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的一次党委会上,王寿臣强调:“我们的职工很勤奋,缺的是文化科学技术。劳动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必须真正实施科学种田,才能稳步发展。”那时候,还没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接着说:“列宁早讲过在一个文盲国里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我们一定要调动职工补学文化,运用科学。”他这可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落在实处。他的提议得到党委会通过。从1979年起,全局狠抓学习科普工作。这年冬天,各团场举办科技学习班76期,吸收了5000多位承包户主参加学习,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意识。他们自觉投入200多万元,用于科学种田。从而推动了全局上下的学文化,用科学的新风气,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1979年深秋的一天,王寿臣来到刚由地方划到兵团的奇台农场。眼前的情景让他痛心:职工喝的涝坝泥浆水,住着又窄又旧又矮的土平房,磨面靠人推驴拉,吃菜要走十多公里到县城去买。整个场部像个破旧的小村落。来到酒花连队,这里有点新气象。一个叫王全胜的年轻队长汇报工作,讲得有条有理有新意。回到场部,王寿臣要场党委立即派专人考察,尽快提拔。不久,王全胜破格当上了分场副场长;王寿臣第二次到奇台农场检查工作,这个副场长干得很出色:“提拔。”他又一次提议。不久,王全胜当上了农场副场长,与他同时,经组织部考核,王寿臣拍板,59名中青干部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后来他们大部成为主要领导。
当王寿臣第五次来到奇台农场时,农场大变了,他很高兴没看错人。如今,这位从河南自动来疆谋生的王全胜已经身任兵团大师农七师师长了。
1980年冬天,王寿臣来到准噶尔盆地大沙漠边缘的一0六团二连,他被一位农工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叫王长娃,和婆姨冯粉堂为农场放着一群羊。文革大乱,天天造反。他说:“你们不干社会主义了,我干。”羊群缺草缺料,王长娃在戈壁滩上开了10亩荒地,栽了600多棵树,种地养畜。1977年年底,他把1700公斤玉米、500多公斤油菜籽全部交给连里。秋天到了,住房旁边的一棵苹果树上,第一次结了七颗苹果,他家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五岁,但他没给他们,而用报纸包着送到了连队托儿所。王长娃夫妇利用业余时间,九年里为国家上交21000多元。
听了他的事迹,王寿臣深情地说:“谢谢您,我要亲自动手写出您的事迹,向全垦区宣传,让大家向您学习。”后来,王长娃当了全国劳动模范,冯粉堂当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再后来,这对老劳模退休了,在王寿臣的关注下,农六师把他们安置在五家渠新城安度晚年。
1980年,全局(师)粮食总产量超过2亿公斤,比上年增加4000万公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48738万公斤,是兵团增长最大的师。“一主两翼”代替了“一死两穷”。在总结大会上,王寿臣说:“丰收了,不摆好,坐下来找差距。”他再次提出要学好文化,用好科学,发展好庭院经济。
1981年春天,刚刚带团访问日本回国的军垦奠基人王震来了,他是来新疆调查研究的。1月12日,住进乌鲁木齐延安宾馆,立即电告王寿臣,要他选一个现在困难,但有潜力,班子硬的农场,带他们的头来面谈。王寿臣立即圈定“大、穷、乱”闻名,1976年亏损居全国农垦之首的新湖农场。王寿臣连夜带着场长黄金山、副场长张守廉、兼财务科长王存厚赶到延安宾馆三号楼,王震正在等候着。他简单地询问了新湖农场地理、气候、水利条件后,扭头对陈实说:“我说,你记,‘新湖农场植棉3500亩,采用地膜技术措施,争取亩产150斤以上,利润150万元以上。’咱们都签字,好好干,棉花丰收了,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会。”
王老提议签份“军令状”,谁也不敢反对。他第一个签上“王震”二字,农垦部副部长张修竹第二个签,然后大家依序签上名字,但心里却都七上八下。地膜棉,都没见过,把棉花苗苗用布布子盖着,他们更感到不可思议。陈实看出了他们的不安,悄声告诉王寿臣:“你们放下心,大胆去做,有困难找我,老司令在日本都看过了。”
5月21日,王震来到五家渠,王寿臣陪同老首长到基层巡察时,坦诚心语:“恢复兵团事不迟疑。”王老没有表态。但回去后不久就陪同邓小平来新疆视察工作。1981年12月,兵团恢复了,陈实出任兵团司令员,他对农六师班子的调整,既是煞费苦心又是期望很高。最后决定王寿臣出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农六师党委书记。其良苦用心是让王寿臣领班牵头,把具有优良传统,又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农六师建成兵团“示范区”、“样板田”。
再说与老军垦签了“军令状”的新湖农场,把种植地膜棉当作天大的事努力干。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了。1981年10月8日,新湖农场向王老报告:地膜棉花单产180斤,全场棉花比1978年增加435.7%,一举扭亏盈利415万元,超额265万元,完成了与王老签定的“军令状”。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条。到这时,面对成功,王寿臣领悟了老司令的良苦用心。一花引来百花开。地膜棉很快扎根天山南北辽阔土地,2000年达到9万公顷。为边疆增加了数以亿万计的财富。
1983年8月17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乔石、秦基伟等出国归来,选定到农六师五家渠视察。新城沸腾了!胡耀邦被戈壁滩上的花园感动了,这位朴实开朗的总书记哪里有人就走向哪里:“吃饭了没有?回去吃饭去!”参观了新城、工厂、农场、水库、展览馆,走进八一俱乐部和一千多名军垦战土代表见面:“同志们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在保卫边疆,建设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生产建设兵团全体干部、战士致敬!”掌声整整响了8分钟。
在听取王寿臣等同志汇报工作时,胡耀邦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他首先询问职工住房怎么样:“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窝,一定要帮他们把窝建好。”在得知由红军到屯垦的农六师转战西北,屯垦戍边的发展历程后,他勉励农六师要“做生产建设兵团的排头兵。”
“做生产建设兵团的排头兵。”成了全师上下齐努力的奋斗目标,农六师没有辜负耀邦同志的厚望。1985年全师19个团场全部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粮食总产翻了一番,林木面积扩大24%;财务扭亏为盈,从1978年亏损2000万元到盈利2000多万元。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农六师一马当先打进乌鲁木齐占市场,中山大厦、准噶尔大厦两座大厦鹤立鸡群于繁荣的中山路和北京路旁,从欧洲引进的当时首家年产10万张牛皮生产线落户五家渠。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王寿臣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率先创办了报纸,建立了电台,成立了文联,极力打造精神文明。真正成为兵团军垦大地排头兵了。《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兰学毅采写的长篇通讯“重整家业”。
国家领导人彭真、荣毅仁、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杨静仁、陶峙岳、王光美、陈慕华、王恩茂、江华、王芳、司马义.艾买提等以及国内外政界、商界、文艺界名士纷至沓来五家渠。在新疆战斗一生的张希钦将军无限感慨地说:“变化大,真的是天翻地覆啊!”老百姓更高兴,他们编了个“三看”的段子表达心声“一看地面粮满仓,二看人面喜洋洋,三看市场好火旺。”
1986年秋天,王寿臣从北京开会回到五家渠,他听说一0一团老龙河边酿造厂的职工要搬新家,马上去看。48户职工正在搬进一宅两院的新房。想起耀邦同志的嘱托,他有了几分宽慰:“如果全师职工都住上了新房,我去见马克思时也好有个交待。”一位来自北大荒的农工,有点文墨,他向老领导读了自己昨晚写的一首诗“农场好似梧桐树,农工个个是凤凰,如今垒起金窝窝,棒子打来也不飞。”王寿臣说“你快抄来,我让《五家渠报》给你发表。”
爱国,鞠躬尽瘁勤廉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不把目光的焦距放远,不把自身立足点放高,你难道能看清喜玛拉雅山峰,看透马利亚纳海沟吗?
1987年,王寿臣卸去了兵团副司令兼农六师党委书记重任,退居二线了,组织上为他在五家渠建了幢新房,他却坚决不要,依然住在六十年代修建的那间办公室兼起居室的平房里。王寿臣依然忙碌着。因为他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工作”两个字。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有人摇头:何苦呢;有人感叹他:看不透!
1988年开春,王寿臣首次以调研员身份来到芳草湖农场和场领导交谈。场长杨万年刚开头讲了一句“我们在党中央、兵团、师党委领导下……”就被他打断:“讲实话,别讲过场。”杨万年会心地点了点头说:“好,今天在老司令面前讲点实话:“农场包袱太重,对不起,动不了……”王寿臣一笔一划记录,然后说:“我一定为你们呼吁。”
1989年6月的一天,王寿臣收到一O一团子女学校小学生余容的一封信,信中说:“尊敬的王爷爷,您最爱树,可我们这里栽的树没人管,请您管一管……”
看到这封充满稚气的信,王寿臣心情很激动。他赶到新城区察看,果然新栽的树没人浇水,有的还被人折断了。他叫来农林处主管林业的干部,把小学生的信给他看:“一个小学生都能看到的事,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这是批评也是自责。“你到学校去,让学校表扬这个学生,你以后每天都要到林带转转。”对这位林管干部的要求,王寿臣自己首先做到了,他每天都要到林带转悠,风雨无阻。
秋天的一个清晨,天刚亮,王寿臣转悠到一O一团部后边,他看到一个老人赶着八只羊在路旁林带里放牧。“喂,你咋把羊赶进林带来了,快赶走。”“咋的?我的羊犯谁了?”“看你这个老头,就不知道保护林带吗?你是几连的?”“我是副业队的,咋了?我犯啥法了?你真管闲事。”“把你们团长给我叫来。”“我们团长可以随便叫吗?你是谁?这么牛?”接下去一对老人对“骂”起来,正好被公安局长张新彦遇见,他急忙叫街道干警冯锡坤把牧羊人领走。当这位和副司令叫劲的牧人得知他是王寿臣时,反倒高兴了:“是我错了,但能直接挨他的训,算我有福气。”
王寿臣的口碑很好的,一片赞扬声。但也有一点不谐音“他好训人。”训人?为什么训人?我走访了十二个被他“训过”的人,他们有的做了师长,有的当了文艺家,有的当了劳模,有的成了高工,有的做了大老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训”,没有他的“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因为他的“训”全是出于公心,没有半点儿为自己。一位因为开会迟到被他“训”了不让进门的离休干部说,他训的对,那是一个严师对学生的训,从此,我做事更认真了,只有感激。
第二个不和谐音是“管闲事”。一O二团煤矿有个普通妇女的丈夫死了,留下3个孩子,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了,没工作。万般无奈之际,她想到了一个“大官”,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王寿臣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帮助。没想到难题很快解决了。这位名叫王秀兰的普通老百姓,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又给王寿臣写了一封感谢信。王寿臣看后,在信上批道:“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应该是我们份内的事。这点小事却引起群众的千谢万谢,可见我们做得很不够。如果群众应该办的事没有办,那就是失职……”
“离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决不干扰现任行政,但我可以做个顾问、参谋。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止,奋斗就不能停止。”这是王寿臣离休后18年的行为准则。而“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八个字就是王寿臣践行准则的体现。
一般情况下,王寿臣每年开春时、夏收前、秋收后都要到基层调查。离休18年从没间断缺席过。有人说他管闲事,其实,他管的不是闲事,也不是插手现任领导的“政务”,而是关乎老百姓的事,是“民事”。
1990年五月初,他冒着炎热,驱车一千多公里,从梧桐窝子、蔡家湖到玛纳斯河畔。到了新湖农场,他看到了一个惊喜:报上登着“穷困岁月寅年吃卯粮人人发愁;致富时代职工自觉捐款把路修。”一问,原来全场自动捐款106万元,1.7万人参加了义务修路,他好高兴,走到哪把表扬带到哪。
接着他又考察了7个农场的“五好”建设,亲自撰写了报告。提出建议:“当职工还不富裕的时候,政策要放宽,想办法叫职工尽快富起来;当温饱解决了,职工手里有了钱,就要在分配上进行调整,向集体和企业倾斜,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引导职工建设好家园,搞好‘五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