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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赤子人民公仆王寿臣写真

闵长庆

 

   鞠躬勤廉政,爱国如饥渴,俯首为公仆,横眉不低昂。他用毕生心血大写的一个人字,在他去世后化作了一面映照灵魂的明镜。诚实的人会在镜子前找到自身不足;虚伪者会自觉形秽,无地自容。                    ——采访题记


    2005年6月8日8时32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王寿臣走完他82岁非凡人生,离开了他在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大漠上开垦耕耘了56年的绿洲时,不带半根草去,却留下了

一大沓时下民众关注的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共产党员,人民公仆?什么是见利忘义,污吏贪官?什么是两袖清风真君子?什么是蛀虫败类伪小人?什么叫重于泰山高风亮节”什么叫轻如鸿毛

贱卖生命?

    五家渠市,这座王寿臣带着拓荒者们亲手营造的军垦新城沉浸在悲痛中!听到这个不幸消息的五家渠人哭了,他们相互通电话,奔走相诉哀思,一拨一拨来到他的住处:一间六十年代修建的平房前,希望能够再看到他们最为敬重的人一眼。但人去室空,遗体已经在乌鲁木齐殡仪馆了。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全都来了,最是那些自发赶来的机关干部、普通工人挤满了殡仪馆。因为家人拒收礼品,仅花圈就摆了362个,还有许多迟到者,难计其数。对一位老八路老军垦老革命,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而大众百姓则用真诚的心语为他铸造了一座口碑。我选取后者,以为见证——

    一个大胡子老人蹒跚着走进屋,跪在地上泣不成声:“怎么只有一张相片,我们盼着再看您一眼呀!”一个老干部瘸着腿,两公里路程走了一小时多,硬是不让孩子搀扶,他泪流满面:“我是在您的严格教导下进步的!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您那样‘训’我的人了!”79岁的退休老劳模王长娃,坐着辆三轮车来了,跪下磕了三个头:“老领导,下一辈子还当我的领导。”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一边摘下眼镜擦拭着泪水,一边失声痛哭:“您是一个真共产党员,站在您跟前,我才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一个看守了几十年俱乐部的退休职工“王电工”,磕头起身,又一眼看到了那把破藤椅:“前天,我和他‘吵’,叫他换一把,他就是不肯。”

    一位叫裴荷英的退休农工,家住在玛纳斯河下游的新湖农场。6月8日,忽然听到老领导走了,全家一夜未睡,用纸钱打造了一匹马,希望老领导骑着走得轻快些。天亮了,她带着侄儿王柏川,女儿王柏乔,租了一辆出租车,花了200多元,跑了几百里,赶到五家渠市,在遗像前磕了九个头,又搭车赶到乌鲁木齐殡仪馆,终于向老领导遗体告了别。

    一个离休18个年头,早巳不在其位,无职无势又无权的老人,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人的缅怀和思念呢?记者透过泪水看到了一杆“秤”,那是人心的秤,是一个大众百姓群体组合的秤,它可以秤得起万钧泰山,也可以量得准鸿毛的毫厘。


创业,接力军垦第一犁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礼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二、六军西出阳关,挺进新疆,1950年1月15日,六军十七师五0团把五星红旗插在了伊犁河畔。1月20日,二军健儿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帕米尔高原,旋即两军又平息了乌斯满叛乱。“火树银花不夜天,万方乐秦有于阗。”连伟大领袖也情不自禁。八月十日,新疆军区在乌鲁木齐市西大楼召开“群英会”,王震司令员把军区参谋长张希钦、六军军长罗元发和后勤部长甘祖昌、副部长郑云彪等召去商谈办农场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新疆地大人少,兵多了养不起,兵少了不够用。还得走南泥湾的路。”郑云彪自告奋勇请求去办农场。会后,王震带着甘祖昌、郑云彪、秦连贵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考察圈点,来到准噶尔盆地南缘一个叫梧桐窝子的荒滩上,但见一片草滩无人烟。王震欣喜地说:“这就是建场的好地方!”8月17日军区命令下达:任命郑云彪为场长。8月20日,秦连贵带着水力专家实地勘察;9月初,由400名战士、100名机关干部组成的军垦先遣队到达梧桐窝子。一切从零开始,战土们割下芦苇,搭起了窝棚,建起“家”。天是房,地是床,红柳苇子挡阳光,铺的草,盖的大棉袄,新房真正好。  开了荒,要播种,没有牛。三个人前面拉,一个人扶着犁,后面人跟着撒种子。军垦第一犁从这里拉起来了。“苦!苦吗?苦中有乐苦中有甜苦中也有味。”1952年3月15日,王震在八一农场命名大会上说:“把象征军威的光荣称号授予你们,希望你们为全疆军垦农场做出榜样……”

    1952年八一农场丰收了,7月21日,三十多辆汽车披着红花,运载着15万多公斤小麦、玉米送往军区,受到王震和机关于部、各族群众的热烈夹道欢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疆第一部军垦纪录片,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一百零八个日日夜夜”的长篇通讯。

    一犁拉开新世界,春风吹绿戈壁滩。天山南北军垦农场蓬勃兴起,1953年冬天组建农六师,郑云彪升任师长,刚从伊犁完成土地改革的王寿臣出任八一农场政委、党委书记,老红军李振海出任场长。像是一场接力赛,王李二人不敢丝毫松懈怠慢,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不搞虚套套。王寿臣抓政治工作从文化入手:“共产主义与愚昧无知是不相容的,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这就是他的“就职演说”。

    请听一个段子,是最好的纪实:“鸟儿叫,天刚亮,同志们,快起床,背着锄,扛着抢,学习本子带身上。放下子弹袋,架起抢,脱掉衣裳,把锄扬。叮当响,叮当响,人民战士开荒忙。休息教员把课讲,京剧秦腔跟着唱,你也笑来我也笑,今天的生字不能忘,今天的生字不能忘。”

    1958年,全国放卫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内地闹得热火潮天,王李二人还是实打实地干,因为身在军垦农场,没有人让他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年,八一农场被评为兵团先进农场,上交利润31万元。

    迟到的“三面红旗”终于在天山南北飘扬了。“大炼钢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必须热烈响应,经过研究,由参谋长李甲三带领一批干部、职工到大黄山炼铁。他们找铁矿,掏煤炭,挖地坑,食宿工地,日夜奋战。一炉一炉的“铁”(黑疙瘩)炼出来了。王寿臣上山察看了一阵,把李甲三拉到一边:“李参谋长,这炼的是铁吗?”李甲三摇摇头,皱着眉头不言传。王寿臣又说:“这叫劳民伤财。”李甲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对,我就想提个建议,不要再炼这废物了。”“怎么办?”“商量商量。”经过多方考虑,他们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利用当地煤炭资源,把“大炼钢铁”改为“大炼焦炭”了。第二年成立焦炭厂,产品红火极了,焦炭不但供应新疆,还远销内地。

    初秋的一天,王寿臣来到老龙河边的二队,场团委书记正在这里“放卫星”。她带着青年们在两亩地上深翻1.2公尺,施厩肥1万公斤,每亩播下冬麦种子200公斤。指标是:亩产小麦5万公斤。王寿臣听了她的汇报后说:“一亩地只有666平方米,若能产5万公斤小麦,每平方米就得产75公斤,比晒麦场还厚,这可能吗?为什么要号召青年们干办不到的事呢?”这位团委书记说,南方还有亩产13万斤的卫星田哩!王寿臣说我不信。团委书记说她是响应党的号召。王寿臣最后说:“我不强迫你们,等到明年再看结果吧!”谁知第二年开春,一场洪水把这块卫星田淹没了。虽然没到年底,但结果早在王寿臣预料中。但不曾料到的是,这结果后来叫他的战友李振海用十年蒙冤给证明了。

    不久,王寿臣到奇台任农六师东线管理处政委,李振海到西北党校学习。期间,这位老红军回故乡彬县一看:“大跃进胡毯整,牛都上树了。”他到处奔走述说,还给中央写信反映民意。李振海实话惹祸,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落到他的头上。兵团和六师赶快派人营救,硬是将他要了回来,到奇台任农六师东线管理处处长,老战友又一次成为新搭挡。但由于受大气候的影响,边疆也出现了许多盲目性,造成了经济形势的逆转。1960年,农六师播种面积80万亩,受旱40%,粮食单产只有51公斤。

    1961年5月的一天,赵予征和王寿臣奉命来到兵团司令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和兵团政委张仲瀚在办公室接待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

    “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决定调整六师领导班子,”王恩茂书记像谈家常一样说,“决定任命赵予征同志为师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王寿臣同志任党委副书记、师长。希望你们带领全师指战员度过难关,发展生产。六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你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张仲瀚政委语重心长地说,“兵团党委相信你们能在三年改变面貌,做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财源茂盛,兵强马壮。”

    赵予征和王寿臣都是延安抗大七分校的学生,在师职干部中,他们正值年富力强。困难时期,党把一副重担交给了他们,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他们只有接受的义务。是年,王寿臣38岁,赵予征长他两岁。受命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  当晚,二人驱车回到师部五家渠,首先向老师长郑云彪请教,然后登门拜访了德高望重的副师长姜胜和李振海。

    1924年参加革命的姜胜从来不计较个人地位高低。他本是正师级干部,1950年出任二十二兵团供给部长,转业整编时他到六师担任副师长;李振海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陕北担任过红军骑兵旅长。两位前辈仿佛看透了拜访者的心,他们乐呵呵地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一定当好助手。

    赵王并肩战斗,新一届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调整,提出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财源茂盛,兵强马壮”的奋进目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有两条发挥了根本作用,那就是尊重科学规律和共产党员表率作用。到1965年,农六师粮食总产7600万斤,翻了一番,棉花25.7万斤,牲畜20万头,工业产值2385万元,财务由亏损600万元到上交利润578万元,初步实现了张仲瀚政委为他们描绘的蓝图。

    1965年10月8日,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中央代表团团长贺龙元帅,来到农六师。贺老总是长征时期农六师前身七七一团的老领导,他的到来,使全师上下倍受鼓舞。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贺老总在王恩茂、赛福鼎、张仲瀚陪同下来到五家渠新城。老元帅身体魁梧,黑红宽阔的脸膛,闪烁着两道炯炯目光。上唇那浓黑的胡须,使他显得更加英姿威武。他参观了农场、工厂,视察了新城,游览了人工湖。在一口机井旁,他掬起一捧清泉连声叫:“好甜,好甜!”他从欢迎人群中,抱起一个哈萨克小巴郎和群众合影留念。

    离别的时候,贺老总高兴地说:“你们发扬了南泥湾精神,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为你们请功。”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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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横眉冷对不低头


    正当农六师上下齐心奋进,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至。开头,赵王二人并不在意,满以为喊一阵口号,按照百分比,抓几个“运动员”批批,过几年再给他们摘了帽子就是了。没曾想到,一夜之间,把他俩深为敬重的张仲瀚政委揪了出来,罪名是搞“独立王国”,罪大恶极,钦定“三反分子”,要坚决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接着,中央派来了新领导丁盛出任常务副司令员,主持兵团工作。这下,俩人都傻了眼,心中惶惶然不可终日。

    1967年开春,丁副司令员在南北疆调查研究,他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是赵予征、王寿臣和张仲瀚不是一个山头;二是王寿臣和赵予征有矛盾。他很高兴,自以为找到了可以打开“独立王国”的缺口,先找赵予征谈话:“我是党中央派来的,张仲瀚一定要打倒,望你支持我。”赵予征轻轻一笑说:“兵团17年来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革命路线,张政委有错误缺点,但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赵予征被作为张仲瀚的人,停职反省。接着,丁副司令员又找王寿臣谈话:“赵予征已经陷进去了,你过去对他的错误作过斗争,现在我要你站出来揭发张仲瀚、赵予征,农六师由你主持工作。”王寿臣也是轻轻一笑说:“一个师长,一个政委,农六师过去的工作是我和赵予征同志一起做的,如果有错误,就有我的一份,不能推给政委。”不久,王寿臣靠边站了。有道是“出卖灵魂我不干,宁可自己撞南墙。”接着,“打倒赵王姜贺”的口号漫天飞了。  革了一辈子命的赵王姜贺还真的没弄明白:命怎么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是伟大领袖号召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们只能选择执行。大批判从“狠批资反路线”开始,赵予征首当其冲。因为他抓政治,但听着批判者的豪言壮语,无限上纲,王寿臣又有些不理解了:执行党中央指示怎么错了呢,党中央是咱毛主席呀。谁知道有两个党中央、两条路线?但换个角度他想通了:就委屈一点吧,反正是执行,批判批判,以后不执行不就完了吗!他作了检查。

    谁知道这才是开始,大风暴还在后头呢!运动升级了。王寿臣、赵予征一起升为“走资派”,要打倒。主批队“红卫兵”让位给了“造反派”。万人批判大会一次接一次,先杀威风,再押着他们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游斗。这下王寿臣不服了:“我们从战斗到开荒,走的那门子资?……”还没容他申辩,第三顶大帽子扣下来了——“三反分子”。批判大会变成了批斗大会。王寿臣愤怒了:“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为党干了几十年,我为什么要反自己?会有这样的傻瓜吗?!”

    “让王寿臣低头认罪!”“我有错没罪,不能低头。”造反派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扬起来;再按下去,他再昂扬起来。“你为什么不低头?”还是那句话:“我有错没罪,不能低头。”革命口号声震天响,王寿臣还是站在批斗台上昂着头。于是,再升级加码,虽然“走资派”前头加了个“死不改悔”,但从此再不让低头了。造反派头儿说,王寿臣的脖子是直的,弯不下头,算了。

    中国进入六十年代,运动不断,接二连三,都是伟大领袖的伟大指示。作为政委,赵予征岂敢怠慢?!但是,说一千道一万,人人张口得吃饭。作为师长,又怎么能不抓生产?!哪个重要?哪个第一?谁说了算?连伟大领袖也自相矛盾着哩。直到他俩一块挨斗时,才猛然省悟:原来是这样!他俩白天挨批判,晚上进牛棚,又一起“并肩战斗”了。

    “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却被解散了。王寿臣和赵予征在牛棚劳动改造挖防空洞,这可是又脏又累的活儿。赵予征在战争中胳膊受过伤,举不起十字镐。王寿臣说,我挖你铲。吃饭了,一个白面馍,两块发糕。赵予征胃病很严重。王寿臣把馍馍给他吃,自己吃发糕:“我的胃好,你保护好身体,等着,别看他们今日跳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赵予征深情地说:“如果这场风雨过去,我们还是好搭挡。你还当师长,我还当政委。”

    在文化革命进入揭批查时,革委会派人到内地实调,希望能在他老家找到王寿臣一点问题,这样才有助于坚决打倒。谁知道调查人员赶到河北高阳时,听到的全是一片赞扬声,这让身负重任的调查人员也大吃一惊了。至今参与外调、现巳退休回湖南的丰炎层老人仍记忆犹新:“那次内调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人心有杆秤。好人脸上抹不了灰,坏人脸上生不了辉。”

    “9.13事件”后,王寿臣走出牛棚,落实政策,去石河子地区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为了回报党的关怀,他努力地工作着。全国山河红遍了,农场职工生活却更加困难。他天天往下跑,看到的和听到的却不一样:“丈二布,二两油,芨芨草铺床不用愁,遇上粮关骂苏修。革命口号不离口,老婆娃儿土坑头,日子过得像狗狗。”他感到很难过,很惭愧,很窝囊,感到对不起大家,他想补偿。

    1975年9月,王寿臣荣幸地到山西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到大寨参观。登上虎头山,晾望着山坡层层梯田,他心底里很佩服大寨人的奋斗精神。这时,陪同的那位女支书向客人介绍说,大寨人全靠自力更生,没要国家一分钱。大寨有今天的大变化,就是靠大批促大干建成的。王寿臣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觉得她没讲实话,随口反问了一句:“你们怎的没要国家一分钱?大批判就能批出这么多梯田来?”这位女支书看着这位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仪表端庄,气度不凡的干部,认定他一定来头不小。一时语塞,只是尴尬地一笑,不知该怎么回答,回去便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

    “查!是谁吃了豹子胆,敢怀疑大寨?”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王寿臣回到石河子,迎接他的是满街大标语:“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反对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打倒王寿臣!”结局是不言而喻的。1976年,王寿臣二次被打倒,再次进了牛棚。终于敖到了这一天,“十月里,春雷响!一举粉碎四人帮。”

    若非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扑鼻香。1978年,王寿臣第三次解放后,到昌吉州主持农垦局(原农六师)工作。上级给他配了辆北京吉普车。王寿臣回到他创业的地方时,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展现在他眼前的五家渠,既非城,也非镇,而是个破烂不堪的村墟。房塌了,树砍了,路不平,灯不明,商店空档档,洗澡塘子关了门,食堂剧院塌了顶。全城连个完整的厕所都没有。唯一的一座二层办公楼,已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两公里多的柏油路坎坷不平,路边的林带残缺不齐。更糟糕的是粮食总产由他下台时的1966年44888吨减少到18245吨,财务亏损2000万元。师团干部75%;营级干部62%;连队干部30%打倒了,还没出来工作。仅一O二团(原八一农场)“三黑一假”案就株连400多人,295人被专了政。王寿臣的心在流血。

    当有人捶胸顿足大骂造反派的时候,王寿臣紧裹创伤收拾旧山河,矢志重整家业了。回来的第二天清晨六点钟,他叫老吴开着那辆北京吉普车下农场去了。从中线一0一团到一0二团、一O三团……再到西线、东线,他看到的是一片悲凉,条田里长的一半草一半苗,农工土屋里土坑上摆的蒸土豆、玉米粥。十年浩劫,革命口号震天响,红色标语刷满墙,可是,经济却衰竭了!他心中浮起了与自己同命运的小平同志的话“这主义,那主义,老百姓吃饱肚皮才是好主义。”半个月,他行程上万公里,跑遍了全局(师)19个农牧团场,7个工矿企业,五十多个重点连队,走访了几十户农牧工。归来,王寿臣给自己下达了一个死命令:不改变农六师面貌,我就自己打倒自己。


使命,重整家业从头越


    改变旧面貌,说来容易做起难。千头万绪从哪儿开始?改革开放从哪里抓起?“一大二公”、“大锅饭”、“全民所有制”的兵团怎么改?王寿臣寝食难安。终于,一个亮点在他心中升起——拨乱才能反正。

    他装着亮点,第二次下团场,先走面,后抓点,最后带着八名机关干部住进在了一0一团六连职工集体宿舍里。一个多月的真正“四同”,使他找到了一把打开当时团场管理体制的钥匙——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的新想法得到了老战友、水利部副部长陈实的支持。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干开了。虽然仍受到一些极左思潮的干扰,但广大农工发自内心地欢迎,改革当年见成效:农工餐桌上的蒸土豆换上了白面馍,碗里有肉了。但王寿臣没有沉浸在“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喜悦里,他及时提出了发展农垦经济务必“处理好五个关系,实现十个转变”的新思路,这成为他后来施政的方略。

    入秋,王寿臣从十三个团场里抽调42名农业科技人员,到呼图壁河下游,对1400平方公里的自然资源进行了七个月的考察,写出了一份区域规划方案。在为他们接风时,从不沾酒的王寿臣举起酒杯:“感谢你们为西线开发做出的贡献。过去我们提倡大干快上,结果搞成胡干蛮干,以后一定要讲科学,谁不相信科学,谁就不配作领导,让位。”从此后每当下级汇报工作,必须讲学习,讲科学,跟随他出去的工作人员一上车,他就要考试。

    如果说王寿臣重整家业从搞承包抓起。那么,重整新城五家渠的第一件事,则是打扫卫生。1981年3月19日,王寿臣从东线组织抗旱回来,他看到市区又脏又乱。他知道。改善生存环境是一件大众自觉自愿的持久事,光靠编几句口号喊喊,开个会号召号召,抑或发个红头文件是不够的。于是,他带着一个由副书记孙书杰、副局长田建基及秘书、通讯员、驾驶员组成的“清洁队”,抬着水桶,拿着扫帚,来到八一影剧院,清理垃圾,打扫卫生,把厅前厅后整治得干于净净。

    无声的命令是威力无穷的,一场万人参加的全民治理脏乱差,提高文明水准,改善人居环境的活动,在全城开展起来了。一冬春,清除垃圾6万多吨,整洁了400多个集体宿舍和成百上千个食堂、办公室。五家渠的旧面貌换新颜了,没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了,连办公室也不吸烟了。到三月底,全师由88名师团级领导干部、561名机关干部参加组成的103个工作组,奔赴垦区各地,和各族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彻底改变了文革以来的脏乱差旧面貌。但是,光打扫旧城也是不够的,建设好新城才是目的。王寿臣为重建新城设施的第一建筑,是在八一影剧院傍修了一座可以冲洗的厕所,还举行了剪彩。当今天新城已经高楼林立时,这座当年的标志也让位给花园广场了,但却成为了人们永久的记忆。

    提起五家渠新城,人们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树。有人说,这里的每一片绿叶,都有王寿臣的心血,并非夸张。这里原来是戈壁沙滩,每一棵绿树,每一片绿草都是开拓者心血浇灌成长的。但只要说起树,就会联想到王寿臣,称他是位“绿色卫土”。多年来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位“义务护林员”沿着路旁的林带,逐棵逐棵查看,像时钟一样准时。正是在这昼和夜的不断交替中,五家渠变成了绿色的海洋。白杨树挺拔,翠柳掩映,鲜花芬芳,万倾绿浪。绿的风,绿的树,绿的水,仿佛连空气都是绿的。

    几十年里,植树造林都被列在王寿臣的工作榜首。从1978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他都带领干部、职工、群众植树造林,到1988年,五家渠拥有柏油路40多公里,林带120多公里,并建成了一座1100多亩的森林公园。垦区绿化成果更显著,25万亩沙滩变成了绿洲,兴办了59个开发性农场,打井72眼,增加粮食1200多万吨。此中,落后的新湖农场最为典型,他们放宽政策,实行“谁种谁有”,全场林地十年增长12倍。

    经济体制更新了,王寿臣把职工文化补习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把提高农垦队伍整体素质摆在第一位。而挖人才、抓人才,“选贤用能”成为王寿臣的重中之重。“军垦后继乏人,忽视不得。能者上,不屑者下。”这就是王寿臣的用人标准。

    一O一团有个水稻专家叫袁文春,曾去坦桑尼亚指导种植水稻,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加“保皇派”下放连队改造。王寿臣在连队找到了他,立刻让团长把他调回生产科。一0二团种西瓜的都赔了,只有六连盈利两万多元,王寿臣要团场把那些“瓜把式”派到各连去当技术指导,团里靠种西瓜发了。两年后,一O二团将培育的优质哈密瓜83000多公斤,运进首都北京,成为兵团第一支进京商队。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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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12/9 21:46:00 [只看该作者]

   在1979年的一次党委会上,王寿臣强调:“我们的职工很勤奋,缺的是文化科学技术。劳动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必须真正实施科学种田,才能稳步发展。”那时候,还没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接着说:“列宁早讲过在一个文盲国里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我们一定要调动职工补学文化,运用科学。”他这可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落在实处。他的提议得到党委会通过。从1979年起,全局狠抓学习科普工作。这年冬天,各团场举办科技学习班76期,吸收了5000多位承包户主参加学习,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意识。他们自觉投入200多万元,用于科学种田。从而推动了全局上下的学文化,用科学的新风气,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1979年深秋的一天,王寿臣来到刚由地方划到兵团的奇台农场。眼前的情景让他痛心:职工喝的涝坝泥浆水,住着又窄又旧又矮的土平房,磨面靠人推驴拉,吃菜要走十多公里到县城去买。整个场部像个破旧的小村落。来到酒花连队,这里有点新气象。一个叫王全胜的年轻队长汇报工作,讲得有条有理有新意。回到场部,王寿臣要场党委立即派专人考察,尽快提拔。不久,王全胜破格当上了分场副场长;王寿臣第二次到奇台农场检查工作,这个副场长干得很出色:“提拔。”他又一次提议。不久,王全胜当上了农场副场长,与他同时,经组织部考核,王寿臣拍板,59名中青干部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后来他们大部成为主要领导。

    当王寿臣第五次来到奇台农场时,农场大变了,他很高兴没看错人。如今,这位从河南自动来疆谋生的王全胜已经身任兵团大师农七师师长了。

    1980年冬天,王寿臣来到准噶尔盆地大沙漠边缘的一0六团二连,他被一位农工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叫王长娃,和婆姨冯粉堂为农场放着一群羊。文革大乱,天天造反。他说:“你们不干社会主义了,我干。”羊群缺草缺料,王长娃在戈壁滩上开了10亩荒地,栽了600多棵树,种地养畜。1977年年底,他把1700公斤玉米、500多公斤油菜籽全部交给连里。秋天到了,住房旁边的一棵苹果树上,第一次结了七颗苹果,他家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五岁,但他没给他们,而用报纸包着送到了连队托儿所。王长娃夫妇利用业余时间,九年里为国家上交21000多元。

    听了他的事迹,王寿臣深情地说:“谢谢您,我要亲自动手写出您的事迹,向全垦区宣传,让大家向您学习。”后来,王长娃当了全国劳动模范,冯粉堂当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再后来,这对老劳模退休了,在王寿臣的关注下,农六师把他们安置在五家渠新城安度晚年。

    1980年,全局(师)粮食总产量超过2亿公斤,比上年增加4000万公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48738万公斤,是兵团增长最大的师。“一主两翼”代替了“一死两穷”。在总结大会上,王寿臣说:“丰收了,不摆好,坐下来找差距。”他再次提出要学好文化,用好科学,发展好庭院经济。

    1981年春天,刚刚带团访问日本回国的军垦奠基人王震来了,他是来新疆调查研究的。1月12日,住进乌鲁木齐延安宾馆,立即电告王寿臣,要他选一个现在困难,但有潜力,班子硬的农场,带他们的头来面谈。王寿臣立即圈定“大、穷、乱”闻名,1976年亏损居全国农垦之首的新湖农场。王寿臣连夜带着场长黄金山、副场长张守廉、兼财务科长王存厚赶到延安宾馆三号楼,王震正在等候着。他简单地询问了新湖农场地理、气候、水利条件后,扭头对陈实说:“我说,你记,‘新湖农场植棉3500亩,采用地膜技术措施,争取亩产150斤以上,利润150万元以上。’咱们都签字,好好干,棉花丰收了,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会。”

    王老提议签份“军令状”,谁也不敢反对。他第一个签上“王震”二字,农垦部副部长张修竹第二个签,然后大家依序签上名字,但心里却都七上八下。地膜棉,都没见过,把棉花苗苗用布布子盖着,他们更感到不可思议。陈实看出了他们的不安,悄声告诉王寿臣:“你们放下心,大胆去做,有困难找我,老司令在日本都看过了。”

    5月21日,王震来到五家渠,王寿臣陪同老首长到基层巡察时,坦诚心语:“恢复兵团事不迟疑。”王老没有表态。但回去后不久就陪同邓小平来新疆视察工作。1981年12月,兵团恢复了,陈实出任兵团司令员,他对农六师班子的调整,既是煞费苦心又是期望很高。最后决定王寿臣出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农六师党委书记。其良苦用心是让王寿臣领班牵头,把具有优良传统,又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农六师建成兵团“示范区”、“样板田”。

    再说与老军垦签了“军令状”的新湖农场,把种植地膜棉当作天大的事努力干。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了。1981年10月8日,新湖农场向王老报告:地膜棉花单产180斤,全场棉花比1978年增加435.7%,一举扭亏盈利415万元,超额265万元,完成了与王老签定的“军令状”。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条。到这时,面对成功,王寿臣领悟了老司令的良苦用心。一花引来百花开。地膜棉很快扎根天山南北辽阔土地,2000年达到9万公顷。为边疆增加了数以亿万计的财富。

    1983年8月17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乔石、秦基伟等出国归来,选定到农六师五家渠视察。新城沸腾了!胡耀邦被戈壁滩上的花园感动了,这位朴实开朗的总书记哪里有人就走向哪里:“吃饭了没有?回去吃饭去!”参观了新城、工厂、农场、水库、展览馆,走进八一俱乐部和一千多名军垦战土代表见面:“同志们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在保卫边疆,建设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生产建设兵团全体干部、战士致敬!”掌声整整响了8分钟。

    在听取王寿臣等同志汇报工作时,胡耀邦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他首先询问职工住房怎么样:“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窝,一定要帮他们把窝建好。”在得知由红军到屯垦的农六师转战西北,屯垦戍边的发展历程后,他勉励农六师要“做生产建设兵团的排头兵。”

    “做生产建设兵团的排头兵。”成了全师上下齐努力的奋斗目标,农六师没有辜负耀邦同志的厚望。1985年全师19个团场全部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粮食总产翻了一番,林木面积扩大24%;财务扭亏为盈,从1978年亏损2000万元到盈利2000多万元。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农六师一马当先打进乌鲁木齐占市场,中山大厦、准噶尔大厦两座大厦鹤立鸡群于繁荣的中山路和北京路旁,从欧洲引进的当时首家年产10万张牛皮生产线落户五家渠。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王寿臣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率先创办了报纸,建立了电台,成立了文联,极力打造精神文明。真正成为兵团军垦大地排头兵了。《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兰学毅采写的长篇通讯“重整家业”。

    国家领导人彭真、荣毅仁、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杨静仁、陶峙岳、王光美、陈慕华、王恩茂、江华、王芳、司马义.艾买提等以及国内外政界、商界、文艺界名士纷至沓来五家渠。在新疆战斗一生的张希钦将军无限感慨地说:“变化大,真的是天翻地覆啊!”老百姓更高兴,他们编了个“三看”的段子表达心声“一看地面粮满仓,二看人面喜洋洋,三看市场好火旺。”

    1986年秋天,王寿臣从北京开会回到五家渠,他听说一0一团老龙河边酿造厂的职工要搬新家,马上去看。48户职工正在搬进一宅两院的新房。想起耀邦同志的嘱托,他有了几分宽慰:“如果全师职工都住上了新房,我去见马克思时也好有个交待。”一位来自北大荒的农工,有点文墨,他向老领导读了自己昨晚写的一首诗“农场好似梧桐树,农工个个是凤凰,如今垒起金窝窝,棒子打来也不飞。”王寿臣说“你快抄来,我让《五家渠报》给你发表。”


爱国,鞠躬尽瘁勤廉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不把目光的焦距放远,不把自身立足点放高,你难道能看清喜玛拉雅山峰,看透马利亚纳海沟吗?

    1987年,王寿臣卸去了兵团副司令兼农六师党委书记重任,退居二线了,组织上为他在五家渠建了幢新房,他却坚决不要,依然住在六十年代修建的那间办公室兼起居室的平房里。王寿臣依然忙碌着。因为他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工作”两个字。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有人摇头:何苦呢;有人感叹他:看不透!

    1988年开春,王寿臣首次以调研员身份来到芳草湖农场和场领导交谈。场长杨万年刚开头讲了一句“我们在党中央、兵团、师党委领导下……”就被他打断:“讲实话,别讲过场。”杨万年会心地点了点头说:“好,今天在老司令面前讲点实话:“农场包袱太重,对不起,动不了……”王寿臣一笔一划记录,然后说:“我一定为你们呼吁。”

    1989年6月的一天,王寿臣收到一O一团子女学校小学生余容的一封信,信中说:“尊敬的王爷爷,您最爱树,可我们这里栽的树没人管,请您管一管……”

    看到这封充满稚气的信,王寿臣心情很激动。他赶到新城区察看,果然新栽的树没人浇水,有的还被人折断了。他叫来农林处主管林业的干部,把小学生的信给他看:“一个小学生都能看到的事,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这是批评也是自责。“你到学校去,让学校表扬这个学生,你以后每天都要到林带转转。”对这位林管干部的要求,王寿臣自己首先做到了,他每天都要到林带转悠,风雨无阻。

    秋天的一个清晨,天刚亮,王寿臣转悠到一O一团部后边,他看到一个老人赶着八只羊在路旁林带里放牧。“喂,你咋把羊赶进林带来了,快赶走。”“咋的?我的羊犯谁了?”“看你这个老头,就不知道保护林带吗?你是几连的?”“我是副业队的,咋了?我犯啥法了?你真管闲事。”“把你们团长给我叫来。”“我们团长可以随便叫吗?你是谁?这么牛?”接下去一对老人对“骂”起来,正好被公安局长张新彦遇见,他急忙叫街道干警冯锡坤把牧羊人领走。当这位和副司令叫劲的牧人得知他是王寿臣时,反倒高兴了:“是我错了,但能直接挨他的训,算我有福气。”

    王寿臣的口碑很好的,一片赞扬声。但也有一点不谐音“他好训人。”训人?为什么训人?我走访了十二个被他“训过”的人,他们有的做了师长,有的当了文艺家,有的当了劳模,有的成了高工,有的做了大老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训”,没有他的“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因为他的“训”全是出于公心,没有半点儿为自己。一位因为开会迟到被他“训”了不让进门的离休干部说,他训的对,那是一个严师对学生的训,从此,我做事更认真了,只有感激。

    第二个不和谐音是“管闲事”。一O二团煤矿有个普通妇女的丈夫死了,留下3个孩子,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了,没工作。万般无奈之际,她想到了一个“大官”,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王寿臣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帮助。没想到难题很快解决了。这位名叫王秀兰的普通老百姓,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又给王寿臣写了一封感谢信。王寿臣看后,在信上批道:“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应该是我们份内的事。这点小事却引起群众的千谢万谢,可见我们做得很不够。如果群众应该办的事没有办,那就是失职……”

    “离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决不干扰现任行政,但我可以做个顾问、参谋。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止,奋斗就不能停止。”这是王寿臣离休后18年的行为准则。而“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八个字就是王寿臣践行准则的体现。

    一般情况下,王寿臣每年开春时、夏收前、秋收后都要到基层调查。离休18年从没间断缺席过。有人说他管闲事,其实,他管的不是闲事,也不是插手现任领导的“政务”,而是关乎老百姓的事,是“民事”。

    1990年五月初,他冒着炎热,驱车一千多公里,从梧桐窝子、蔡家湖到玛纳斯河畔。到了新湖农场,他看到了一个惊喜:报上登着“穷困岁月寅年吃卯粮人人发愁;致富时代职工自觉捐款把路修。”一问,原来全场自动捐款106万元,1.7万人参加了义务修路,他好高兴,走到哪把表扬带到哪。

    接着他又考察了7个农场的“五好”建设,亲自撰写了报告。提出建议:“当职工还不富裕的时候,政策要放宽,想办法叫职工尽快富起来;当温饱解决了,职工手里有了钱,就要在分配上进行调整,向集体和企业倾斜,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引导职工建设好家园,搞好‘五好’建设。”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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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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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诽谤和侵害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12/9 21:49:00 [只看该作者]

    5月21日黄昏时分,王寿臣第八次来到天山北麓的奇台农场。他高兴地看到这个滞后的农场变样了,职工喝上了清凌凌的深井水,家家菜园里蔬菜绿油油,全场人均住房15平方米,修起了面粉厂。昔日只有几栋旧平房的场部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新镇。第二天,王全胜场长陪同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边走边看,全场五十四个连队,有三分之一达到了“五好”。他很高兴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想法,在这里变成了事实。第二天,王寿臣特地请来了周边的一一O团、一O八团、一O九团领导,让他们先参观,然后坐了下来:“你们全都看了,奇台农场后来居上了。我出一个题,就是对照奇台农场,畅开谈谈自己的长与短。”这个题出得真叫绝。三个军垦老团场,原以为自己是老大,现在才感到自己落后了,一点也“牛”不起来了。纷纷找差距。“差距在哪里?”王寿臣一针见血地说,“差就差在没把‘五好’建设当作一件造福子孙的大事,当作发展农垦的百年大计来抓。”

    王寿臣以奇台农场后来居上的事实撰写了《学习奇台农场“五好”建设的经验》的调查报告:“奇台农场场长王全胜和书记王国福以焦裕禄同志改变兰考县的坚强意志为榜样,胸中装着一幅造福子孙后代的蓝图,干今天,想明天,我们的农场领导都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了,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1990年8月24日,王寿臣应邀到吐鲁番参加葡萄节,返回途中在二二一团小憩。戈壁滩鹅卵石堆上竟然长出了葡萄瓜果绿庄稼。他被这奇迹吸引:“这里就是发扬兵团精神的典型。”带着兴趣和热情实地考察,归来写出了《兵团精神放光芒》的工作调查。

    从1987年退居二线到1991年的四年里,王寿臣累计行程5.8万公里,跑遍辽阔垦区,撰写了26份调查报告、典型经验和工作研究,总计8万多字。其中的《寻找一个最佳契合点》、《历史的选择》、《农六师在改革中前进》、《戈壁惊开新世界》、《啤酒花开香全疆》等在农六师和全兵团引起了极大反响,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民,一身清正松柏心


    如果离开工作,王寿臣就不是王寿臣了。离休后的王寿臣依然早早起床,边散步,边巡视,看看林木有没有损坏?看看街道有没有清扫?他仍然是轻车简从,经常奔走在基层,像一个没有假日的“卫士”,没有晴天的“水兵”。

    农六师有12座水库,大都建在平原上。每到春暖雪融,王寿臣都要挨座巡逻一遍,察看洪情。1991年4月13日,他来到猛进水库,发现水面呈酱油色,还飘着许多棕色悬浮物,散发着异臭。他心急如焚,立即派人调查污染源,取样化验。很快查明,污染源是上游29个单位排放的废水,整个水库已进污水56%。水中含挥发性酚类、含氧化物、含氨氮浓度大大超标。王寿臣连夜组织人员撰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亲自把报告送交自治区领导。从此,环境污染成为他心目中的第一要务。

    1996年开春,猛进水库遭遇了建国以来最大洪水冲击,水库下游有三个农场一座城市,为了顾全大局,兵、师两级作出了“关键时刻炸坝分洪保城、场”的决定。王寿臣作为水库的建设者、六师的前任领导,自觉分担责任。他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这个决定的制定,每天早中晚到现场三次,和现场指挥部一起分析险情。最终做到了“既保住水库又保护城、场”的顾了两头保住两全。

    2000年9月17日,王寿臣来到新湖农场考察“三秋”,走到农场青年连,看到62名青年耕地9600亩,每人承包50亩,干得很红火,有18人到连队挂职。他勉励青年们努力上劲,把农场建设得更好。

    2001年7月1日,王寿臣来到芳草湖农场,看到改革开放带来了大变化,总产值3.89亿元,盈利5380万元,劳均收入7432元。场部成了新城镇,一片新面貌,当年的土房子高楼林立了,沙土滩变成音乐广场了。他高兴地说:“当年是想要搞好,但没想到搞得这么好。”

    2002年2月17日,王寿臣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一O六团六连,看望退休老职工李佃福。两位老人促膝谈心。“你为兵团的事业奋斗了四十多年,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王寿臣说这段话时,李佃福哭了。

    2003年3月25日,王寿臣来到天山北麓的一O三团煤矿厂,团长梁得民向他汇报职工住房改善了,但他要亲自看。梁团长陪着他走进一座座新楼,这里住了167户职工,每户平均90平方米。走进退休职工李振国、王仁良家,看到屋里摆着沙发、电视、收录机,他高兴地说:“我很满意,放心了。”

    2004年1月21日,正是农历春节。一O二团八一水库发生险情,大坝决堤,洪水冲进群众住宅区,一万多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王寿臣听到后一夜未眠,清晨六点,就叫小易开车去现场,什么人都劝不住。现任师领导赶来向他保证,一定抢好险救好人,按时向他汇报,请他别去,但他不听。八十高龄,患有心脏病的他,冒着零下39℃的严寒,来到现场参与抗洪,直到筑坝工作正常运行、没有伤亡、灾民都安置妥当了才回去。第二天他发高烧,病还没好,24日上午,又赶到团场,将1万元现金、两床棉被送给灾民。面对现场记者采访,他说:“没啥采访的。大年初一,听到八一水库决堤,放心不下。我在八一农场工作过,捐点钱是应该的。”28日,他第三次来到灾区,踏着冰雪到受灾最重的二连,挨家挨户询问:住房冷不冷?有没有煤烧?吃什么?看到灾民稳定,他才放心了。洪水过去了,垦区又遭遇干旱严重,王寿臣从西到东走了十几个农场,5月20日,在奇台农场三分场麦田里,他对在场的干部职工说“要打赢田管这场硬仗,必须坚持科技兴农。”

    王寿臣对他人关爱宽厚,对自己可是太苛刻了。有个窝窝,颐养天年,老年人会乐在其中,但王寿臣却乐在其外。他住在六十年代修建的一幢平房里。一套老掉牙的沙发上,铺着破旧的毛巾;硬绑绑的木板床,连农场职工都不用了,他说睡着很舒服;一张办公桌,像从旧家俱市场买来的,一把稀烂的藤条椅,坐上忽扇忽扇,说不定哪天就全断了;墙壁脱落了,地平泛碱了,他说没有啥不好。三届继任领导苦口婆心劝他搬新房,他不肯,只好给他重新打了地平。冬天来了,暖气漏水,屋里低温,好说歹说,趁他不在,加了个电暖气,才增温了。吃呢?越简单越好,下去调研,连“四菜一汤”也不让上,最好的招待就是一盘饺子,一碗胡辣汤。回来了,一菜一汤家常饭,连有病吃药也尽量节省,看看他的医疗卡,没有开过一粒保健品,谁也没敢沾他的半点光。国家每年安排老干部到内地考察旅游,十多年里他一次也没去。有个下级来劝他出去走走,他说,还是为国家省点钱吧!

    物资世界里不能没有钱。但钱是什么?对这个简单又深奥的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回答。有人把钱看得高于生命,小利忘义,大利忘身;有人视金钱如粪土,宁可饿死,不食周谷。王寿臣认为,钱是物资的价值,必须物尽其用才真正有价值。

    请看王寿臣如何使用钱?五十年代,他月工资只有百元多,但他总要拿出一部分资助身边生活困难的同志。1977年,政府为他补发了文革中欠发的工资,他听到家乡河北高阳县没钱打井,便拿出一半寄给了家乡;1985年,西沙河水库发洪水,他立马送去一万元;1993年,上级为他的住房补发5万元维修费,他连夜驱车送到共青团农场,让分发给贫困户。

    “平常只要遇到上访者,或到基层遇到困难户,多则上千元,少则几百元,从来没有空待过人家,总数有多少,我也记不清,”通讯员赵奎增激动地说,“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去五家渠幼儿园,还把500元交给老师,叮嘱她为孩子们买点图书。”

    王寿臣崇尚廉洁,痛恨腐败,最反对以权谋私。在请客送礼之风盛行的时候,也没人敢给他送礼。有一位由农场调往地方的同志,在新单位工作干得很出色,王寿臣曾去他的工作单位考察过。有一年国庆节前夕,这位当了经理的同志,出于感激之情,特地约了一位王寿臣熟悉的记者一同前来看望老领导,并带来了几箱梨。王寿臣对他在事业上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鼓励他更好地工作,可是对于这几箱梨,他却坚决不收。客人们很难堪。还是那位同来的记者从中打圆场:“王副司令,这梨不值几个钱,只是一点心意。”王寿臣真的给了他面子。客人走后,王寿臣立即叫通讯员把梨送给了节日里坚持上班的影剧院工作的同志:“就算我的慰问吧。”通讯员赵奎增讲述了老领导出差让他守家时的千叮咛万叮咛:“我不在时,如果有人来看我,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但送的东西绝对不许收,请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告诉他们,如果不拿回去,我就不让他们再来看我了。记住。”对于王寿臣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看?一个偶然,记者听到了他的心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福的。现在许多地方还很穷,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1990年9月3日,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的病情恶化了,王寿臣一夜未合眼。近一个月来,姐姐就拒绝打针吃药,说这是浪费国家的药品。五点钟,他来到姐姐床前,看着骨瘦如柴的老人已处在弥留之际,王寿臣的心颤栗着,一颗颗泪水溢出眼眶。

    姐姐去世了。姐姐是位烈士的母亲,大儿子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她的最后一个要求并不高:土葬。夜深人静,四野阗然。王寿臣独坐在他那间斯巴达式简朴的起居室里,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这位在“四人帮”淫威下也没屈服过的人,不禁泪如泉涌。往事如烟,平常没有来得及细想的事,一古脑儿的涌上心头。童年很苦,王寿臣是在这位比自己年长14岁的姐姐的背上长大的。“文革”前夕,姐姐听说弟弟孑然一人生活着,不顾体弱来到了新疆……。恩重如山的姐姐去了,他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无神论者,我哪能开这个先例呢?我死了也要火化,把骨灰撒在森林公园!”东方出现鱼肚白,王寿臣终于下定了决心:火化。地方政府和亲友闻讯送来了许多挽幛。丧事办完后,王寿臣叫人把这些挽幛全部充公。

    王寿臣全心全意爱国家,全心全意爱大家,惟独忽视了自家。王寿臣为官一生,亲朋好友没有人敢去沾半点便宜,对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提拔更是格外严格。他有个独生女儿,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妻子怀孕时他要她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孩子八个月早产,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但长得很可爱,他为孩子取名卡佳。卡佳从小吃土豆、喝包谷糊糊长大。父亲不允许她有任何特殊照顾。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搭过父亲的车。长大了,到苏州上大学,每次到乌鲁木齐都乘公共车。假期往返,父亲也只给她买硬座票。有位老同事劝他:“火车要走四天三夜,寿臣,你就给女儿买张卧铺票吧。”王寿臣说:“小孩子要吃苦锻炼,买什么卧铺。”卡佳大学毕业了,父亲要她自己找工作,坚持不许她利用父亲的人际关系。就这样,卡佳全靠自个儿奋斗成家立业。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王寿臣的父爱珍藏在心底里。有一年,女儿偕同丈夫从湖南回来看爸爸。王寿臣破例让老吴开车到机场接他们回五家渠,但他自己给管理局交了10元车费。女婿第一次到新疆,女儿想陪他去天池玩玩。父亲沉思了一会说:“天池没啥看的。那么远,要费多少汽油!就到青格达湖去看看吧。”见女儿不高兴,王寿臣语重心长地说,“卡佳,车是组织上配给爸爸工作用的,你要体谅爸爸。”卡佳点点头,反正只有3公里,正要乘中巴车,她的一位朋友开着自己的车把他们送到了青格达湖。

    看着别人家父母对子女的宠爱,卡佳也曾抱怨父亲不近人情。直到父亲离开人世,她才恍然大悟:光吃糖长不大。是父亲要她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做生活的强者,在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的啊。在父亲的葬礼上,卡佳伴着泪水说:“他是一个好党员,他是一个好父亲,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骄傲。”


结语:不带半根草去


    被国母宋庆龄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先生有一句箴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王寿臣不是教师,却无愧为人师表。因为他实践着陶先生的这句箴言。王寿臣什么也没有,他走时没带半根草去,但留给世界的是他用人格力量打造的一面明镜,一面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明镜。

    王寿臣逝世后,他的老上级,著名的西北战场名将罗元发为他发来唁电“军垦赤子,人民公仆。”这是对他最为准确的论定。当我沾着泪水纪实他人生的片断时,耳边响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人的一生可以燃烧,也可以腐朽。”他是燃烧的火,不是腐朽的冰。

    躬耕瀚海沐风霜,年高德劭历沧桑,心系民众勤廉政,有口皆碑万民仰。我无力书写他的整个人生,因为他的博大胸怀已经写在边疆的天地中,写在千万民众心底上,写在他辛勤耕耘的绿洲里。我相信他永远活在善良人的心中。

                       (原载《准噶尔时报》)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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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天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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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五星会员 帖子:2151 积分:11381 威望:0 精华:1 注册:2009/12/7 14:07:00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12/10 22:00:00 [只看该作者]

      一篇感人至深的人物纪实——“军垦赤子、人民公仆”王寿臣栩栩如生地矗立在我们面前。



我们从天山走来,无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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