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高阳县志里，记载着父亲的事迹。县志里写道：“……王寿臣熟悉新疆，关心新疆，热爱新疆，至今不肯离开新疆，决心继续为新疆的安全和发展献计出力，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父亲原名王群增，参军后改名王寿臣。他192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八果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读过书，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庄稼人。他4岁时死去了父亲，7岁时死去了祖父。当家里这两代顶梁柱去世后，地里的活没人干了，加上安葬他们欠下了债，从此家境没落，于是家庭就由原来的中农变成了贫农。
我父亲有兄弟姊妹五人，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和二姐均出嫁于乡里农户，三姐出嫁不久因病亡故。哥哥名王群贤，他在祖父去世时年方18岁，因家里缺劳力，19岁时就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抗日初期，王群贤在本村担任武委会主任，平时就在家里种自己的几亩地，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我祖母是一个勤劳简朴省吃俭用会过日子的农村妇女，我祖父去世时她已经40多岁。家里没有主要男劳力后，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人撑着，地里的活都是她和大儿子共同承担。直到50多岁她还在参加收割、打场、抬水等重劳动，夜晚或农闲就纺棉以贴补家用。祖母性格倔强，她从未进过财主家的门坎，家里有天大的困难她也从不乞求他们。
我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祖母对他十分宠爱，家里有好吃的总是让我父亲先吃，家里人穿破衣服，可是偶尔给我父亲还能做一件新衣服。这在当时，我父亲在家里的待遇已是十分优厚了。
1931年9月18日，在我父亲8岁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这时全国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中。高阳县在河北保定地区，离北京很近。“九·一八”事变以后，难民如潮，有许多流离失所的人路过八果庄村，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特别是许多儿童，饿得面黄肌瘦，这使我父亲小小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从这时起，他心里就深深打上了“日本鬼子可恨”的烙印。
1932年，虽然家里很穷，但我奶奶还是让我父亲上了学。到了学校以后，他经常能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前线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故事，还有日本人凶残对待中国人的各种暴行。他从9岁到14岁，每天都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所以，他从小就憎恨日本鬼子，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将他们赶出中国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卢沟桥守军开枪射击，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接着我的老家变成了日本沦陷区，我爸爸再也没有学校可上了。当时他中学还差一学期毕业，这在全家算是惟一的“知识分子”了。他那种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使他在家无法待下去。1938年2月，我爸爸还不满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整个华北，但由于兵力不足，他们只占领了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广大农村却来了八路军，我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可以经常听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的歌声，到处都可以看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我父亲在这种环境下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情，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参军的道路。
我父亲在1953年的自传中写道：
“我们冀中平原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到处组织民兵和自卫队，我受了抗日救亡宣传的感召，认识到只有抗日才有出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为此，我不顾母亲的阻挡，毅然参加了村自卫队，于1938年2月到区青救会工作，5月转入县游击队，因年小体弱，又有一点文化，就留在中队当通讯员。不久，即当通讯班长。于1939年5月入党后，给大队长当警卫员。
“我虽然不满16岁就入了党，但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要求学习的心很迫切，领导上也舍不得送我到战斗第一线去，于是在1939年下半年，就将我送到专区办的民族革命中学去学习。入学后，因日本鬼子的分割扫荡日益紧张，第二年4月学校就解散了。学员被分配到各县的新区去做开辟工作，任务是组织抗日的群众团体，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我被分配到定兴县任工作小组长，1941年又被调到县抗联任秘书，不久调到9分区地委任秘书。因冀中的对敌斗争日益残酷，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我当了地委书记吴立人(兼九分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的排级特务员。”
此后这四年里，我父亲所处的是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敌我斗争异常尖锐，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人居城镇我居乡村，敌居乡村我宿青纱帐，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拉锯形势，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寇嚣张气焰已达到顶点。敌人以封锁港口多，占领公路多，修筑碉堡多，发展汉奸多，出动烧杀多来巩固他的统治。妄图用“三光政策”将我根据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一网打尽，以便奴役中国人民。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使许多工作由公开转为秘密，由地面转到地道，由白天转到黑夜，就这样也还遭到敌人的袭击。有时我爸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就从地道转移到别的村庄。有时敌用铁壁合围，他们就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对付。为了粉碎敌人的大扫荡，我爸爸经常随部队夜行百余里，很多人都掉队失散了，我爸却跟着队伍没有走散。因为他年龄小，大家都很关心他，有的帮他扛枪，有的看他走不动就来扶他，使他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更加鼓舞了他的革命斗志。
有一次夜晚，在安平的公路上，我父亲随地委书记纵队政委吴立人等四人随主力部队行军，走到公路附近，被敌人夹击，四面受敌，他们四人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冲出了包围。黎明时进到离安国县城二里多的一个村子，进村后见到一个大院子，他们四人翻墙进入院内，因县城内就是敌人的据点，老乡不明他们的身份害怕得很，经他们解释后才留下他们吃了点饭。正要休息时，村内枪声响了，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搜查，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他们四人立即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烧掉，四支手枪都顶上了子弹，藏在一个偏僻不引入注意的草棚里，准备与敌人拼一死战。地委书记吴立人对他们三人讲：
“敌人要查不到这里是万幸，查到这里打死他几个后，能冲出就冲出，冲不出就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应镇静，不要怕，决不当俘虏。”
他们四人镇静地紧握自己手中的枪，等待着敌人的进犯。他们听到敌人进院后咔咔的皮鞋声，翻箱倒柜声，追赶鸡群的叫声。敌人正在到处搜查的时候，忽听到外面一声号令，日本鬼子便慌忙跑去集合出发了。他们听到村里清静了，便派了一个老乡去探信，果真敌人离开了村子。他们四人便带上草帽，扛着锄头，化装成农民走出村庄，踏入青纱帐后才脱险。两天以后他们便找到了部队。
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冀中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干部，上级将许多干部送到冀西学习。我父亲随游击队政委吴立人赴晋冀边区，入抗大附中学习。进校不久即西征入陕，路经摩天岭，沿着几尺深的冰雪行军，许多人手脚冻僵，有些体弱的就冻死在山上了。我父亲经过两个多月的爬山涉水，于1943年5月终于到达延安。这时，抗大附中与抗大七分校合并，我父亲便成为抗大七分校的学员。
此时正赶上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这时毛主席提出了“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在这种局势下，
抗大学员奉命开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大川，名叫豹子川。开始没有住房，只能露宿荒野，以后搭起了一些草棚。大家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便发起了开荒打窑洞，学校变成了一支生产大军。窑洞没有挖好之前，大家住在草棚里，天下雨衣服被淋得透湿，没有菜吃，就到地里挖野菜，长时间没有一滴油，小米饭也只能吃半饱，第二天还要担负繁重的劳动，天一亮就到山上去挖窑洞，或上山砍木料。由于缺乏营养，劳动过重，个个都面黄肌瘦，但大家还是积极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五个月的建设，半山上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平地上盖起了宽敞美丽的课堂，地里的各种蔬菜长得很茂盛，猪也喂大了，地里的麦子成熟了，生产建设任务完成了，吃的住的都有了。正准备学习时，延安来命令，要从抗大七分校调一批干部去学会计，以便将来从事经济工作。当时组织上认为我爸爸忠实可靠，适合做经济工作。1943年11月我父亲被调到延安后勤会计训练班学习了5个月的会计。
1944年4月，我父亲由会计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教二旅供给部任会计科员。当时，正赶上部队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他除了完成会计业务外，还积极参加开荒、挖窑洞、收割背粮等任务，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
1946年，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了和平条款，发动内战，进攻延安。我父亲留在洛川领导工人赶制服装。延安失守后，部队主力已转移，工厂就地转移。我父亲连夜领导工人将工厂全部机器和物资运往深山隐藏起来，留下少数人看守，自己带着大多数工人去打游击。因工人没有战斗经验，和主力部队又联系不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脱险，人员没有受到损失。当国民党军队撤出延安以后，他们回到原地搬运物资时，留守人员大都被敌人俘虏了，物资也损失了一大半。
我虽然没有扛过枪，打过仗，但我从心底里很敬慕彭德怀元帅、王震将军、罗元发将军。我读过闵长庆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战争》和他写的一篇专访《为了新中国，罗元发投身最后的战争》。啊!他可是西北战场的名将。金戈铁马，铸剑为犁，用燃烧的生命汁液书写着不朽的春秋。在父亲的存书中，我看到罗元发伯伯赠的两本书《战斗在大西北》和《罗元发回忆录》，在领略彭德怀、王震、罗元发将军戎马一生的辉煌时，我也了解到了父亲的战斗岁月。那时候，他只是罗元发伯伯麾下的一名干事，属于小字辈。我为父亲有这么一位好领导而自豪！
1948年2月，我父亲调到罗元发伯伯部下的六军十六师机关任营级干事。那是在宜瓦战役前夕，部队整编，六纵改为六军，罗元发任军长。教导旅改为十六师，吴忠先任师长、关盛志任政委。
宜瓦战役是我父亲解放战争参加的第一大战役。打完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彭老总决定外线作战，他选择了宜川——瓦子街，制订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决策，布下了天罗地网，要给胡宗南一点颜色看看。彭总命令我父亲所在的六军与三军负责围城，二军和四军负责打援。
那是1948年2月27日，十六师在吴忠先师长率领下先占领了宜川城外的郭家湾线。下午5时，一个猛冲打下了牛家埒，罗元发军长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不要太猛。
原来，刘戡的国民党二十九军还没进人“口袋”哩!直到当天半夜，刘戡才乖乖地进入我军十面埋伏的瓦子街。
当刘戡陷入灭顶之灾，拔枪自尽时，胡长官还发来电报“配合援军全歼共军，功在党国……”。总攻开始，父亲所在的十六师和友军把战旗插上了宜川城凤翅山。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宜瓦战役全歼国民党一个军、两个师、五个旅，击毙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师长严明以下3万余人。毛主席评论“宜川瓦子街大捷，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利，刘戡戡乱未戡身先死，徐宝保宝鸡未保丧命。
从此，西北战场从防御转入了进攻。一连串胜利之后，彭总迅速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围洛川，打宝鸡，端敌军后勤窝。这一次彭总犯了“先验论”错误，棋逢对手，对手裴昌会，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尽管他后来投奔我军，但当时他可摸透了彭老总的心计，来了个“你诱我入我不入，联络‘三马’断你后路。”这一战，我军失利了，这是西北战场常胜将军的惟一失利。
罗元发奉命率六军在麟游一线挡阻甘宁马家军。彭总原以为胡宗南和“三马”各守地盘，利益矛盾，不会联手，但裴昌会给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马”将军写了一封“唇亡齿寒”的信，把马家军打动了，三马联军出击，猛攻六军防线，裴昌会则突破了四军防线。
彭总见六军处境异常危险，下令撤退，但罗元发军长看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情景，如果六军一撤，马家军就会直扑野战军司令部。罗元发平生第一次抗令，请求坚持护卫野战军司令部撤退。天兵败西府，赴义慨而慷。三天三夜，父亲和他的领导、战友们在一个东西用300米，南北200米的屯子镇，挡住了十倍于己的敌军。51团政委常祥考牺牲了，17团政治处主任赵明月牺牲了，副政委王堤负伤了，师政委关盛志打伤了左肘……。父亲也作好了以身殉职的准备。
这时，接到了夜里突围的命令。晚10时许，部队按计划行功。大家依次用绳索吊到沟底，然后悄悄突围。我父亲和机关干部吕宝基、警卫员一起扶着受伤的关政委往下滑。只听得“咕咚”一声落到沟底，他们却找不到政委了，在漆黑里四处的摸索中，发现一口枯井：“二号，您在哪?”
“我在井里。”父亲连忙解下绑带，三个人一起终于把关政委拉了上来。就着黑暗，他们搀扶着关政委，终于走出了敌人包围圈，天亮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子。罗元发军长正在向彭总汇报。20多天没见面，仿佛来世再相逢，“都出来了吗?”彭总打破沉默。
“凡是能走的都出来了，只是重伤员，”罗元发哭了，“我对不起他们。”
“西府之失，责任在我。”彭总沉痛地说，“打了胜仗不骄傲，只能得60分；打了败仗不气馁，才能得100分。”
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听彭总作自我批评。我小时上学考试有时成绩好，有时成绩不理想。父亲总是说：“成绩考好了不骄傲只能得60分；成绩没考好不气馁，才能得100分。”我猜想，这就是他向彭总学来的。
西府战役之后，1948年冬，部队经过三评整党，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又一路凯歌，解放西安，决战兰州，进军新疆，向西北进军。我父亲随军转战大西北，进军新疆。当部队进到酒泉以后，十六师大批干部向起义部队抽调，从1949年9月起，我父亲便担任了十六师直属部队的总支书记，以后就随部队进入了新疆。
我没见过彭总，但我有幸见到了罗元发伯伯。那是2006年4月21日，我来到了北京阜成门西钓鱼台一幢将军楼见到我父亲的这位老领导。
罗元发伯伯虽然97岁高龄了，但身心健康，耳不聋，眼不花。他那可敬的白发、威严的剑眉、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语依然放射出一位南征北战老将军的风采。闵长庆说他有一首写给罗伯伯的诗：“功勋卓著不居功，名满天下非浮名，一身清正为人表，寿元无量夕阳红。”
从罗元发伯伯的笑谈中，我印证了他就是那种胸怀广阔，功归于人，善者称人，过者称己的高风亮节的贤者。最让我难忘的是他还有一个“好领导”，就是王阿姨。罗伯伯离休时，身体不大好，那是因为工作太忙，又饱经了战争年代风餐露宿的磨砺。离休后，一切听王阿姨安排，身体一天更比一天好，简直成了奇迹。看到他们的幸福晚年，想到我父亲，如果他有我妈“领导”，并且他也让她“领导”，也不会走得这么早啊!
罗元发伯伯讲了许多往事，他对父亲很器重，说起1985年回到新疆的事，老满城、和平渠、五家渠、猛进水库、梧桐窝子……他如数家珍。
我和罗元发伯伯合影时，我向罗老许诺，要为他筹办百岁大寿。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好，我请你们吃生日蛋糕!”
离别时，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2/12/9 21:28:00 [只看该作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