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 运动中的新疆兵团

  民主诉苦运动

  1950年1月起，在起义部队中普遍进行两个党（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军队（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对比教育，并组织部队观看《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穷人恨》等戏剧，联系实际进行座谈，忆苦诉苦。在此基础上，发动士兵，团结爱国军官，召开诉苦大会，对旧社会、旧制度、旧军队进行全面控诉。据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统计，有790名士兵的家庭被逼死人命，1306名士兵遭到地主恶霸的拷打。据骑八师二十四团统计，被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虐待致死的士兵有51人，其中活埋49人。通过诉苦运动，激发了广大士兵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不少人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坚决跟共产党走”，不少人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报仇雪恨，坚决革命到底！”在民族诉苦的基础上，相继开展了“吐脏水，放包袱”运动，要求起义军官彻底与反动思想和反动组织决裂，经过检举坦白，揭发出一批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和封建帮会头子，纯洁了部队，为起义部队的彻底改造奠定了基础。（待续）

  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疆解放初期，乌斯满匪帮四处窜扰，潜伏在起义部队中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大肆造谣破坏，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扬言要“东山再起”、“起义再起义。”1951年2月29日王震代司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重要讲话，要求在驻疆部队中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的开展，清洗和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提高了部队的革命警惕性，纯洁了部队，推动了部队革命化建设。对起义人员，本着“既往不咎”政策，采取“现行问题从严，历史问题从宽”、“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以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原则，分别给予处理。真烦运动的深入开展，为起义部队的彻底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待续）

  “三反”运动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毒清洗干净”。1月14日，王震代司令员在新疆军区第一次生产代表大会上作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

  通过“三反”运动，查出和处理了一批贪污分子和一些有贪污问题的人。1952年4月，中央军委指示，起义部队的“三反”运动，重点在教育改造，保证以后不再重犯，而不再追赃法办。二十二兵团本着这一精神，进行全面复查甄别，计受刑事处分的有280人，受行政处分的485人。

  “三反”运动之后，又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行为为中心的“新三反”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了领导作风，增强了革命团结。  （待续）

  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兵团从1955年8月上旬起，陆续展开了群众性的肃反运动。全兵团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为98120人。运动中，查出反革命分子339人，变节分子6人，阶级异己分子74人，坏分子63人，政治骗子1人，逃亡地主2人，共计485人。另有5642人自动坦白交代了个人问题。运动中共写出检举揭发材料22076份。根据中共中央“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方针，逮捕判刑55人，劳动管制和收容教养50人，受行政处分98人，免予处分83人。对于不够捕判条件者，于1956年3月成立劳动教养队，先后集中审查128人。

  肃反斗争中，一些单位一度出现打击面过宽和简单急躁等偏差，错斗错捕了一些人。195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精神，兵团发出《关于肃反善后工作的指示》，对错斗错捕的人，进行了认真平凡工作。计错斗24人，错定反革命分子2人，错捕4人，为108人写了文字结论，为109人修改了结论。与此同时，对该定为反革命分子而未定的24人、该捕未捕的7人、该判未判的7人，依据政策规定，重新做了处理。

  1959年，根据自治区党委指示，兵团于1—4月开展第四次肃反斗争，主要对象是解决兵团内部新增人员中的问题。参加这次肃反运动的共计20余万人。在肃反斗争中，批准斗争2260人，批判236人，共计249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24%。经过斗争，逮捕251人，劳动教养358人，监管78人，行政处分75人，党纪处分3人。通过这次运动，基本上搞清了新增人员中的问题。  （待续）

  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5日，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开始整风。接着，兵团机关和直属单位先后召开各种不同形势座谈会，发动鸣放，征求意见。6月21日，兵团党委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整风。正当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之际，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业已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兵团、各师（处）同时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这场迅猛的斗争中，全兵团共划定右派分子190人，从上海、北京等地接受右派分子300名，收容自流人员中右派分子316名，共计806人。

  在反右派斗争中，兵团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扩大化倾向。事后，根据中央指示，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摘帽平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均予以了彻底平反。 （待续）

  反右倾斗争

  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九月扩大会议精神，为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1959年10月，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自此，反右倾斗争在兵团各师（处）、团场（厂）相继展开。至1960年2月底止，全兵团95%以上连队党员干部参加了这场斗争。全兵团共计受批判者432人，占参加干部人数4.14%，重点批判人数占2.2%，其中师（处）级干部13人，团职干部66人，营职干部96人。此次反右倾斗争，受“左”的思想影响，伤害了一部分同志，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了损害。 （待续）

  “三反”整风运动

  1960年冬至1961年春，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指示，在广大干部中开展以“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行为”为中心的“三反”整风运动。兵团的“三反”整风运动是和整党整团工作结合进行的，通过“三反”整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纠正了干部中的命令主义和军阀主义作风，制止了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改善了干群和党群关系，保证了生产工作的健康发展。

  兵团开展的反右倾和“三反”整风运动，受“左”的思想影响，均出现了扩大化倾向。1961年11月，兵团党委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大跃进”时期以来兵团、师（处）和团场（厂）受到各种处分的4682名干部进行甄别，并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1962年9月，对甄别工作又做了进一步安排，1958—1961年上半年，凡受到批判处理的干部、党员、工人、学生均在甄别之列。据1963年兵团党的监察委员会统计，共甄别12215人，其中党员2058人。 （待续）

  “五反”运动

  196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兵团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团以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1963年4月—1964年5月，全兵团共有385个团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师（处）以上机关进行了“前三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63301名干部“下楼洗澡”，占应“下楼洗澡”干部总数的98%；有56.5万名职工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82个团场、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后两反”（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共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2621人，占参加“后两反”职工总数的4.94%，合计金额817098元，其中千元者168人，万元者5人。（待续）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秋，兵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五反”运动同时进行。同年11月，对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重新部署。1964年秋至1965年春，兵团组织1000余人的社教工作总团，下属3个分团分别在农七师二十团、车排子二场和农八师二十三团进行点上社教。与此同时农牧团场进行面上社教，主要搞“前三反”和阶级教育，着重搞好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和职工“放包袱”，进而组织生产高潮。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社教运动在城市中进行3期，在农牧团场进行2期。点上社教受教育人数达413429人，占兵团总人数的32.3%。兵团的社教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社教运动在解决干部作风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在所谓“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和职工。  （待续）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5月19日，兵团党委召开电话会议。兵团党委第三书记裴周玉作报告，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兵团机关及各师（局）、院（校）负责人收听了动员报告。会议要求各单位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大揭露、大批判。从此，揭开了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月，兵团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7月，兵团党委在昆仑宾馆召开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并对照指示精神，座谈兵团17年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会上就某些人否定兵团成绩的错误言论开展批评。此会被丁盛等人诬陷为“黑会”，与会干部遭到迫害。8月，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进行调整，丁盛任组长。此后，兵团机关部分人员成立红卫兵组织，连日揪斗10多名干部，各垦区机关、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迅速掀起“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浪潮，查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牛鬼蛇神”的办公室及住宅，没收一切所谓“封、资、修”的书籍物品，同时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掀起“造反”高潮。各种名目的“造反团”、“战斗队”、“司令部”等群众组织，按观点异同（即所谓“打”与“保”），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成严重对立的两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