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五家渠，我的第二故乡》

  “呜……”列车载着一群身穿绿色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少男少女，向祖国边疆大西北驶去。1966年7月15日，这群来自天津的知青告别亲人、老师、同学，怀着“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革命理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那时我初三还没毕业，在班里还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就不顾家里亲人的反对（当时家里甚至把户口本都藏起来不给我，我想了办法骗了父母才拿到的户口本去报名），积极主动响应党的号召（这可不是空话，当时我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义无返顾地报名来到了新疆。

   列车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火车站，再转乘汽车去离乌鲁木齐西北数十公里的五家渠农六师101团。那时的公路上不铺柏油，连石块都没有，全都是土路，汽车开过去，车上的人满脸满身都是土。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汽车飞奔烟尘滚……”。

   光阴似箭，一晃就过去四十多年啦！四十年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在那片土地上发生和经历的故事，就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在那里，有奋斗，有彷徨，有痛苦，更有欢乐。在我生命中最重要、最难忘的日子是在五家渠任教的年月，尤其是在我婚后的几年里，用现在的话讲，当时我与我爱人是两地分居吧，我受到那里的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和帮助。

   那时我在五家渠101团种子连连队子校教书，爱人在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任教，相隔几十公里，交通也甚不方便。自然，我们那时就只能两地分居啦。哦，爱人是谁？让我先把他介绍给知青朋友们。

   他是北京知青，支边到新疆哈密伊吾军马场，1972年第一批考试入学到新疆农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后留校任教。他是红军老干部的后代，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宽阔的胸怀，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他很渊博，是学生们爱戴的好老师。性格刚直不阿，从不向困难低头，是真正的男子汉。是缘分让我们相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俩一个是不让父母走后门调回北京，一个是拒绝家人帮忙通过找对象调回天津，就这样在边疆奋斗了一辈子，直到退休几年后才回北京定居。

   1977年初，也就是我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妊娠反应很大，吃不下饭，本来就消瘦的身体此时状况更加不佳。是邻居贾嫂每天从牛奶房帮我带牛奶回来（那时的牛奶是每天从牛身上现挤出来的鲜奶，在奶锅里烧开后，一会儿就在表面结出厚厚的奶皮，泛着淡黄色的油光，别提有多鲜多香啦。现在可再也喝不到那样的牛奶喽！）一个多月后，我的胃口大开，能吃饭了，身体也渐渐地好起来。

   我曾经的学生白长明，每天为我到离房子较远的自流井上挑水给我用。后来天气暖了，屋里不生火取暖了，他每天晚上就烧一大壶开水送过来，这样我连喝带洗都够用了。这样的事看着简单，但它不是一两次，也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几百天呐。

   我左边的老邻居老顾夫妇，对我更是关心备至，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稍微需要点体力的活，他们全都包了，还经常做可口的饭菜让我去他们家里吃。那时物资匮乏，不是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的。就在我要离开连队，到乌鲁木齐生小孩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什么好吃的，竟把他们儿子养的可爱的小兔子给宰了，红烧了为我饯行，让我非常过意不去。他爱人小董却开玩笑说：“反正你肚子里的小孩已经长成了形，吃了兔子肉也不会长成‘三瓣嘴’啦！”

   1977年10月7日，我在乌市顺产一男孩，上帝保佑，托五家渠那些叔叔阿姨们的福，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不哭不闹，非常健康！休完产假和寒假，到第二年三月开学时，孩子已经四五个月啦。我把他放在家里去上课，他已经可以从床上翻身掉下来了。这时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已年老多病，不能为我们带孩子了。婆婆来信让我们找个保姆，几经努力我们却找不到，原因是这里上点岁数的人都怕担责任：“城里人，知青的孩子，不好伺候！”……

   这时候连里给分了一间坐落在连部南边的稍大一点的房子，是新盖的，靠西头第一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人帮我带孩子，因为孩子太小，托儿所不收哇，我还要给学生们上课呢！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房子后边第二排靠东头住的刘阿姨帮了大忙。她说不能被我请去专门带孩子，但只要我去上课，孩子就可以放在她家，下了课我再接走，这样总算解决了大问题。

说来也怪，儿子除了这位刘奶奶和我之外，他不接触其他任何女性，无论年老年少，就是后来能送托儿所了，也不让那里的阿姨抱。但只要是男性，不论老少，谁都可以把他抱走。所以那时下了班，天气好的时候我在房子里面做饭，把儿子放在小推车里推到门口晒太阳，十之八九一会儿就被人推走找不见了。不过放心吧，那时可没有偷孩子的，而且找孩子时，只要把目标锁定男性“爷们”“哥们”的，就可以很快找到。

   可是生活不只是上课下课带孩子吧，柴米油盐缺了哪样都不行啊。那时连队不能按时发工资，吃粮得在规定的日子到连部先去成袋地扛回来，到发工资时再扣钱。吃菜夏天要到很远的菜地去自己买菜，因为没有菜市场呀！冬天则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三样菜，得在秋天时先自己买回来，自己储存到各家自己挖的菜窖里，冬天吃的时候再一次次下到菜窖里自己去拿。

   当时住在我旁边的是郭武升一家人。每到打粮的日子，老郭都会主动帮我扛回来。每年秋天储存大白菜时，老郭都会帮我把我要买的菜买上，下到他们家的菜窖里。冬天他家每次下窖拿菜时，就会给我也带些上来，我从来没下过菜窖，只管吃菜就是了。夏天到菜地买菜也是如此，我甚至不知道菜地在哪里，菜的价钱是多少，反正把钱给老郭就是了，多省心呐！

   柴米油盐，首当其冲的还有做饭的“柴火”——那时可没有什么天然气，做饭得烧煤，而煤得用拖拉机到西山煤窑去拉，拉回来还得卸到自家的炭棚子里去。我家每年大概要烧一吨左右的煤，都是老郭一家人帮我从拖拉机上卸下来，然后再弄些泥土和成泥巴，抹在煤堆上面，以防煤炭风化，像座小山似的堆在我家房子对面。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哪里垒得起炭棚子呀，这样就很不错了。一直到我调到乌鲁木齐之前的这些日子里，老郭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1978年入冬时，孩子快要走路了。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就带他到老郭家玩，因为他家的房子大些，让儿子在这里学走路。他们一家人都帮忙他，让他从门口走到床边，再从床边走到门口。儿子也走得很努力，很稳当，每到一个“目的地”，他都开心地大笑，嘴里喊着：“到！”“到！”

   儿子走累了，也消了食，我就把他带回自己家，给他洗洗，安排他睡着了，我再备课，给学生改作业。我每天都把他穿过的衣服洗干净，棉衣棉裤经常要拆洗，重新做好，这样既干净，又保暖。

   孩子长到一岁多，新的情况又出现了。一不小心，我又怀孕了，而且一直没有检查出来！五家渠的医疗水平当时就是这样，自己明明感觉不对，医生却说没事。等到医生说有事的时候，这个小宝宝在肚子里已经长到三个半月啦。“太大了，不能做了，还是留下吧。”医生说。同事们也劝我把孩子留下，反正一个孩子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带，他们一块长大，还省事。我自己一方面工作上找不到接手的老师，另一方面觉得这次怀的肯定是个女孩，非常自信，决心生下她。

   决心好下，困难可想而知更多。儿子刚会走路，正是最离不开手的时候，要照顾好他已经很吃力。还要做好本职工作，我当时带的是小学毕业班，要参加团里统一考试，不能考砸了，所以经常要给学生补课，加班到很晚（后来我带的这个班考的成绩不错，记得在团里统考的班级里还排在很前边呢）。白天在食堂打一份饭（一个馒头一份菜），也经常忘了吃。累了困了，就吃点茶叶提提神，后来就吃上了瘾（当时也买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呀），一直到女儿出生后才慢慢地戒掉。也因此把女儿生的皮肤黑（后来在农大上幼儿园，阿姨们都称她是“黑牡丹”）。由于营养不良，我也得了缺铁性贫血，产后在天津休养了半年。所幸的是孩子很健康，出生时跟哥哥一样重，也是六斤六两，而且果真是个女孩儿，很乖，从不哭闹，四个月时就会吃一个蛋黄了。平时吃母乳，很方便。

   女儿是1979年2月18日在天津出生的。凑巧那时学校派我爱人到北京进修，我怀着女儿，带着儿子，在那年农历除夕之夜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因为当时准备与越南打仗，新疆边境地区实行人口疏散，火车站人满为患，根本买不到车票，直到大年三十才买到的票），到天津后，正月二十二女儿就出生了。我爱人帮我妈伺候完我女儿的月子，正好学校开学，他便带着儿子回北京进修，我这里只留下女儿自己带，减轻了不少负担，可以安心地在天津一边带女儿，一边养病。病愈带着女儿回新疆时，女儿已经六个月啦。

   开学上班后，请我的学生姚巧丽帮助照顾女儿。巧丽当时还没有参加工作，她很能干，性格活泼可爱。她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欢乐。后来连队秋收后农闲，上托儿所的孩子少了，阿姨相对不太忙了，我就能把女儿送到托儿所了。她很幸运，托儿所里孩子不多，数她最小，所以一个阿姨（连长的爱人）就专职带着她。到开春农忙时，送托儿所的孩子多了起来，阿姨照顾不过来了，孩子又得想办法找人带了。这时恰巧老王家的大女儿王维在家待业，正好帮我带女儿。通常是上班时她来接孩子，我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来。就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似的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半。

   这时我爱人在北京的进修结束，带着她哥哥和很多好吃的东西回到了五家渠，这样才很顺利地给女儿断了奶。家里来了个玩伴，两个孩子在一起，女儿显得特别高兴，每天都很开心的样子。但我们当时还是两地分居，孩子的爸爸还要回乌鲁木齐上班，我的负担一下子更重了。两个孩子的吃喝拉撒都得弄好，外边还有一群学生呢！

   连队领导对我很照顾，把离我家房子只有二三十米远的库房腾出来改作为教室，让我带的学生班级到这里上课。这样我上班就方便多了。下了课经常把写不完作业的学生带到家里来，支上吃饭的桌子，让那些学生写作业。两个孩子就让他们在床上自己玩，我自己一边做饭，一边招呼着床上的孩子、地上的学生，嘴里不停地说话，手里不停地干活，等到学生们交了作业走了，孩子们吃了饭睡下了，我还得改作业，准备第二天上课的内容。每天真是“早上两眼一睁，忙到晚上熄灯”，可是却不觉得累，觉得过得很充实，特有成就感。特别是给两个孩子喂饭时，他们坐成一排，我坐他们对面，拿着勺子给他们一人一勺地喂饭，就像喂小鸟似的，别提多好玩了！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天津人很喜欢打扮孩子，喜欢让孩子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那个年代，尤其是遥远落后的边疆地区，根本没有卖童装的，只有自己做。于是裁剪书就成了我当时的最爱（那个时代很多人家里都有这类的书籍）。我让学过工程制图的爱人把书上的童装裁剪图按照我要的尺寸放大到旧报纸上，我再把纸样放到布料上裁剪好，拿到我的天津老乡于少莹家去做（她家有一台手摇缝纫机），有时也把机子借回家来做。她人心灵手巧又很热心，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后来我们托朋友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全家人单的棉的都靠这台机子做。每到寒暑假，我会把全家人的针线活做完，开学后一上班，就只管教书育婴了。这台机子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可以说是我家的“功臣”啦！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四五年，一直到1981年，我的工作才调到乌鲁木齐，全家搬到他爸爸那里团聚了。

   调到大学里工作，我才知道在城里生养一个孩子，就要花掉一个人的工资。那时我爱人的工资才50元，一个小孩吃牛奶每月25元，保姆费25元。孩子得到自己会吃饭了，才能送到幼儿园，托儿费也不便宜。相比之下，我的两个孩子在五家渠农场可省钱了！我要感谢那里的一切，感谢那片土地养育了我的一双儿女，使他们得以健康快乐地成长，更感谢那里热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是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和呵护，才使得我能够度过那段两地分居的艰难时日，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热情、淳朴、善良和厚爱，五家渠，你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