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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这四十年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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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这四十年  发帖心情 Post By:2011/2/1 16:36:00 [只看该作者]

   前      言

    

《我这四十年》[长篇纪实小说]内容简介:

往事如烟,岁月蹉跎,再回首,微笑着,流着眼泪吻遍所有透明的泪水和跳动的文字。

“我”是江苏省姜堰巿人,生于1943年,1962年中专校毕业,回乡待业,曾先后在粮站、供销社工作以及参加县青年业余文工团活动,最终响应号召被分配去了新疆。在疆生活、战斗了17年光景。在这里与上海知青摸、爬、滚、打;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干过蚕桑技术员、当过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磨难。1981年调贵州省某企业集团公司,后来当上公司老干部处副处长、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2004年退休,现定居在贵阳市乌当区。前后四十年时间,历尽艰辛;四十年风风雨雨,颇具传奇色彩。退休后,赋闲在家,便依据自己的经历,上网写下《我这四十年》文章。

《我这四十年》,时间上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一段中国历史的记载。其中,记录了轰轰烈烈的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数十万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客观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边疆一个农场的故事,记录了“粉碎四人帮”和一些重大事件;记录了西南大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企业发展特别是记录了作者本人四十年成长过程中的诸多情感动人、催人泪下的故事。从人物讲,下写了最基层的农场职工,上写到总书记领袖人物。有很多相当感人的真实故事,有很多珍贵的照片,表现了友情、亲情。文章感情丰富,文笔流畅,全书分上、下部及后记计一百章,共173000字。上部写新疆生活,下部写贵州生活。是一部纪实性小说。

年轻的时候期盼未来 年老了又要回忆过去

从《我的1962》到《我这四十年》:

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我会写下十七万多字的文章,正如去爬八达岭长城一样,开始我并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少级台阶,爬到半当中,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心脏都快要“蹦”出来,感觉整个人不行了,但最终还是忍耐着爬到了顶部。

  一开始,我只是喜欢,喜欢上网。退休了在家闲的无聊,就买一台电脑,开始上网玩游戏,打九球,慢慢就上了QQ,学会了在“空间”里写日志,又后来就上了博客,玩起了“现代”。所以,有些QQ友听说我已66岁,他们就怀疑是我报了假资料。 

  开始,我以自己的经历先写下了几篇短文:《我的1962》、《三张旧照片》
(2007年11月6---8日写成)等,写了十几篇。都是围绕我自己平凡的恋爱、婚姻及记述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艰辛生活。我发到《小说阅读网》、《文学博客》。当时,编辑要求报个笔名,我不假思索,报上了“车水”的笔名。

这里先说一下,关于“车水”。原在单位上班时,单位由宣传部主办了一份《振华报》的内部刊物。正好是大家练笔的好去处,我就经常给写些有关情况的动态新闻报道,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小小说之类, 后来为了工作方便,需取个笔名,当时就随意用本人的名字边旁,取:东水。可等报纸出来,一看,成了“车水”。当时没有考虑,说:也行,不是“车水马龙”吗?再说农村那种轱辘车水,不是一人或多人在上边踩踏,一步一步,很费劲的,那就“车水”吧,一步一步地来,多多出作品!!这一用,就十多年时间。  

  所以我的文章,有的是我真实姓名“陈泰”,有的就是用“车水”笔名,也用“三羊开泰”,以及陈泰083和chentai083。 

  不久,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建议说:“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 ,二来可以回忆过去;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这样,我就在《三张旧照片》基础上后续写了一篇《巴扎》(2007年12月20日写)。后来又觉不过瘾,就在《我的1962》后续写,因为《我的1962》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时是1964年10月,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告别故乡姜堰,去了大西北-------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

  刚开始就想写个《我这十年》。但写十年,我那些朋友、哥们的形象就一个个站立在了我的面前,那些活生生的动人的故事也显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不得不继续操练。就是春节、大年初一我都是在写。后来贵州遇到了五十年不遇的凝冻灾害,家中断水九日,电也有时要停,我仍然坚持在电脑旁,写呀、写呀,终于完成了《我这四十年》的写作。这当中经历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恐怕是没有人能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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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我的1962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专技校被砍、停办,毕业生回乡待分配。

1962年6月, 我怀揣毕业证书离开苏州蚕校,背着简易的行囊,坐公共汽车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江苏省苏北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现在的江苏省姜堰巿。 

  当初,就是因为家境贫困,想考个“中专”早些毕业出来挣钱,养活自己,为父母减轻负担。可现在划了个圈又回到起点,又张了一张血盆大口,回来啃父、母的那根老骨头。加之,还拖着“肺结核病”的病体。除日常三餐,还得购买治疗的药物和必要的营养,父母费尽心机,供养着我。(这时,我的大哥已于1956年支边去了内蒙包头钢铁厂白云铁矿,二哥在南京上大学,一个弟才刚虚8岁,在上小学)。 

  一天的早晨,父亲早早上班去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大口吐起鲜血,母亲急的不知所措,有好心人立即去店里叫回父亲。 

  父亲从橱柜里找出那多年不用的墨盒,研磨了浓浓一小杯墨汁,招呼我三两口喝下肚去,他让我躺下好好休息,父亲说: 

  “儿子,不要紧,有爸爸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好生养病,其他的你不用去想。” 

  自这天以后,每天早晨,妈妈都要烧一只水煮鸡蛋,为我补养身体。静躺了数日,待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又像一只无头苍蝇出去,有时帮派出所、居委会做点抄抄、写写的事,有时去县工人文化宫转转,有时就拿着“毕业证书”,跟一帮待分配的同学跑县劳动局等待安排。 

  也还是忙的很,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是县劳动局优先安排了一批待分配的学生,我也名列其中,被安排到白米粮站临时工;二是我的病情也似乎没那么严重了,一些病症也消失了......   

  我一下子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世界多么美好,生活充满希望。我又可以像一只小小鸟,在天空自由翱翔! 

  白米,位于姜堰东边不足二十里路,一个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的小镇。 

  我第一次坐轮船去白米粮站,报到安顿好后,一个人沿着镇上唯一的一条大街走着,看着。虽然建筑设施简陋,商品并不丰富,人们的穿着也很粗俗,但心情却十分舒畅。 

  粮站位于镇子的西边,门前一条大道,再前就是通扬河,河水慢慢流淌,船儿悠闲自在停泊在水边码头,一群鸭子在水上自由自在地游荡。粮站后边是一家集碾米、榨油、酿酒一身的粮食加工厂,称“白米米厂”。粮站与米厂有便门相通,粮站与米厂在一个锅台起伙,粮站与米厂不是同一行政领导,但同属一个党支部。 

  粮站有正、副站长各一人,开票、收款、司秤、检验、保管等大约八、九个人。收款和检验是两个老人,人们尊称他俩:王爹,刘爹。王爹像老夫子,干起工作慢条斯理,一点不慌张的样子,从不和别人吵架;刘爹则又魁又粗,每天早中晚都喝酒,一大碗饭一大碗酒,菜并不讲究,一碟花生米,一盘罗卜干,边喝酒边吃饭,从不变样;发起火来,亲爹妈都不认。 

  正站长姓周,部队转业的,一脸麻皮;副站长姓李,当地人,对人和蔼。 

  我的工作是门巿司秤,也就是人家来买米、买面、买油,付款开据后,我就凭票给人家秤米、秤面。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秤:秤和磅秤。杆秤检查准确度,磅秤则要将磅秤面板下的一个球拿起放到面板上,检查磅秤的四只脚是否支平。检查完后开始整理,然后等待顾客上门。 

  “上门要笑脸相迎,称秤要公平合理,不能粗暴待客。”这些都是昨天上岗前领导一再交待的。 

  上班没两天,一个名王吉永的年轻人被清退。说是他开票时贪污什么的,我听了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 

    那些年粮食定量供应,粮站工作也不是太忙,加之伙食可以,二角钱一份荤菜,几分钱一只素菜,没过几个月,我就长得又白又胖,上磅一秤:120斤!好家伙,人们见了都称我是“小胖子”了。 

  每月5号,是发薪的日子,每当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从18元的薪水中抽出5元,然后塞到一个信封里,从邮局寄给当时在上大学的我二哥, 为父母解了一点燃眉之急。 

  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当地农民交公粮的日子。车推船运,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也是刘爹最为忙碌的日子。他要对每个农民交的粮食进行检查:手一扔,两粒稻谷到了口中,只要轻轻一咬,刘爹就能报出水分75%或者是85%。抓一把摊放在手心,一看就知杂质是多少。每一送来的粮食都要经他的手,都要一一进行检查,还要亲自过磅,结算。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领导就让我去帮过磅、结算。那是不分早晚,只要农民送粮来,就得开仓验收。 

  第二忙,是农民们交了公粮,然后再购买“返销粮”,每家农户虽然不多,但这是他们的救命粮。一到这季节,也是起早贪黑,不分时间地为他们服务。而要命的事也就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那时的我已基本适应了自己的工作,也很满足目前的这种工作、生活环境。母亲曾亲自到粮站看我,在粮站住了一宿,回去后连连对人说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在不久前苏州蚕桑学校发来《通知》说让分配去新疆农二师,父母都不同意,我也没理会。 

  这次,正是农民购“返销粮”的时节,因为人太多、太杂、太忙,每天晚上和门巿对帐,我都少一、二张支付白面的发票和支付大米的“粮筹”。后来大家留心,终于发现是在忙的时候,有人趁我低头秤磅偷走了“粮筹”和发票,而第二天,第三天再来秤大米和白面时我又没有发觉,重新支付出去,最终盘结,当月亏空有近千斤粮食...... 

也就是这个关键时刻,某一天,我小学时至交黄明义,骑自行车从姜堰来到白米,用粮票购买了几十斤大米。中午我在后边米厂打了半斤酒,两人喝后,黄明义要回姜,见黄有点不胜酒力,我没有思考,也没给领导请假,推上粮站的公用自行车,又用热水瓶去米厂灌满酒,要送黄一程。来到公路上,突然发现米袋子有点漏,两人下来重新捆扎,不想那停在边上的车侧倒下去,热水瓶也“呯!”的一声爆炸了。一瓶酒横流满地,空气中迷漫开浓浓的酒香。这时我感觉特别懊丧,二话不说,骑上车,一口气将黄明义送到姜堰。待我再返回粮站,已是下午4点过,粮站挤满前来购粮的农民,粮库大门上的锁被砸开了,李副站长正在为农民们秤粮。见我回来,李副站长铁青着脸,让将库房的钥匙交了出来。第二天即宣布:我被辞退了。

儿时好友:前右为黄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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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决心去新疆 

  我沮丧地回到家中,母亲听完我的述说,伤心的哭了,两肩一耸一耸的,边哭边数落儿子这样的不争气.....   

    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落水狗,中午饭也没吃,就这样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走着、走着,最终又走进了位于坝口镇中心的县工人文化宫。 

  已是晚饭时分,以前的一个朋友程万宝拉着我到一小饭馆,煲了二两酒二人吃了一顿。程万宝说,在我去白米后不久,工人文化宫成立了“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现在已有男女青年三十多人,程万宝也在其中,他让我也去参加。 

  饭后,我又跟着万保去了工人文化宫,文化宫负责人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说: 

  “可以。” 

  这样,我就正式成为业余文工团的一员。主要是晚上的时间,去参加一些节目的排练。因到附近几个工厂,乡演出,反映好,文化宫又组织排练了扬剧《朝阳沟》等,黄明珠、李宝章、程万宝、卢文芳、黄素华、张和顺和我都担当了角色。当时在文工团我的年龄较别人大,也长的老气,就成了专演老年人的特型演员。那年春节,在文化宫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很多认识的人都朝我伸大拇指:

   “你行!”

    就在几十年后的2007年8月我带孙儿回乡祭祖,有认识的人还在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次文工团去乡下演出,在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台下一个角落,这时边上一个老农民,跟我要火(点烟),问:“你老今年六十几?”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除在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帮居委会忙,那时已开始“上山下乡”,居委会正在加紧摸底、动员。对那些可以动员下乡插队的人也在主动找其谈心。 

  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一个小组长,也分配有“谈心”的任务,放着自己身边在家待业的“我”,母亲在做他人工作的同时往往遭别人的白眼,所以,我回家就不免又被母亲数落。听多了我就感到心烦,经居委会主任同意,我就住到居委会的一间办公房里。 

  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有朋友帮出主意。因我从小喜欢画画,也曾专门自学修炼“像片放大”,初有成效。朋友帮挂起“人像艺术放大”的牌匾,我又翻出家中以前画下的王丹凤、赵丹、王晓棠等明星照和碳粉、画笔,在这居委会的房子里,想大显一番身手。然而,不到两天,居委会主任找我,说是镇上一位领导发话不让搞,与“上山下乡”大方向不一致! 

  走投无路,难道说也只能走“上山下乡”的路,但居委会主任从来也没给我提起“上”、“下”一个字,我究竟该怎么办?而每当回到那“家”中,见到母亲因为生活煎熬而微微驼背的身躯,我的心也在受着煎熬...... 

  一次由居委会组织的到附近“公社”抗旱的活动后,我悄然地没跟大家回来,一个人就在那田埂上坐着。 

  晚上,父母见我还没回家吃饭,打听了几个地方也没有,他们慌了,就找到居委会主任。主任一听也着了急,忙安排人四处去找,最后终于在一田埂上发现躺在那里的我。 

  回到家,母亲急的直哭,又在唠叨: 

  “你呀,你不能这样想不开,你还要不要这个家。管不管我和你爸......” 

  我只有低着头,不语。 

  时值秋日,一天中午,母亲手拿一张县劳动局的《通知》,让我去参加一次珠算考试。最终以86分被录用,分配到兴泰供销社参加棉花收购工作。 

  兴泰是个水乡,河道纵横交织,在这里出门必坐船,别是一番风光。 

  供销社主任蔡益吾是个文化人,对我的到来他很满意。领导分派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棉花收购,农民们用船送来,我就过磅,结算。 

  一块有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不到两天,棉花就堆得像雪山一样。因有原来在白米收粮的经验,算盘打的“噼里哗啦”,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一整天干下来,也是挺累人的。但我不叫苦,有时还参加守夜值班。蔡主任很满意。

  然而在兴泰供销社工作时间不久,就又接到苏州蚕桑学校《通知》让去学校报到、集中,分配去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工作。 

  经过这两年的磨难,这时的我已经铁了心:到新疆去!! 

  兴泰供销社蔡益吾主任没有挽留,他们为我祝福,专门派人用小船将我送到溱潼镇,我再坐轮船回到姜堰。 

这时是1964年10月,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告别故乡姜堰,去了大西北-----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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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赴 疆 

                              

(一起赴疆的蚕桑学校校友,1964年于阿克苏;第二排左一穿棉袄者是作者,第一排左一为兰万生)

  1964年9月间,待我从兴泰供销社回到姜堰,那些原一帮在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李宝章、程万宝,大多下到附近乡下插队落户了,过着头顶烈日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苦的岁月。 

  父母庆幸我又有了新的工作,感觉又有了奔头,就是新疆---地方远了点。

  母亲絮絮叨叨让我在外多加小心,早晚不要受凉,经常给家里写信,去几年就回家看看。

  他们早几天就为我准备好行装:新买了一个大藤条箱,新弹了两床棉絮,新做了二套衣服,新购了毛裤内衣鞋袜毛巾面盆等等。 

  我临去学校报到那日,父母都难过地没有送我去汽车站,他们只是站在家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身影,母亲在一边抹眼泪。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次分别:这一别就是十年之久...... 

  按照《通知》,我带着行李来到久别的苏州巿浒墅关镇,来到学校。这时的学校中专部已经关门,很多教室都荒废着,门窗破损,室内桌椅一片狼藉。 

  我们一共有70多人回校报到,大家两年多未见了,聚在一起谈起1962年离校后的五彩斑斓的生活,都显得异常高兴和激动。 

  在一间“会议室”,从新疆农一师来的两名召集人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姓严,一个姓高,让大家称呼他们:“严同志”、“高同志”。高同志年长些,大约有40岁,严同志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然后他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新疆兵团及农一师的基本情况,粗略知道农一师的前身是“南泥湾”模范三五九旅,他们“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同时给大家说明,为了发展新疆蚕桑事业,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下令召集我们这一批人去当蚕桑技术员,要求大家一定不要辜负老部长的期望...... 

  我们总体称为大队,他俩就是我们的带队,临时大队长。 

  然后,我们被分为若干小队,一切按部队军事化行动。一路上,各小队相互拉歌,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我那时年轻气盛,表现的相当活跃,就自然成了我们这一小队的“啦啦队”队长。 

  车到南京时,因火车车厢要依次轮渡过江,给大家放假半天,要求晚上必须准时回到集合点。 

  我利用这机会,去了南京大学找到我还在上学的二哥,跟他分别。他虽然学习较紧,但还是抽两个小时时间陪我去了中山陵,然后在那边吃了饭.晚上回到了集合地点。 

  后车到郑州,我们又下车换乘。大家被安排在一家饭店吃了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休息,到半夜二点又被叫起床,重新登上从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火车到达“大河沿”站,我们全部下车,指示要在这里休息,然后转坐汽车往南疆。 

  只见一望无际的沙砾和树立在上边的一顶顶帐篷。到处都是盖着蓬布的军用物资和忙碌着的搬运工人。据说,这里是通往南疆的特大转运站。 

  天气已经有些寒冷,我们被安排就地稍许休息后,一人分得一只面包,一套黄色的棉军装。大家迫不及待地套在了身上,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欢笑着、追逐着,散发着一股青春活力。 

  不一会,开来了三辆军绿色的卡车。在严同志、高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将被包递到车上,分四排排好,然后,人上车就面对面坐在被包上,依然是一路歌声向南疆开去。 

  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汽车在飞驶,不时迎面“呼”飞过一辆军车,车后飞起一片沙尘,我们坐在没有遮蔽的车上,满脸满身都是灰,简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一直要开到很晚,才到达一个叫做“二八台”兵站,大家才下车,上厕所,活动活动身体,抹去脸上的灰尘,吃上些简单的饭菜。在一间吊着一只像萤火虫电灯的房子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又上车继续前进。 

  三天后,车队载着我们到达阿克苏---农一师师部所在地。 

  我们被安排在师部招待所住下,师部首长和师蚕桑生产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专门来招待所看望大家.要求我们第一休息好,第二总结好,第三分配好。具体安排:一天休息,三天总结,最后就是分配。 

  第一天,大家洗澡洗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晚上,就三五成群地到阿克苏街上闲逛,吃羊肉串,吃酸奶,吃烤馕,反正看什么新鲜,什么以前没见过,就买来吃。女同学们都围绕在一些维吾尔族大妈的小摊边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挂件和装饰品。 

最后,通过总结,师蚕桑生产办公室高华主任宣布分配结果,我们70多人被分到一师所属各农场。我、兰万生、朱连保及董书光共四人被分在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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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有一首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你听过吗?歌词这样写道: 

坐上大卡车 / 戴上大红花 / 远方的年轻人 / 塔里木来安家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不敬你酥油茶 / 不敬你哈密瓜 / 敬你一杯雪山的水 / 盛满了知心的话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边疆安下家/天山把根扎/战斗的生活最幸福/革命青年志气大/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这首歌伴随着激昂的口号声,锣鼓声,汽车轰鸣声,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戍边的故事。

每当想起、哼起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为上海知青屯垦戍边的壮举而激动,为上海知青“斗天地、献青春”的精神而自豪。 

1963---1965年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新疆干革命”的号召,带着几分天真、几分悲壮、几分激情、几分希望,挥泪告别亲朋好友,踏上西去的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颠簸,他(她)们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沉寂的沙漠戈壁一下子有了生机,到处有上海知青的影子,到处有上海知青的欢声笑语。 

在农一师六团,从团部股、科各办公室到各营连排班、机耕连、值班连、畜牧连、工程连、卫生队、文工团,以及学校,除几个主要领导一些技术骨干,全部都成了上海知青的天下。在这里他(她)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吹号起床、跑操、就餐;.晚上,班会,吹号熄灯。全部是统一的。 

在这里,他(她)们得过好三关: 

一是劳动关:去那里主要任务是“屯垦”,就是与地斗,改造大自然。一句话,就是要在戈壁沙滩种粮食,平时的劳动就是平地、打埂,两天下来,手上打起血泡,肩头红肿。要碰到挖大渠,那就要吃住在工地,劳动量大得惊人。可这些大都巿来的小姑娘、大小伙没有叫苦叫累,个个生龙活虎,努力完成了各项生产、工作任务; 

二是生活关:主要指吃的方面。那时的主食是玉米,每餐都是一只玉米馒头,一碗青汤(大家戏称“玻璃汤”),一个月难得见一餐肉。不过这玉米馒头,还真是养人,只见一个个女生都“发”了起来。时间久了,她们一餐只吃半个或小半个,将多下玉米馒头切片晾晒干然后私下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再说“待遇”:知青一律是“供给制”,生活补贴“3、5、8”,即进疆的第一年补贴是每月3元,第二年始每月5元,第三年始每月8元。三年满后每月31元零八分。第二年每月35元5角2分;即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每月发,而是要等一年或两年才能发一次。 

三关是意志关:因为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天天、月月、年年都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劳动、劳动再劳动,对于从小生长在上海大都巿的这帮知青,他(她)们没有退缩,没有动摇,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很多人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碰到想家的时刻,都是唱着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就挺过来了。

他(她)们为边疆的建设贡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支撑起新疆的一片天地! 

这就是当年一代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创下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如今,虽然绝大部分当年的上海知青已经按政策返城,回到上海,但他们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她)们都引以自豪。

而我,每一次去上海都要与他(她)们聚会,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历史,畅谈当今社会变革,我们一起痛饮美酒,高声歌唱那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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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那时我们不懂恋爱 

                                     

  六团,离阿克苏只有35公里路程,我们到达后在团部休息一日。 

  我和其他二人被安排到一连实习,一连炊事班李班长专程赶着马车来团部接我们。 

  我们将行李放在马车上,沿着总干渠边的一条大道徒步而上。总干渠两边栽种的柳树树干都有大腿般粗,柳枝茂盛随风飘荡,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对我们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 

  李班长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进疆,一直在炊事班干,现在也抓些连队的杂事,但大家仍习惯地称呼他“李班长”。 

  一路上他用标准的河南话给我们介绍一些连队的分布情况。 

  大致知道:这总干渠是全团的供水命脉,总干渠两旁以团部为起点,往上去依次是畜牧连、加工连、值班连、三连、四连、二连、一连;而往下,就是工程连、七连、机修连、五连、六连、九连、八连。 

  这些连队中,就一连、二连和三连栽种有数百亩桑树;四连是林果连,有苹果、桃子、香梨、葡萄等;其他以种粮食作物为主。 

  团,营领导主要是老抗日,三五九旅的老八路。连队领导大多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的。 

  目前全团有近一半的是上海知青,他(她)们都是1963、1964年来的,分布在各个连队,以一连、二连、三连、值班连为主。其中担任排长,班长的都是上海知青,也有极个别的当上了连长或副连长。 

  一路听李班长介绍,不知不觉一拐弯,就到了一连。正是中午收工时间,只见大队身穿草绿军装的人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三五成群的漂亮女生,向一股股潮水般涌过来,先奔向各自宿舍,拿上饭碗,然后又涌向食堂。一派朝气蓬勃的气氛。 

  中午饭是一人一只包谷馒头,一份青炒莲花白。另一大盆飘浮着一点油花的青汤,不定量。大家排队领取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有的就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啃吃起来,有的就在菜碗里舀满汤,端着往宿舍走去,姑娘们仍是三五一群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着。 

  我们被安排跟二排蚕桑班劳动,等来年开春后再去四排实习育苗。蚕桑班共有12人,都是些19、20岁的姑娘,一个个长得身圆脸胖,红艳艳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班长沈雪芳,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要比其他姑娘年长一些,她热情、大方地跟我们握手,介绍班里每一位姑娘: 

  “这是副班长朱丽芳,”沈班长指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说,还没说完,站在一边的高挑姑娘自己大声纠正: 

  “朱丽芳同志!” 

  “呵,呵呵,是朱丽芳同志。”沈班长纠正,引起其他10名姑娘齐声哄笑起来。反而搞得我们三人有点不知所措。待她们全部介绍完,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由于我和兰万生是江苏人,一口苏北口音,又引起姑娘们哄堂大笑。 

  有大胆的,也学着用苏北话说: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技术员同志!”12个姑娘前仰后合,笑成一锅粥。 

  我们一起在桑田挖沟、灌水、施肥、剪枝,休息时在一起闲聊,有时也一起哼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我们新疆好地方》。晚上也到她们的宿舍参加学习和工作总结。后来,由于桑田没有活,我们就全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大部队一起在拖拉机翻耕过的地上打埂、平地、灌水;又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开开心心。不到半年,大家混熟了,无拘无束,像亲弟兄姐妹一样。 

  不想,有一天,其中有几个姑娘不理我们了,看见都远远地躲开,我们也莫明其妙,就主动去接近她们,反搞得她们几个面红耳赤,而其他的姑娘却在一边喊着我们和这几个姑娘的名字,大声哄笑。后来才慢慢搞清楚:是她们私下里将班里张秀群、束文秀两人和我跟兰万生二人拉郎配了。问题“穿邦”后,也闹得我们有好多天在班里不敢多讲话。 

真让人不理解,那时的脸皮为什么都那么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上海知青有明文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其二大概就是因为那时我们都还不懂得恋爱。你说,在一个年轻女姓占60%的单位里,在一个整天和她们一起劳动,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基本被女姓包围的环境中,我却为什么一直到1968年才真正与我现在的妻谈上恋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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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甫志高” 

                                           

  1965年3月下旬,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在阿拉尔“塔里木农垦大学”召开“全师蚕桑生产工作会议”,各团场蚕桑技术人员和分管领导参会,光蚕桑技术人员就有800多。对当时各方面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级领导对发展新疆蚕桑事业的坚强决心。 

  会议结束后,我们满怀信心,要把会议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立即行动,离开了曾一起战斗的蚕桑班姑娘们,离开连部,卷起铺盖搬到四排进行育苗实习,大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对于四排,我曾经在一篇《戈壁红柳》的文章中描述过她。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相对于一连连部强。这里有几排老房子。据说曾是国民党殘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也曾在这里种植大烟。 

  四排这边有四个班,总共约有40多人。排长、一个老技术员、还有几个专门管理总干渠闸门的老同志以及他们的妻,都是河南人。 

  另两个女生班,一个男生班,全部是上海知青。 

  四排长在老房子上边,为我们找了大约有七、八亩保墒好、基肥足的沙质地作为我们的苗圃地,又从女生班抽调6人协助我们育苗。 

  我们挖地,平整,精心将其分成若干小畦,然后,撒种,引水灌溉。 

  当时,我现在的老伴就在6人其中,但那时候的我们俩还都没有“触电”的感觉。 

  她,名叫邢蕴玉,家住上海虹口区,家中有姐妹弟兄九人,初中毕业后她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1964年6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任副班长。 

  她人勤快,任何工作都争着干;长得胖乎乎的,因她名字里有“蕴玉”两字,她们班里都管她叫“老油肉”(注:需用上海话讲)。 

  一次,我们在定苗,大家说笑的时候,我也跟她开玩笑,喊她“老油肉”,但因当时我还不会讲上海话,用苏北话讲,那就完全变了味,她一听马上变了脸,半天不开腔,过一会又突然对着我,喊了声: 

  “甫志高!” 

  大家在一边愣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当时我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慢慢知道,由于我戴副眼镜,当时人也长的瘦高,在她眼里,有点像长篇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 

  这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理我。有时我给安排工作,她虽然也完成了任务,但就是不跟我讲话。 

  后来,苗圃里没有活,我们就一起参加大部队行动,参加到大田劳动,平地、打埂,与那些男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不长时间,我们与排里所有的人都熟识了。晚上排长召集集体点名和学习时事政治后,大家就一起下棋、打牌、聊天。男生班的孙德强和我们成了铁哥们。 

  就在我们的桑苗长出在半尺高,我们与四排的知青刚交上朋友,这时来了一纸《通知》,要调我和兰万生二人参加“师蚕桑工作检查团”驻十四团工作。 

  这项工作是师蚕桑工作生产办公室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年初工作会议上提出,就是每个团场抽出两名技术人员,后互相交换驻团,进行督促检查,并每月将检查的情况上报师生产办。没想到这么快就实施了。 

  我和兰万生带上被褥,换洗衣物,将剩余的箱箱盆盆等物品寄放在孙德强他们宿舍,就坐汽车去了十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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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好像没感觉 

                                          

  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我们坐车到阿拉尔后在河边等着汽车轮渡过河。 

  那湍流汹涌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不时有一些在湍流中的树杈残草被卷翻到船边,然后又被急浪卷入水中向下游奔涌。几里之外就听到水流“哗!哗!”的轰响。 

  多么雄壮又多么危险。 

  记得刚到六团,一次一副团长及一警卫员在此渡河,他俩坐在吉普车上没下来,谁知车上船后没刹住,一下子冲进滚滚洪流。当时,副团长的那张遗相还是我给他画的。 

  过河后又在崎岖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下午三点过到达十四团团部。 

  团首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我们当成贵宾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休息,跟他们一起在专门为团首长安排膳食的小餐厅就餐,每月光伙食费就24元。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43.5元,每月光在伙食上的钱占去工资的一半,加之抽烟、零化,一个月就基本没钱了。 

  其实,根据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安排,是从各团场抽调人员,互相检查、督促,要求我们自带被褥,要与所到团场的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不许搞特殊化。但十四团领导的这种诚意,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下去!下到连队。十四团是个大团,光蚕桑技术员就有5、60人(其中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桑田单位多、分布范围广,也基本是以团部为中心,向东和向西两边排开。 

  首先我们发现在团部不远的育苗队,其蚕桑技术员李惠,正是我们的同学,跟我和兰万生年龄相仿,泰兴人,已在家乡结婚。人很热情、泼辣。我们就不时到她那里,有时她给我们打“客饭”,有时我们几个打“平伙”,包饺子;当然也有时与她一起到她们的桑园地参加劳动,跟她聊单位的蚕桑生产前景。 

  再,我和兰万生两人分工:一人负责跑一边,一个连、一个连地跑,这里待一天,那里待两天,每月25日回团部汇总,写出当月《情况报告》上报师蚕桑办公室。 

  跑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除团部和团部附近的单位,其他连队大部分是住在“地窝子”。 

  “地窝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埋在地下的房子。从远处就根本看不出。那天我到了二连,技术员缪永龙和他老婆王桂珍(是我们苏州蚕桑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次与我是一个火车皮来的,他们是泰兴县人,1962年回乡后他们结了婚)领着我去他们家,一路走去,就是看不到房子。在一条踏出的小路上,我对旁边从地下“长”出的“烟囱”产生好奇,走了上去,正感觉到一种弹簧似松软。缪永龙立即将我拉下来,说: 

  “下来,下来,底下是房子!” 

  我好奇怪,看过去,那一溜排全是这种长着“烟囱”的房子。 

  他领着我走到另一侧,一慢坡下拉开一个草帘,后边是一道门,打开门锁,进了他家。 

  拉开电灯,只见眼前一亮。在一间大约5、6平米的空间里,安放着一张大床,旁边立着几只箱子,门边是一堵火墙,后边是一小方桌,几张小凳,四周墙上贴满年画,虽然没有太多家具摆设,显得有些简陋,还算干净整洁。看得出女主人王桂珍的细腻和勤快。 

  中午就在食堂打了饭回到他家,烧了个菜汤大家一起吃。 

  下午上工,我跟随他俩一起到桑田察看,一群蚕桑班的姑娘立即围过来说长问短,也全是上海“阿拉”。 

以后,我就经常来二连,来缪永龙家,慢慢地我就称王桂珍为“王姐”。 

  我跟他们一起在桑田嫁接,施肥,一起在蚕房喂养“蚕宝宝”。晚上就挤睡在单身宿舍。 

  不久,我发现蚕桑班的有两个姑娘收工后,也常常来缪技术员家,坐着与我们有事没事的闲扯。 

  终于有一天,王姐悄悄地对我说: 

  “陈(在学校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有人看上你了。” 

  “啊,是真的?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嘴里说着,想起在来他们家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姓林的高挑个儿,有23、4岁,常常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看我,有一次,她也曾提起她们家在上海住南汇街上,她爸开了间小百货店,妈妈以前当过老师...... 

  我对王姐说: 

  “啊,王姐,我怎么好像没感觉。” 

  “没感觉可以培养嘛。”缪永龙也在一边说。 

  “我现在可是临时的,还要回我的六团噢!”我说。 

  “在哪还不一样,好了,可以带过去的。” 

   “呵,呵呵......” 

  我含糊其辞,没说话。 

  他俩也没再说什么。       

自此,那姑娘也就没再来缪永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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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小三子” 

                                 

  时间快到11月,气候有点渐渐冷下来。 

  一天,突然从六团传来一个坏消息:四排被盗!孙德强宿舍被盗!!我和兰万生寄放在其宿舍的箱子等物被盗!!! 

  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孙德强他们宿舍的几个人一起外出去值班连办事,当晚没有回来。下半夜约3点,从上边总干渠下来几个老乡,撬窗翻进宿舍,将里边的6、7个箱子一扫光。后来值夜的发现,一直追了好几公里,才在总干渠边的沙枣林带里发现了几个已被撬开的箱子和一地的杂乱物品...... 

  我们立即请假返回六团。 

  经查:我冬天穿的一套黄色棉军衣、裤,毛衣被盗;兰万生的情况较我要好些,损失不大。 

  但当时棉布是凭布票供应,而且一套棉衣裤的布票要好几年才能积起,再说当时天气已经明显冷下来,没办法,我只好打了报告,经团首长特批,才买到一套蓝色的的确凉棉衣、裤。 

  再回到十四团,立即遇到尴尬之事。 

  开始我也不清楚。 

  我穿着新买的蓝色棉衣裤,还感觉精神抖擞,可每到一个单位,总有不少人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我追问身边的同行,他们笑着告诉我:“是你这一身棉衣在作怪!” 

  我还是不明白。他接着说: 

  “在我们这,穿黑衣的一定是劳改犯,穿黄军装的是革命人,你这种穿蓝色衣服的是......”

  他不再说下去,我急切的: 

  “说呀,你到是快说呀!” 

  “我说了你可不生气。”

  “怪,我生什么气?” 

  “你这是小三子。”说着就自己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小三子?” 

  “就是劳改、劳教新生人员,称三类人员。他们只能穿蓝色的衣服。” 

  原来,在这里有不少劳改队。三连的边上就有一个,只见那些犯了罪的囚犯一律穿着黑衣.早上早早出去劳动,晚上晚晚回来,回来用盆子打上水就在外边冲洗,然后在伙房打饭,找个角落蹲下狼吞虎咽。 

  我这才闹明白,我被偷了,经特批化钱买了衣服,现在却成了“小三子”。 

  呵呵,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才不管那么多,照样穿着,照样走东窜西,履行着自己光荣的职责。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对我指手画脚了。 

  这年春节,我也没有回六团,就在十四团,我们原苏州蚕桑学校的一帮校友一起,一起到三营营部,过了个团聚的欢乐的节日。 

  三营长姓董,河北人,是个老八路,他很支持我们在他的地盘搞这次团聚,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好多买不来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出面才办回来的。 

  董营长的妻,山东人,要小董营长有18、9岁,她跟我们说起她跟董营长的婚事,好像有一肚子怨言而又充满幸福的感觉。原来,她们也是以招兵的名义入伍,当初说是文艺兵,后来到了部队,就让她们与这些“老头子”成亲,那时都是18、9岁的大姑娘,都不好意思,但“成亲”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有的人为此闹的被关了“禁闭”,到头来还是“成亲”。她说: 

  “你说,那时你不跟他是不行,那是强迫!真是便宜了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儿一个闺女。” 

  我们一帮人听了哈哈大笑。 

  营长在一边只是低着头,说: 

  “是呀,中国人信命,可我是共产党,又不信那一套。” 

  晚后,闲聊时,我给董营长说起我穿蓝色棉衣裤成“小三子”的事,他思索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是啊,我们绝对不能以衣帽取人,不然是要犯大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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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原来是她 

                                       

  1967年3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蚕桑工作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原来单位---六团。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起步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12条规定》:主要是,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们回到六团,我仍在一连,兰万生调二连。 

  刚到连队一看,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队从七团调来一位副连长,姓崔,也是上海知青;四排长一家调到连部;我的铁哥们孙德强、帖松云几个男生调到值班连;蕴玉她们班也调到连部这边,为四班,蕴玉仍是副班长。连队又进了一批1965年、1966年进疆的上海知青,有20多人。 

  那时,实际是“社教”刚刚结束,工作组刚撤点,大家都在说“社教”执行了正确的路线。 

  在一片赞美声中,为了活跃气氛,连队让我组织几个人排练些节目,大家高兴、高兴,也没说要成立什么“宣传队”。后消息一传出,大家争先恐后,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期间,蕴玉也积极报名,他甚至找到连长,软磨硬缠,说她从小就喜欢文艺,都差点被一越剧团选去当了演员。后来没办法,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审查的办法,抽了有20来人,就成立了宣传小分队,经推举,蕴玉当选为小队长。 

  这时的蕴玉,不再像在四排那样时时处处躲避着我,有时我给她讲话,她也还是低着头认真地听,只是说话很少。 

  我也就发挥了我原来在县文工团的“能耐”,舞胳膊踢腿地并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一起编排了一些歌舞节目,有表演唱《逛新城》、《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对口词《夸夸社教工作队》,小快板《我们的周队长》和舞蹈《采茶姑娘》、《边疆的泉水》等,不少节目就是歌颂社教工作队的。 

  先在连队演出,后来团部政治部来指示让我们到各连队巡回演出。 

  我就带着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晚上演出。 

  虽然没有音响,没有乐队,就凭一人一张嘴,每到一个连队还真是台上台下乐成一片,大家齐声称赞,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演出中,我台前幕后,忙的“头头转”,所好,蕴玉帮了不少忙,她除了参加一些演出,也是上上下下,什么事她都要过问。给我留下较好印象。 

  可不久就180度大转弯,又说工作组是执行的“左倾”路线。一批人叫喊着要将工作队揪回来。 

  这就开始在连队形成了两派。 

  一连的房象一座长方形的大四合院,中心种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房屋四周种植着沙枣树和一些果树。“涝巴”边围成一圈垂柳。 

  我回来后,领导安排我住到连会计蔡文绍的房间。蔡也是上海人,在上海某财会中专校毕业也是没有分配工作,后随上海知青一同赴疆。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固守的那种,肚里有话不轻易表述出来,一般人还不好与之交往。而我正好与之相反,直性子,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东西。所以以后,在两派问题上就受了他的左右。这当然是后话。 

  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前面的窗,一天、两天我没有注意,就是我们住房对面女生宿舍,一扇对着我们房间的窗户也总是几乎在同时打开,而且有个人影总在窗户后晃动。 

  终于有一天,我在窗户后发现那是蕴玉她们的房间,她的床铺就安在窗户的下边。这时她正趴在那窗户上两眼朝我们这边注视地看着。 

  后来,我又发现多次。那专注的目光像是一道电波。终于有一天,我俩的目光对视上,那发出电波的,原来是她! 

  再一点,我和蔡文绍房子的隔壁就是原四排长家,他们家的闺女有6岁左右。我发现一段时间,蕴玉与她们班的一个叫杨月芳的小姑娘经常有事没事的朝排长家走,有时就拿些上海的糖果给排长小闺女吃,斗着她玩。 

    有一天,吃晚饭后,我一个人也坐到宿舍门口休息。四排长的妻子走了过来,她姓张,我们都称她“张嫂”,四排时大家就比较熟识,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 

  她说: 

  “我说呀,你们做男人的,是不是都有的点大丈夫派头?” 

  “没有呀......”我不知她是指什么,只好含糊其辞。 

  “还没有,人家姑娘都快追到门下,你还不能主动点。” 

  “嗳,什么呀?张嫂。你倒是说清楚的嘛。” 

  她哈哈地笑起来: 

  “你也真是,这事还要我给你点拨清楚。”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才想起,我确实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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