掏走了，这个家真的空了呀！……”他们说得真真切切，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这是老娘的肺腑之言呀。他们的交谈持续很久，我们屏住呼吸，没人吱声，只是默默地流泪，泪水浸透了枕巾和衣衫……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家中不再谈论“同意”或“不同意”了。老娘以她特有的倔强支撑着自己，张罗为我们准备西行的行装。８月４日我们临行前一天，老娘特意为我们三人做了各自喜欢吃的几样家乡饭。那一天，为我们送行的人们络绎不绝，送走最后的客人已经午夜时分了。辛苦一天的老娘丝毫没有倦意，她又忙着为我们准备路上吃的，蒸了油盐卷、豆包，炸了一罐炸酱，炒了一瓶肉丝榨菜……好像要把三年的吃喝统统给我们带上。那天老娘彻夜未眠，我们多么想劝劝老娘休息，但是谁也没有这样做。我们都深深地懂得，老娘要把所有的爱，所有的眷恋之情，毫无保留地献给她将西行的三个女儿。多年以后每次回家探亲，临行前的一夜，老娘都是用这种方式为我们送行的。

老爸用其擅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了长谈：“……孩子们，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出息，都已老朽。你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爸爸相信你们选择的路是正确的，相信你们会有出息的。我和你娘都支持你们的行动……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你们要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来……”爸爸的嘱托，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爸爸的希望，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我们三姐妹到新疆以后，家中真的空了半边天，好长一段时间老娘无法适应。每天下班后，她常常不回家，孤独一人在外面遛弯儿排解思念子女的惆怅，有时到支边青年子女家串门，寻找共同语言……

１９６６年７月至８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东北角街和南开区先后召开欢送大会，请老娘发言。那段日子，对于老娘来说，是最艰难的。她有许多难以割舍的苦痛，又识字不多，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真的难为她老人家了。然而，为表示对子女的支持，为了激励千千万万个母亲，爸爸为老娘写发言稿，在老爸的支持和鼓励下，她一次一次地战胜自我，走上讲台；一次一次地大会发言，征服了观众；一次一次地赢得掌声、受到了赞誉。这就是老娘为支援边疆建设所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１９６６年底，部分支边青年返城回津，种种谣传纷纷而至。在这种情况下，老爹老娘表现出极大的冷静。他们一方面向经常来往的支边青年家长宣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更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划派哥哥去新疆看望我们，实地了解情况，以解除人们的忧虑。

１９７９年大批支边青年返城，父母多么希望我们中有人也能回津落户呀。然而，按当时文件精神，我们姐妹三人都不符合回津条件。父母没有托任何关系，找任何组织，无怨无悔。在给我们的家信中，还是鼓励我们姐妹仨安心在边疆工作。

我们在新疆工作几十年，家里喜事、捷报频频传到西北边塞。然而，家里对我们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

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我们的外祖母、祖母相继去世，父母考虑到我们与姥姥、奶奶的自幼感情，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情绪，一直瞒着我们。１９９２年，老母病重，老人在弥留之际，深深地牵挂着远在边塞的大女儿振环，常常叨念着大姐振环的名字。但是，从老人口中始终没有说出让大女儿回津这句话。直至老人离去，远在西北边疆的大姐，也未能见到老娘最后一面，这给大姐和家人留下终身的遗憾。

(作者 姜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