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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艰苦哪安家

——记北京、天津知青到农六师师部情况

   1965年九9月中旬，我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宣教科任助理员，负责学校工作， 同时也兼管些宣传教育的事情。

   一天，科长杨济西从政治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布置“迎接北京、天津支边青年”的任务。

   1964年，正是全国大力宣传“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时候。“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我这个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新战士，最听党的话，一宣布被分配到新疆兵团，我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来到了农六师。

   当听到北京老乡要来了，心情异常激动，“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顿有消失之意。我相信，这批北京知青，也一定跟我一样，“打起背包就出发” 来到农六师的。杨济西科长看到我心情异样，就说：“小马，你是北京人，给孙志杰副政委写篇欢迎词，要写得热情些，把咱农六师光荣传统及成就多写写。小王（王志信）、小孙（孙宗礼）你俩负责横幅及标语。小邓，你要照好像，多照些，留作资料。全科人员，这几天都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一定要把迎接知青的工作做好，要热情隆重，这事关系到咱们师发展的问题”。当时就组成以杨科长为首的政教组，我们都属于这全组。临散会时，杨科长又说：“你们几个年青人，要多接触他们，年青人对年青人好做工作。”会后，人们各自分头积极操作。

  回到宿舍后，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这篇文章如何写呢。陈万里说：你热情的话多说，希望的话多写，别的略写就行了。想了一下午，我心里有了底，夜里开始动笔。开篇就是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一写就有千字，接着转入中篇光荣传统及成就。这时，我想起，来农六师没几天的时候，在八一俱乐部的毛主席批准部队转业搞生产的“指示”前，老红军贺清德副参谋长见到我说：“你哪科的，没见过你……”。我拘谨地一一作了回答。他听了很高兴地说：“北京娃子，你来的好”。随即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说起农六师的光荣史。他说，咱师是跟着贺龙在洪泽湖地区起家的，最后发展到十七师。接着，他又指着毛主席“指示”说，五三年，咱们师就是按着这个指示搞建设的。现在已有二十三个团场，人口近十万。在新疆从东线到西线一大串，好大哟，你来的真是时候，以后还会大发展的。想起老红军如此寄希望于年青人，笔头随之按他说的意思写下去，谁知越写越平淡，实例也不多，篇幅也长不了，最后文字枯竭了，只好转入结尾。最后部分倒写的堂而皇之。

  欢迎词送到孙副政委处，他看了一会儿说：“前半部写的有感情……行了，回去吧。”在欢迎北京、天津知青的大会上，我专注地听了副政委的欢迎词，他照稿念了前半部，知青掌声不断，接着他把稿子往旁边一放，详细生动地讲起我师光荣史及十余年来取得的成就，从第二次革命战争讲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讲到进军新疆。又把现在农六师的状况从西线到东线，从机关到连队，各级各业的英雄人物，艰苦创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活灵活现地传入知青心里，掌声一浪接一浪，激动得恨不得立马到艰苦的地方发挥热量。（后来我看到农六师编的“红花开遍天山下”一书才有所悟）孙副政委的讲话是对知青说的，也是对我说的。激励着他们，也激励了我，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写东西光有理论、有热情不行，还得深入实际，了解基层，体会职工的心理，才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

  北京、天津知识青年来到农六师师部后，部分住在八一俱乐部后楼，因科长有指示，要同他们多接触。再者同乡来了，我自然常去看望他们，也打听打听北京的事情，他们也频频让我述说农六师的情况，老乡见老乡，有说不完的情，道不完的话。

  这期间，我看到一个梳着短小辨，红扑扑、圆圆脸的姑娘，她也直直地看着我。“这学生怎么这么眼熟，在哪儿见过，”脑子飞速地转着，一年又一年，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搜索着她的信息，终归因头脑太笨，想不起她的情况，就央央地离开，走下了后楼。当我要回宣教科时，几个女学生唧唧喳喳地飞快地追跑下楼，我听到“快、快”的声音后一回头，见到那圆脸庞的学生问我：“您是马老师？”我说：“我姓马，没当过老师。”“不，您在北京当过老师吗？”“当过。”“我是付婉九。”我猛然惊醒过来，“对了，她是我在北京某中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就是付婉九，没错！”。我高叫“付婉九”。她扑上前，拉着我的胳膊使劲地摇，嘴里连声喊着：“马老师！马老师！”同时，她高兴地向其他伙伴说：“这是我的马老师！”其他知青也跟着叫起了马老师。随后，我将他们带到办公室，自此就结识了王曼纯、王康德、毛华之等一批北京知青，同时也认识了康满忠、李世秘等一批天津知青。从此以后，无论北京知青还是天津知青，见到我，都叫马老师，我的真名知道  的人就很少了。

   知青来到农六师的第二天，宣教科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以示欢迎。师文工团高水准地演出了“洗衣歌”等歌舞节目。知青也临时编排几个节目上演。其中，以王康德为首的七人朗颂了“做接班人”的长诗。很有感情，见他们眼望远处，手指前方，长思遐想，悠扬顿挫地述说着，深受首长及老职工们的好评，“六师的接班人就是他们”这是当时师部机关很多人都说过的话。

  为了较科学地分配学生，劳动工资科的同志们，利用学生帮助工作之机，变相地搞了次智力测验。即让学生帮助裁纸，订记录本。裁完之后，工作人员问他们共裁了多少张？许多同学就一张一张地数起来，而付婉九却是计算几折后，马上报出共裁多少纸，显出了她的机敏、聪明，我心里高兴，暗告工资科同志，建议将她分配到工业去。

   记得，在露天电影院，劳动工资科同志宣布分配名单，付婉九被分配到奇台拖修厂。其他和我临时熟悉的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奇台附近的共青团农场，她们纷纷来问我，共青团农场怎么样？我说：“那里的团政委是个团级模范干部，他会很关心你们的。再说那个团白面多、油多、肉多，你们十几岁孩子去了，至少不会挨饿的”。

   当时，知青都愿意到艰苦的农牧场去，记得九位天津知青被分配到北塔山牧场，知青们纷纷站起来向他们鼓掌，气氛热烈，祝贺他们如愿以偿——去了艰苦地方。其中有部分人也要求到北塔山牧场去，令人十分感动。“哪里艰苦哪安家”就是知青们的愿望。之后，十五六岁的北京知青，十七八岁的天津知青，乘着师汽车队的车或团场的车，愉快地奔向了他们向往的地方，去实现她们的梦想。

   至此，我们宣传教育组，也就完成了这次迎接“北京、天津知青”的任务，祝知青们一路走好，一生平安。

                    马贵荣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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