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命运多舛，跌宕起伏成了我人生的主旋律；我这人又是幸运的，每当我遭遇艰难时，总有真诚的双手搀扶着我，走过一道道难坎，奔向光明。我至今仍真心地感谢那些在我困难时期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怀的人们。特别是我的天津兄长们。

    文革中后期，我在芳草湖六场机关任宣传干事，其时，派性争斗还未消除，工作很难开展，还要看领导的脸色。而领导也是一天一个样，让你无所适从。这就难免和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产生一些矛盾。如果碰上大度的领导还好，而命运不济的我偏偏碰上了小肚鸡肠的上司，后果可想而知----我被撂一边儿了，莫名其妙地工作没了。工作没了，人脉也就差了，我感到了孤独寂寞。这时，六场的天津老乡们在天津大哥刘汉喜带领下，来到我的家，安慰我，鼓励我，不让我消沉。汉喜当时开车，常跑乌鲁木齐，就带我出去散散心。在老乡们的关怀下我顺利地度过了这一段不开心的日子。

    总场组织科也很重视我的情况，征求我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意见，我对机关工作全无兴趣，根据自己的情况，觉得当个教书匠还能凑合，便对上级组织谈了自己的想法。此时，身在芳草湖一场任党委书记的佟金来大哥知道此事后，立即和一场学校联系，很快促成此事。从此，我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身在机关工作过的我，心里明白，佟大哥这样做是背负着压力的。当时一个老乡观念的帽子就足够一些人对着他挥舞一阵子。我从心里感激他。

    天有不测风云，76年暑假，为了学生的一些事，不小心话赶话，和一位当时人称x包子的新上任的领导撞了几句，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啦。什么“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等等，一直到“邓小平干将”。大会小会批斗个不停，还特别强调一场的天津人一定要和我划清界限。高压之下，人们见了我跟躲瘟神一样，唯恐受了牵连。一些老乡也不敢和我说话。我惶恐之极，委屈之极，有时连死的心都有。这时一场的范少文大哥来到我的身边，述说着他对事件的看法，宽慰着我，支持鼓励着我。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亲情无价，乡情无价，我似乎在久囚的黑室中见到了一缕阳光，是那样的光亮，那样的温馨。这一场灾难伴随了我三年，范哥也陪伴了我三年。

    刘哥、佟哥、范哥三人，原来都在芳草湖总场修配厂工作，均是1964年6月14日第一批来疆的天津知青，而我是64年7月2日第二批赴疆的，有幸和他们相识、相交，成为朋友，实是人生一大幸事。他们三人，性格各异，背景不同，但天津人的正直、真诚、豪爽、侠义的性格特点显露无疑。急人所难，助人度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即使于己不利，也决不退缩，真可谓“两肋插刀”。谁不愿意结交这样的老乡朋友哪。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将铭记终身。三位老哥即奔70，佟哥已70有3，祝你们健康、幸福。                   【陈树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