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忆录） 啊！我的塞里木湖

 

 

 

目录

一．     塞里木湖开发玄想 

二．    与“死神”周旋的日子

三．    阴阳失调的山沟

四．   一营的弟兄们

五．   勇闯“老虎口”

六．   宣传队的快乐生活

七．   塞里木湖的美与爱

八．   难忘的情谊

九．   永远的英雄颂歌

十．   难言的历史

 

 

 

       “塞里木湖象一片翠绿的叶子落在山谷”， 这是李瑛的诗句；

       “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郭小川也在塞里木湖找到了灵感。

       塞里木湖被天山环绕，号称天池，这个本来僻静的西北湖泊因其特殊的美，人们趋之若骛。三十九年前我在塞里木湖畔生活工作了四年，我把22岁到26岁那段多汁液的生命捧给了这里，如一颗半青的果子遗落在湖畔，遗落在天山的树林里，遗落在那个山石嶙峋的隧洞里。四年，大学本科的时间，我却象高尔基上了社会大学，科目很细：苦难、危险、死亡、爱情、友谊和英雄主义，还有许多人物传记讲座，杂学选修。我的大学没有浪费纸笔，消耗的是灵与肉。我没有成为高尔基，但扎实的社会知识功底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百毒不侵。每当想起这段经历就激动难耐，我克制着自己，用文字再现那些日子，用理性的梳子梳理杂乱的记忆羽毛，让湖畔的历史脚步，演化成我命运交响乐的一个青春篇章。

 

 

        一． 塞里木湖开发玄想

 

     “塞里木淖尔”，多美的称呼啊，这是爱骑马唱歌的蒙古牧民对塞里木湖的称呼，蒙语的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俗称“三台海子”。塞里木湖引水工程驻湖西侧，简称“海西”。那时，我们回家探亲，开的证明上扣着鲜红的大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塞里木湖引水工程指挥部”。

      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的军队开始按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战略方针转入农垦，唯留部分军队进行剿匪。我们农五师的官兵，马不停蹄地追击土匪，后来逮住了全疆最大的土匪头子乌斯满，把这个高大肥胖的家伙钉上手铐脚镣在博乐县游街。从此官兵们放下刀枪，扛起坎土曼，开始在博尔塔拉垦荒。那时其他几个农业师已经建起一个又一个象模象样的国营农场了，落了伍的农五师急着想大跃进，不知哪位高人出点子，说在天山凿个洞洞，把塞里木湖的水引下来能浇开万亩良田。

      根据史料记载：1964年，农五师为解决博乐垦区用水、用电的困难，决定综合开发塞里木湖。为了查清湖水储量及变化状况，设立了水文观测站。1965年5月派人对湖进行实地勘测。

 1966年12月11日，塞里木湖引水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农五师组建了水利工程指挥部，下设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后勤组、辖三个营和卫生队。全工区共有职工1033人，劳改犯59人，及家属等共1700多人。

    工程计划引水115亿立方米，每年在灌溉期5、6、7三个月从塞湖放出2亿-2.4亿立方米水，补充下游9个地方场乡和农五师7个农场农业用水。同时，计划在8千米长的山沟建水力发电站5座，装机容量5.1万千瓦。工程引水使用年限为60年。      

施工4个月后，至1967年4月，工程停工。

    1968年4月，重新成立工程指挥部，6月11日开工。到1969年5月，由于多次发生伤亡事故，造成第二次停工。

 1969年，为解决开凿隧道技术，总指挥率领主要技术人员赴成昆铁路参观学习。考察回师后重新确定方案。兵团要求3年竣工，并在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给予支持。从1970年2月，重新开工。

 

      从资料记载看，1970年初是海西大规模开发的肇始，在那个风雪天山的日子，穿着绿军装戴着鲜红领章帽徽的团领导，坐着吉普车上任了，大卡车从各农场拉来一批又一批农工，我和许多天津上海知青也包括其中。湖畔和山坡盖了许多土砖房、草皮房，同时，荷枪实弹的民兵战士还押来一个劳改队，湖滩上盖起了一座特殊的四合院，四周架起电网、竖起岗楼，晚上探照灯刀刃般的光线交叉闪烁。

       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艰难地在山道上蜗行，大雪把天山遮盖得严严实实，我们蜷缩着和行李挤在车箱里。从车蓬缝隙望去，长条的天际一片雪雾混沌，如那时我们的心境。

       山路狭窄险峻，车轮时而压着路缘，车箱宽于车轮，我们经常处于悬空状态，天上是大雪，身下万丈深渊。走过险要地段，大家瞪大眼睛盯着车轮从路边慢慢地碾过，心提到嗓子眼。我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一次车轮已经半悬空，有人吓得叫出了声，随即遭到大家的呵斥，怕惊扰了司机。 

       路过塞里木湖我们没心思欣赏，感觉那是一片黑蓝，一片灰暗。

初到海西生活非常艰苦，有个顺口溜说得很形象： “木头烟筒，草皮房，不喝开水，吃冰糖”。

      海西盖房子就地取材，把山坡厚厚的植被用飞快的铁锹切成长方块，叫做“草皮砖”，然后选择干燥的山坡，挖下一米多深，周围垒起草皮砖，上面用圆木当房檩，盖上松树枝叶，再压上草皮，一间房子就盖成了。房子特点是墙体特厚，草皮之间不用泥或白灰。草皮房子并不暖和，主要靠火墙取暖，烟筒是木板钉的长方体。

     “吃冰糖”，是说我们吃水的困境。全连喝水只靠山上一眼山泉，连里挖个水窖，拉水车每天不停地运水，冬天就拉冰。从农场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拉水车供不应求，抢冰成了每天海西一景。汽车一到，大家蜂拥而上，一车冰顷刻就没了。把冰抢回来，用大铁桶放到灶上烧，等化成冰水，再把冰水烧开，很费时间。有几次下大雪，抢不到冰，我们就拢一桶雪放在灶上，白雪渐渐融化成黄汤，里面荡着草叶，木屑，羊粪蛋，一次竟然漂起一团纸，不知是哪个家伙在雪地里方便用的大便纸。大家笑着、骂着把那桶污水泼在雪地上，白雪烫出许多黑窟窿。

      因为喝水，我把脸烫了。那次下班后口渴，土灶上有个军用水壶烧得正热，我用毛巾包着水壶去拔壶塞儿，一瞬间一柱白气直喷我的面门，手一歪滚烫的热水倒在手背上，“当啷”一声水壶就掉在地上了。我捂着脸，火烧火燎的疼，脸象被人涂了一层胶水向前牵引着。一照镜子，脸上开了一大朵大紫花。跑到卫生所涂了些药膏，手上的大水泡被剪破，流了一些黄水。后来，脸皮逐渐变黑，龟裂，我象蛇一样蜕变了一次。几个哥们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儿没白烫，白嫩漂亮了。

      刚上山，我们就接受培训。领导想把这些农工培训成组织纪律性强的工程工人。可培训了好长时间，也不学什么技术，连进山洞的注意事项也没人讲，就是学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每天教导员讲了，指导员讲，大小领导都来亮相。

      培训效果不大。从农场来的这些散兵游勇不喜欢海西，说怪话、发牢骚，睡懒觉，参观隧洞后一个个耸肩膀，吐舌头，听说砸死过人，更是胆战心惊。团领导最后下决心清理整顿队伍。让大家自愿选择，或走或留，想走的送你下农场，想留的好好干。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都想下山回农场。我却犹豫着：留在海西前途未卜，黑洞洞的隧道张着大口等着自己；农场是我的伤心地，从心里不想回去。有个扬州来的技术员劝我： “小孙别走了，到农场再干就是个农工，有啥发展，这里好歹是工矿，将来可以学点技术。”我这人平时比较随意，听听他的话也有道理；再一想，人家农场把我们踢出来了，回去看那一张张脸该是什么滋味啊！

一起来的知青都回农场了，只有我自己留在了海西。

 

 

       二． 与“死神”周旋的日子

 

      在一营呆了一年多，我的记忆里总是大雪纷飞，总是雪雾茫茫，总是夜里穿着结满冰凌的雨衣，艰难地爬那个熟悉的大坡回宿舍，耳畔是哗啦哗啦的冰凌声。

      经勘测，引水工程选择了天山的一条山谷，山谷下面是广阔的戈壁滩，让湖水顺着山谷流向山下就能浇出碧绿的麦田。湖与山谷间是几个不大的山包，打通山包必须开凿一条三千米隧洞。一营和二营隔山对凿，一营面湖，二营背湖。

      第一次进隧洞，神经会立刻绷紧。洞口还好，光滑的水泥洞面有安全感，走进刚开凿的作业面象踏进深山魔窟：抬头望，嶙峋的山洞呲牙裂嘴，悬空的石头似乎随时往下坠，脚下碎石凌乱，岩石渗出的水淌着一股子硫磺味。心里正惴惴的，忽然身边一物“砰”然腾起，原来风筒在排风，刚爆破完，抽风机一开，本来死蛇皮般摊在地上的风筒立刻膨胀，你要是踩在风筒上还会摔个跟头。

       一营的活累而危险，与农场的活大不相同，农场是跟太阳“较劲”，成天在大田里耗时间。而这里是与石头“较劲”，那石头无情，随时翻脸，轻则伤人，重则要命。

      推轱辘马（矿车）是力气活，空车就半吨多重，装满石头，要好几吨。虽然沿着轨道推，仍然吃力，遇到上坡或轱辘马有毛病，再加上大顶风，那算倒了霉，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肩膀扛，用脑袋顶，一点点向前捱。推车也有危险，有时不小心，会被“溜车”撞着。二营有个女青年被两辆车一挤，腿骨粉碎，成了终身残废。还有个新生人员被轱辘马要了命。他推车到一个轨道转弯处，恰好矿车被轨道边的木房子卡住了，他下车拔开车斗插销，想挪一下，不小心车斗向内一倾斜，人被挤在车斗和墙角之间。当把他从石堆里搬出时，他嘴里淌着血，没等下山就死了。

      我也有段推轱辘马的历险记。那次我们两人推车，好容易推出隧洞，轨道坡度向下，矿车就自动滑起来，这是最惬意的时候，可以站在车架上享受一会。两个人站在车架上有点挤，我就跳下车，想跨到车斗对面的车架上，谁知脚下一滑，一个屁股墩儿摔到轨道边上，我急忙收腿，轱辘马唰地一阵风从面前飞过，我觉着脚有些疼，脱鞋一看大脚趾甲被碾成青紫色，日后还是慢慢地脱落了。那哥们儿跑过来直摇头：“真万幸！要是腿和脚碾在轮下，你小伙儿就惨了”。当时自己脑子是木的，只是抹着头上的汗，后来想起就后怕，要是少了一只脚或一条腿，命运之神不知该如何打发我呢！

      被复隧洞按说算比较安全的活，可一连的狗熊班长却被砸伤了。按惯常工作程序，先是打眼放炮，炸出山洞后用方木搭起架子进行支撑，防止石头掉下来。后续人员在架子上撤掉支撑木，安装模型板，然后灌注水泥沙浆，被复出穹型隧道。一连的狗熊班长正忙着，洞顶一块巨石滑落，一下子拍了他的后背，等人们把石头搬开抬他的身体，稍微一动，他疼得直叫，人软的象面条。狗熊班长，河北人，又高又壮，塌鼻梁三角眼，黑脸膛，平时对人总是恶狠狠的，挺遭恨。听说他被砸伤有人还挺高兴。可是后来听说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脊椎被砸断，成了高位截瘫，一辈子再也站不起来，大家都沉默了，都兔死狐悲地挺难受。

       一营的弟兄们日夜与死神周旋，只要穿上蓝色帆布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浑身就要多长几只眼睛，随时躲避死神的光顾。

       一营的工地只要开工就昼夜不停，白天机器轰鸣，把个山凹震得麻簌簌的；夜晚灯火通明，照样机声隆隆。那时实行“四班三倒”，24小时不停工，三个班次轮流倒班，有一个班次休息。虽说休息时间不少，可人的生物钟拨乱了，成天迷迷糊糊，浑身酸软，总是睡不醒。最憷头上夜班，下班的人把我们从热被窝揪着耳朵叫起来，脸也懒得洗，穿上胶靴，带上安全帽就钻进洞里。洞里温度高，经常流水，把雨衣打湿，推轱辘马到洞外，寒风扑面，身上立刻结了一层冰花。我一上夜班就胃涨，吐酸水，幸亏有个天津哥们儿给了一些胃药才没落下毛病。

 

 

       三．阴阳失调的山沟

 

       一营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窝居在山沟里，除了下棋，就是谈女人。这里除了几个农村来的家属，几乎见不到穿花衣服的，一水儿的大老爷们，小老爷们。女人，女人！对于一群正值青春躁动期的小伙子该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有专家说，天然森林之所以枝叶茂盛，因为是混生林，各种树木相互协调；如果栽成单一树种的人工林，准长不好，缺少植物相互作用的机理。人群也象树林，应该是男女老幼的天然群体，如果阴阳失调也会横生出许多怪异。

      到一营来的山路必须拐个弯，下个大坡。这样外来的人，不管走路还是坐车，都要接受我们的“检阅”。大家正干活，只要见着女人，眼神立刻发凝，一阵躁动，有时，一声怪叫，或一片起哄声，那来的女同志腾地脸就红起来，厉害的嘴里还吐出几句难听的话。

      想女人就得有招儿。班里有个老齐，爱欺负人，成天哈个水蛇腰，看谁都不顺眼，总爱挖苦人。老大不小了，憋了一脸红豆豆，回老家不知用什么手段带回个女的来。那女的论个头，长相配老齐绰绰有余。可来到海西一看这穷地方，女人脸就放下来了，当天就想原路回去。老齐的“二逑劲儿”上来了，给女人来横的。没想到，那女人比他还横，要抹脖子上吊，吓得老齐腿一软就给人家跪下了。那些日子，老齐的水蛇腰更弯了，求领导、求那些家属帮他劝说。结果还不错，终于举行了婚礼。老齐说我有艺术细胞让帮助布置新房，我跑到商店买了不少宣传画，把个草皮房子里贴得花花绿绿。那时物质匮乏，送礼都没什么好送的，结果老齐的新房里脸盆罗有半人高。

       象老齐这样带回女人的不少。有勉强成亲的，也有跑回去的。尤其新生连的老职工，回到内地，把自己打扮一番，把攒的那点钞票抖露抖露，有些女孩子就动心了。结果到海西一看挺别扭，再知道这男人是“二劳改”，就咧开大嘴哭开了。这类段子不少，大家没事当成笑话闲谝，笑声里含着苦涩。

       一连有个二排长很干练，曾是北京首都警卫师的军官，仪表堂堂。一开会，就盘腿坐在床上，半闭着眼，大家说完，他才吭声。声音不大，句句砸在大家心上。全排都敬畏他。二排长不知为什么对我挺好，每次见到我，就用温和的河南话叫“小胖子”，其实那时我并不算胖，可能山上的人都太黑太瘦了。

      有一阵连里伙食管理不善，大家吃不好，怪话连篇，连里没办法就让二排长抓食堂。别说，排长就是出手不凡，上任没多久，我们碗里见着肉了，馒头又大又白，饭厅还贴出食谱，把个食堂搞得热气腾腾。食堂有个江苏女人，是个老职工的家属，后来风传二排长与她有染。起初我不信，二排长在我心目中形象高大，再说，他媳妇是个小学老师，眉清目秀，来海西多次，绝对是拿得出手的。那江苏女人，小眼睛，梳个元宝头，一说话嘴角总是亮晶晶的口水。传言越来越盛，一到食堂人们就冲着那比双人床还宽的大面案子指指点点。传说终于被二排长的“大献眼”证实了。

      那天我在宿舍听到外面起哄的声音，出来一看，山坡上高高低低站满了人，脸上都挂着诡秘和兴奋。原来那江苏女人的老公发现了什么，抄起铁锹就要砍二排长，二排长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一个跑一个追，围着山坡象短跑接力赛。这情景我没有看到，听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我心里挺难受，为排长难过，那个高大形象被泼了脏水。后来二排长调到二营。在二营见过他一次，我们只相互打了个招呼，都有点尴尬，他再没叫我小胖子。

 

 

      四．一营的弟兄们

 

      整个海西，除劳改队和新生连，普通职工下洞干危险工作的只有我呆的一连。二营都是技术工种，什么木工连、汽车连、民兵连，都不下洞干活。也就是说我们一连的职工干着与犯人和新生人员相同的活。

       对这些，我从没听过大家有什么不满，有什么议论，面对艰苦危险他们没有怨言，面对死亡也都那么坦然，那么平静。一排长应该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殷中勤，四川人，少有的高个子，高颧骨，薄嘴唇，不苟言笑。一营一连一排，排序第一，干活也是冲在前面。他连年都是表彰的模范人物。我写过他的模范事迹：少说多干，用自己的行动感召大家。哪里有危险，他都是走在最前面。曾多次被石头砸伤。一次脚被模型板的钉子扎穿，肿得穿不进胶靴，他就把解放鞋剪开，一脚穿胶靴，一脚趿拉着鞋进洞干活。

      我们班里的几个弟兄都是不爱吭声，干活不惜力的汉子。河南人秋海、小老汉、江苏班长、下棋高手胖子，还有几个上海知青、天津知青。

      上海知青小林，白面书生，身体属于那种精瘦有力型。每次干活总挑最累最危险的活干，手脚麻利，干活特有门道。有时看谁干着费劲，就过去帮一把。他与大家关系很和谐，总是微笑着，一笑就露出半拉门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监管对象。在农场时，他曾顺口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不恭的话，一套文革整人程序后，一个知青就变成了被监管的坏分子。到了海西帽子也没摘，大家也不提这事，只是节假日被叫到连部训话，嘱咐他要老老实实。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就更老实了。

      另一个坏分子，都叫他老兵痞。人长的就像卡通片的大坏蛋，赤红的酒糟鼻子，小眼睛，个子不高，很轴实，大字不识。他的罪行是当过国民党兵，还有作风问题。我笑着问别人，就他那样，哪个女的能看上他？老职工坏笑着说他挺厉害。

      每天大家正蒙头大睡，老兵痞就早早起来，捅开土灶，把火墙烧暖，不一会，灶火通红，上面水桶滚着沸水。然后把地扫干净，洒上水。杂活干完就坐在灶前，用个小锅大的搪瓷缸子沏上茯茶，香甜地啃着干馍。有时候班里开批斗会。老兵痞僵直地站在屋子中间。先是班长一通批判，然后让每人说几句。老兵痞勤快能干，还真挑不出多大毛病，就批判他不该参加国民党军队。老兵痞一个劲地点头，说自己当初站错队了。提起作风问题，他立马就脸红了，总说是女人先挑逗的他，人们不相信，他就辩解，讲出许多细节，大家都支棱着耳朵听着，批斗会变了味，大家挺开心。

      我挺同情老兵痞，从来不对他横眉立目，他心里也有数，见我干活笨手笨脚，就主动帮我，危险的地方总是提醒我。我没感觉他是什么阶级敌人，倒象个朴实的农民老大哥。

      一营的新生连由劳改释放犯组成的。许多老犯人劳改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刑满释放后，爹妈老死了，老婆改嫁了，儿女不认了，他们也就不愿意回原籍了，原地就业，成了新生人员。说是新生，连里仍然是管犯人的老办法，他们也习惯被管。别人的眼里，他们是服满刑期的“犯人”，有人还管他们叫“二劳改”。在海西他们干着最危险最繁重的活，打眼爆破最危险，全由他们干。一营死伤者大部分是新生人员，他们死了也不能追认烈士。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排长，在连里威信很高，因替别人当班，被石头砸死了。连里想给他开个追悼会，让我画个遗像。我随新生连的干部去宿舍整理他的遗物。一个窄窄的木板床，铺了薄薄的军绿褥子，军绿被子叠得方方正正，部队那种典型的“豆腐块”。墙上挂个绿军书包，这是他全部的财产。打开书包，一些杂务，其中一个手绢包引起我们的注意。打开是一枚部队的纪念勋章，已经发旧，深赫色。仔细看是抗美援朝参战纪念章。那干部说他是志愿军，还是个军官，不知道为什么判了刑，家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安葬只能由连里负责，后来埋葬他时，把那勋章也放到棺材里了。

       我们找到他的一枚发黄的小照片，按照那张小照片我画了他的遗像，我画得很认真，很仔细，反复修改好几次，大家都说很象。

      现在想起一营的弟兄们，包括两个“坏分子”，包括新生连的职工，我心里充满对他们的敬佩和尊敬，他们是开发海西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

 

 

      五．勇闯“老虎口”

 

      原来师领导计划三年拿下这个工程，因为石质复杂，影响了进度，最麻烦的就是塌方。那段山体属于断层，一爆破就象捅了马蜂窝，引起山体垮塌，石头不断地坠落，要是遇到大塌方，山包最后垮得露出天空。

      那时正学毛主席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于是营里就让我们发扬这种精神战胜大塌方。

      连里号召成立“敢死队”让大家报名。一张大红纸摆到案子上，上面签了许多名字，一排长、二排长，几位班长，几个天津知青、上海知青，两个坏分子的名字也歪歪扭扭地写在上面。我去得晚，面对这个阵势，不能退缩啊，提笔也写了自己的名字，真有种慷慨赴死的感觉。

      说心里话，自己不太赞成这种蛮干，觉着成立敢死队有点怪怪的味道，与毛泽东思想不搭界。难道只能用生命换取这种胜利吗？就不能想点其他办法？记得指挥部曾派人到成昆铁路学习过技术，难道就是成立敢死队吗？当时那种革命气氛已经被领导渲染的十分火热，我的想法如果敢说出来，绝对当场打成反革命。

      既然这样了，都是爷们，谁怕谁啊，谁也不愿意当孬种啊！一种精神支撑着大家，人们也被自己大义凛然的劲头感动着。

      战塌方那天，团里派来了救护车，白车箱大红十字特刺眼。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跑前跑后的，把担架、氧气瓶、各种抢救设备摆在车前。第一梯队已冲入山洞，我们第二梯队严阵以待：全身簇新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帽子上顶着矿灯，手里紧握着铁锹、撬杠，随时准备往里冲。

      敢死队的任务就是冒着石头坠落的危险，把作业面塌落的碎石清运走，然后搭起支撑木。大概“老山神”被我们不怕死的精神给震住了，没掉石头，人们迅速地清渣，把支撑木搭起来，大塌方算被我们战胜了。

      可塌方的危险并没有消除，时刻危及着我们的生命。

在另一次塌方中，我亲身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我当安全员，坐在支撑架上用矿灯观察作业面的顶部，如果有石头松动立刻报警。我们两个安全员从不同角度监视，两缕黄色的灯光照在黢黑的石壁上显得微弱可怜。下面几个人正将碎石装进矿车。当时有一块汽车大的巨石悬在洞顶，位置极不稳定，是我们密切观察的“恐怖分子”。巨石的黑影静得有些糁人，象死神的黑色翅膀。忽然，我感觉它微微的动了一下，怕看花眼，我又定睛看着，只见那裂缝不断地增大，心里一颤，我立刻大喊：“塌方了，快撤！”另一个安全员也同时大喊。还好，下面的人及时地躲开了。洞里发出一阵沉闷的钝响，接着满洞都是呛人的粉尘。事后清理现场，发现一辆矿车被砸瘪，象踩碎的小孩玩具。要知道那矿车是用半寸钢板铆接而成的。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条语录很适合当年的一营。一次，听说洞里出事了，我们急忙往那跑，只见四个人抬着模板，上面躺着一个人，穿着那种蓝布雨衣，脸用帽子遮盖着，血水从雨衣里渗出来，往下淌着，地面上的血点点滴滴洒了一路。这个人没上救护车就死掉了。

      工地每次死了人，就要停工好久。整个工地灯火熄灭，死气沉沉，笼罩着恐怖和悲哀。过一阶段，工地继续灯火通明，继续机声隆隆，人们带着安全帽又走进漆黑的山洞。

 

       六．宣传队的快乐生活

 

      在一营苦干了一年多，我被调到海西文艺宣传队。说到海西宣传队得从一营的业余宣传队说起。在一营时，我们几个天津知青喜欢唱京剧。起初，听说一个叫“大炮”的上海知青唱“黑头”，就把他请到宿舍，让他来一段。这家伙块头大，嘴巴阔，真有点黑头的架式，他也不谦虚，裂开大嘴就嚎开了。我用“嚎”这个词应该是恰如其分，这老兄唱完，大家楞没听懂他唱的是什么。我惊讶于京剧竟然可以这样唱，佩服大炮的胆量。想想自己在天津自小跟着父亲听戏，耳濡目染也能哼几句啊，慢慢地也学着唱样板戏了，几个天津哥们儿点头说，嗓子不错，够味！以后，大家就经常聚在一起玩，张文海拉京胡，二肖拉胡琴，还有拉手风琴、打洋琴的，挺热闹。

       一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以我们几个人为主。我们排了几段样板戏清唱，在一营演出效果不错。都是熟人，大家挺捧场，与其说我们演出成功，不如说在艰苦的环境里人们找到了开心的一种方式。

      后来到二营演出，效果就没那么好了。二营和团部机关连在一起，都见过世面，演出后掌声稀稀落落的。可那两次演出却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没过多久，团里决定成立海西宣传队。团部的杨干事亲自到一连找我谈话，传达了团领导的指示，说第一个选中了我，还让我推荐几个人，我推荐了张文海、二肖等四个人。杨干事又从二营挑了四个女青年，这样，海西的演出队就组建起来了。我们排了一套节目在全工区演出，效果一般，都反映那四个女青年不行，个子矮，没身段、没嗓子，说那个叫“黄毛”的丫头老撅着嘴，挺难看的。

      团里决定加强改组演出队。先从师部宣传队调来了能跳舞的小刘，小刘腿长身材好。又派来了老董当队长。老董是师秦腔剧团的编剧，自然是内行，从山下还选调了几个演员。从此，海西演出队走上正轨。我们先在山上给各连队演，然后到山下各团交流演出。那时文化生活枯燥，演出队走到哪里，还是挺热闹，给人们带来欢笑。

      师里的八十七团宣传队有好长时间与我们宣传队合并排演。他们有几位从师秦腔剧团下放的老艺人，拿手小戏剧，秦腔特色浓厚。合在一起的节目土洋结合，挺热闹。接触这些老艺人，感觉他们就是农村的农民，把演戏当成吃饭的手艺，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的，但那祖辈传下来的手艺还是饱含着艺术精华，只是没有升华到理论。老艺人身上有农民的敦厚淳朴，也有小气财迷的农民习气。记得那个打鼓佬，干瘦的小老头。平时就是个老农，一上台挺精神，呵来呼去的，那些老艺人都听他指挥，老头子对每晚演出的补助特计较，吃夜宵也特能吃，他孩子挺多，最小的儿子也就四五岁，虎头虎脑，有时候还客串个小角色，小家伙在台上听大人扯嗓子唱，他就东瞅西瞧的，有时候憋得慌，背过身就在台上撒尿，逗得观众直笑。

 

 

      七．塞里木湖的美与爱

 

      宣传队的日子对我来说总是春天，一直压抑的心情在这里晴朗了。我们宿舍离湖边不远，经常到湖畔散步嬉戏，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塞里木湖的惊人之美。

      银光闪烁的雪山被蓝色的湖水对折成双，层层叠叠的树林在水中茸茸的，偶而飞过的水鸟翅膀划过水面，搅乱水波，搅乱雪山和树林，一会儿一切又归于平静。湖畔草地被阳光和云朵泼洒成嫩绿、翠绿、苍绿，交替着、涌动着，象低吟着一首雄浑的歌。哈萨克的帐篷象雨后的白蘑菇，袅袅的炊烟让你想起少数民族的美丽故事和古老的传说。红裙子的小姑娘象纷飞的蝴蝶在草地上嬉戏。白马和枣红马摇着尾巴悠闲地啃吃青草，湖水把它们的身影一波一波推向远方。面对塞里木湖澄蓝的湖水会融化你心中的块垒，慢慢沉淀成宁静，把你淘洗得清纯透明。

      师部的几位画家、作家常来海西深入生活，队长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让我陪着他们。一次几位画家钻进湖边的哈萨克帐篷，一个老妈妈成了模特。哈萨克老人饱经风霜的脸象岁月熏染的棕色核桃，大鼻子，凹眼窝很有特点，我用黑钢笔画了个速写，几个画家没想到这小伙子还能画几笔，鼓励我搞创作。其实，我在一营的时，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把我那点可怜的艺术细胞赶跑了，很少动画笔，没心情。只为牺牲的职工画过两次遗像，还为隧洞口画过毛主席像。受几位画家的鼓舞，我画了一张隧道里职工学毛选的画，一张描写职工冲锋陷阵的宣传画，本来说参加师部画展的，自己脸皮薄，怕被刷下来，没勇气送展，失掉了参展的机会。

      塞里木湖的美呼唤着我们心中的美，呼唤着我们年轻人的爱。我的初恋开始在这里，那是一场糊涂的爱。而另一对知青动人心魄的爱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个风雪夜，演出队的女生宿舍有人嗵嗵敲门。小刘打开门见一男知青，身后跟个女人，红头巾落满了积雪。她是上海知青，从农场来看她未婚夫。未婚夫是天津知青，在监狱里劳改。听说这个知青的经历，几个女生对她一下子就有了好感，给她做饭，腾床铺让她休息。半夜她胃疼得打滚，大家给她找药。她的未婚夫我们都认识，犯人里的唯一天津知青。我曾与他打过照面，他正推轱辘马冲我点头笑笑。小伙子是个标准的男子汉，高个子，宽肩膀，浓眉大眼，牙齿有点黄。他脾气倔强，与对立派矛盾很深，据说还打过对立派的头头。对立派掌权后就整他，抓他和女朋友发生过关系，胡乱安个罪名判了八年，押到海西劳改。他判刑后，未婚妻哭得死去活来。对立派头头劝她划清界限。女知青真是有情有义的女子:“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听说未婚夫在海西劳改，就偷着从农场来海西看他。

      不知那时劳改队什么规矩，不许家属探视犯人，何况他们并没结婚，没有合法关系。她在海西呆了好几天，一直不能探视，十分焦急。海西的几个知青被她的重情重义感动，几个在监狱的知青警卫商量后，想了个办法让他们见面。

      那天犯人都出工，让他装病留在号子里。然后，天津知青警卫押解他到山上砍柴禾，让女知青在山包后面等着。后来两个苦命的情人终于相见了。事后这件事被领导发现了，定性为严重的违反监规事件，几个知青看守都受了处分，那女知青回到农场也背了处分。

      那几个知青看守也不在乎，感觉做了一件大好事。大家聊天时让那押解的知青警卫讲讲两人见面的细节。这小子说，两人在山包后面一见就抱上了，啃个没完没了。

      大家听了都开心地哈哈大笑。

 

 

 

       八．难忘的情谊

 

      在宣传队和我最要好的哥们儿就是张文海了。第一次见他是个晚上，二肖带我串宿舍，说有个天津哥们拉京胡。宿舍里黢黑，几个人围着一个小个子听他拉京胡。说实话，那声音不好听，象个怪人时而咳嗽时而尖叫。小个子手指头细长，痉挛地掐着胡琴儿柄。小个子对我挺客气，点点头说：“咱们不学张仲汉搞封资修那套，咱唱革命样板戏，不犯法！”。

      回来的路上我对二肖说：“这主儿挺神的”。二肖说，这人不错，就是邋遢点，住南市，会摔跤，回民。我们一起在天津窑地干过活。

      以后和文海熟悉了，一营成立宣传队后，我们搬到一个宿舍，渐渐对他有了好感。文海人品好，脾气好。按现在话说，有独立人格。遇到问题，脑子清醒。经常给我出主意，象个知心的兄长。他比我长三岁，可社会阅历比我丰富的多，同他相比我就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孩子。他从小死了父亲，靠祖母养活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很早就辍学了，各种临时工都干过，天津下层的生活他都见识过。令人钦佩的是，他没有沾染坏毛病。是个好人，正直的人。文海有着许多与常人不同之处，想想也挺有趣儿。

     他酷爱拉京胡。一大早，我们正满脸肥皂沫地忙乎呢，只见他三两下就洗漱完毕，操着京胡吱啦吱啦拉开了。问他洗了吗，他点点头，就看他小脸中间一溜湿迹白白的，可车轴脖子黢黑，成了鲜明对照。他总说，干吗跟个老娘们似的，洗个没完没了。他睡觉无冬论夏把大棉袄一叠就当枕头，结果棉袄后背一大片油亮油亮，象清朝官服。文海在天津看了许多电影，尤其是外国片，脑子好，记忆力强。大家没事儿就围着他听故事。别说，听他的故事能上瘾。他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候还卖关子，讲半截不讲了，大家赶快给他倒杯水饮嗓子。文海爱睡觉，成天睡不醒，有人骂他在娘胎里没睡够，他把睡觉当成革命任务来完成，抓紧一切时间。大家想听故事，就把他推醒，他就骂街，数罗着，最后还是给大家讲。文海好脾气，从来不和人吵架。你开再大的玩笑他也不急。他是回民，有人把猪肉偷偷埋到他碗里，他吃着吃着就扒拉出来，骂一句，把肉扔掉，继续埋头吃饭。他爱吃牛羊肉，好容易赶上过节吃羊肉包子，就买好几个，藏起来下顿吃。有几个家伙就偷他包子吃，可后来就偷不着了，老兄把包子居然藏在毡靴里。

      文海在农场搞个对象，来海西后分手了。这对他打击很大。总是灰灰的，振作不起来，这可能是他成天睡觉的原因吧。他爱和我说心里话：胖子，你年轻聪明，有前途，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但他的鼓励却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后来文海又搞个对象，让他重新振作起来。这个对象和他差不多高，甚至猛一点，丰满周正。女孩子父母原来和我一个连的，因为出身问题，文革受了冲击。文海和对象好上以后，发展迅速，很快就谈婚论嫁了。大局已定得拜访未来的老丈人。那次从农场回来，文海一个劲咳嗽打喷嚏。问他怎么了，他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文海到了对象家，遇到两张长脸。未来的老丈人本来想把闺女嫁个干部或司机。结果冒出个文海来。好在老两口都是正直的老实人。未来丈母娘生火做了顿饭。晚上文海没赶上回来的车，只能在对象家过夜，和老丈人挤一个炕。半夜挺冷，老丈人把被子全卷过去了，冻得文海没睡好。

      别说，文海主意特正，最后还是把小媳妇弄到了手。他的婚礼我没赶上，心里一直为他祝福。两人生了三个孩子，小日子过得挺美满。文海现在退休在新疆，幸福地享受天伦之乐。去年我们还通过电话，问他还拉京胡吗？他咯咯地笑着，声音还那么年轻，“能不拉吗？”我想，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好人还是有好报的。

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个人物是我们宣传队长老董。

      宣传队调整加强那阵，听说要从师部调来个队长，我猜想大概又是个大兵。没想到是位风度翩翩的女作家。青岛人，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柔和如春风。擅长写散文诗歌，一笔漂亮的钢笔字，舒展飘逸，类似宋徽宗那种瘦金体。她的领导方法也很新鲜，拿个小笔记本找我们座谈，收集大家的想法，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同那些军人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从心里钦佩她的才干和风度。

      老董住在团部，演出队离团部有段距离，每晚开完会或排练节目后，我们就陪她回住处。当然这个任务由男队员完成，起初我们三两个人，后来就成了我一个。这个路程不长不短，可以聊天谈心，我听了不少她的故事。

      老董是个孤儿，她遗憾从未见过亲生父母，几次动情地说，父母是匆匆的过路人，将一个女婴送给一户人家，什么也没留下，只有一块小花被。虽然养父母的家庭很温暖，但被遗弃的忧伤总伴随着这个多愁善感的女作家。以后，更大的不幸在她最好的年龄迎头扑来。上中学后，抗美援朝开始，她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军，很荣幸地入朝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当年的她很神气，出入司令部，提起彭德怀，她总是亲切地说：“那老汉儿可好了”。把“老汉”后面儿化，听着亲切俏皮。战争没结束，部队就保送她到上海上大学。在学校里也红得发紫，党员，部队干部，这些荣耀让人羡慕。1957年反右开始了，起初她还是学校的反右派积极分子，领导小组成员。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夜之间自己也成了右派，原因就是同情“极右派”男朋友，划不清界限。之后，就是一番改造的苦难史，他们夫妻辗转来到新疆。丈夫在师部当作家，她在师部秦腔剧团当编剧。

      对于她来说，被剥夺政治生命是无法接受的，曾无数次申诉，想洗清不白之冤，可寄出的信总是石沉大海。师里从北京总参、总后调来现役军人，她认识了师长夫人。夫人原来是总政的干部，负责文艺工作。都是文艺界的知音，她们很快就熟悉起来。那位夫人刚到新疆没有说话的朋友，视老董为知己。老董就把自己的一腔哀怨向她倾诉，那夫人同情地陪着落泪，当即答应让丈夫帮助老董申诉。我记得，那些日子老董兴奋得脸红红的，忙忙碌碌地赶写申诉材料。再后来，老董情绪一落千丈。原来，那位师长夫人态度变了，再不提申诉的事并疏远了她。老董过后凄凉地说，能理解人家，都是戴领章帽徽的军人，谁愿意染这个黑啊！ 

       三中全会以后的老董，我再没见过，能够想象平反后她该是多么的兴奋啊！

 

      与老董相关的另一个人必须提提，张思明。先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在八十七团宣传队的时候，一天大家正排练节目，负责人带来个人，说是张导演。只见这位张导穿个破棉袄，腰里扎个麻绳。小个子，大眼睛，兔牙。张导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大家抻胳膊踢腿的继续排练，把个导演冷在一边。他蹲在角落里看大家排练，等快排练完，他才站起来：“我说几句。”然后一二三地提了几条意见，处处点到要害。人们开始用另种目光望着这位导演。当年八十七团的节目在全师汇演拿第一，还代表农五师到兵团参加调演。

       张思明多才多艺。来海西前是师秦腔剧团的编导，能导能编，散文诗歌写的也非常棒，报纸经常见他的文章，还有手绝活——剪纸。我见过他和夫人在报刊发表的剪纸作品。夫人是团里的广播员，声音不脆，挺甜。他们两儿两女，个个水灵，冒精气。尤其双胞胎的大丫、二丫，两个小美人坯子。那个二丫才五岁，小人精，聪明绝顶，还挺厉害，老董曾笑着说，这丫头长大，整个一个王熙凤。

      老张是根红苗正的红小鬼，革命家庭，在延安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几个姑姑都在北京，姑夫都是中央级的大干部。他轻易不提自己的革命经历，只有生气的时候说：“问问咱们团长，我老张革命的时候，他干啥尼！”

      走出校门我直接跨入社会，现实粉碎了许多迷梦，但自己爱做梦的气质，十足的书生气仍与农场的人际环境保持着一定距离。只有遇到了老董和张思明这样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后，才找到了知心朋友和老师，我的生活空间拓宽了，从他们身上学了许多东西，对生活认识更深刻，视野更广阔了。

 

 

 

       九． 永远的英雄颂歌

 

      那时演出队都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革中逐渐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节目套路，什么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天津快板等。一身绿军装的演员，扛着真刀真枪到台上一通喊，一通跺脚，台上尘土飞扬。这类刚性十足，象牵线木偶的节目观众很快就审美疲劳了。海西宣传队开始也是这些东西，老董和思明来了之后编了一些有情节有内容生动形象的小歌舞小话剧，很受欢迎，起承转合地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演出效果不错，每次台下都是人头攒动，掌声不断。节目内容我们更多反映海西职工在一线奋斗的感人事迹，歌颂英雄们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几个人都在一线干过，体会过他们的艰苦和危险。可以说是带着敬佩之情编节目演节目，即感动观众也感动自己。海西有两位英雄让我们永远忘不了。

      徐高远，这名字就赋予了他英雄气概。老徐是扬州来的技术员，在我们70年上山之前，他就在一营工作。老职工讲，那时老徐负责整个一营的技术工作。从最初地质勘探，选择地点开凿洞口，以及放响第一炮，都是在他的带领下干的。他属于走白专道路的那类工程技术人员，不问政治，全身心扑在事业上。每天戴着安全帽，有时间就扎在洞里。在地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开凿隧道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有问题找老徐，成了人们的习惯。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总能见到他的身影，最麻烦最头疼的问题总是由他解决。他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打眼爆破是开凿隧道最危险的工作。用风钻打好炮眼后，装填炸药，炸药包裹着雷管，雷管垂着长长的引信。爆破的时候，两个人在作业面手持一根燃烧的引信，逐个将几十管炸药点着。与此同时，安全员手里也拿一根引信点着，计算时间。安全员手里的引信点完，就说明时间快到了，炸药即将爆炸，人们应该迅速撤离。

      搞爆破的人最头疼信子半截熄灭。如果出现哑炮，开凿面就残缺不全，不符合要求，还需第二次或第三次爆破，不仅浪费时间影响进度，而且带来许多困难。因此，点炮的时候，都希望一次成功。老徐长期带着几位职工爆破，经验丰富，出现哑炮的情况很少。有他在，大家就神经松弛，都能放心干活。每次点完炮，都是老徐最后一个撤离。

      同每次爆破一样，那次大家点完炮全部撤离了，老徐逐个检查，发现一个引信熄灭了，他上前想点着，这时候安全员手里的引信将要熄灭，安全员大喊危险，快撤离，老徐还是坚持把那熄灭的引信点着了。就在他转身往外跑的一瞬，就是那生死的一瞬间，炸药响了，惊天动地，巨大的冲击波，无数的石头放射性地飞溅，洞里弥漫着烟雾。当人们把浑身血淋淋的老徐抱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 石头把他的背部，后脑全都炸烂，安全帽都炸飞了。我们的英雄就这样走了。

      全营沉浸在悲痛中。工区隆重召开了追悼会。从那以后，一营洞口一直没有开工。直到1970年大规模开发海西后，才重新开工。

      我们到海西老徐已经牺牲时间挺久了，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徐高远。那时，我在饭堂画壁报，报头画了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伸着粗壮的胳膊。老职工看了都说像徐高远了，好几个人对我说。其实，我并没见过徐高远，只是想画出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也许是人们对老徐印象太深了，也许是老徐冥冥中给了我什么。

      每次节目演到徐高远，台下都是雅雀无声，演完就是热烈的掌声，人们的掌声应该是对英雄徐高远的钦佩和赞颂。

      大概由于我们演出队的宣传，后来兵团宣传部专门派人来采访，新疆日报也大篇幅报道了徐高远的英雄事迹。再后来兵团追认老徐为烈士。

      另一位英雄是我们二营的副营长。副营长是个麻子，那时我看见他，脑子里忽然有个疑问，他是否出过两次天花？那张脸真的非常斑驳。大家都背后叫他麻营长，当面不敢。其实麻营长脾气特好，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他是抓生产的副营长，成天带着安全帽，大部分时间在洞下指导工作。

      那年夏天，我们女生宿舍隔壁住着母女俩。女儿刚上小学，长的伶俐可爱，几个女队员总逗她。这是麻营长的夫人和女儿，来海西度暑假。

      麻营长原来在山下工作。因是起义军人，文革受冲击很大，造反派把他整得厉害。每天必须到造反司令部汇报自己的罪行。没人性的家伙们让他爬着进屋，批斗完，又爬着离开。来海西之前他长期忍受着屈辱。解脱后，他就来到海西，海西的空气适合他，这里美丽的风景也许能给他以安慰。我们经常听到他全家的欢笑声。

      麻营长是在作业面指导工作时被一块掉下来的大石头砸中的。石头太大了，目击者说，营长的心脏都砸出来了。         文革中受尽屈辱的好营长就这样牺牲了。

      营长牺牲后，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海西领取抚恤金。半夜，演出队的几个女队员听到隔壁母女嘤嘤的哭声。女队员们听得真切，也陪着掉泪。早晨起来个个眼睛哭得红红的。

 

 

      十． 难言的历史

 

      海西宣传队延续了两年多，后来老董调回师部了，思明在团里当干事也不管演出队了。有的队员下山结婚了，有的转业干其他工作了。听说演出队要解散，甚至风传工程也要下马，大家心里都挺难受，对于今后的前途都感到渺茫。那阵子，吃完饭，有人就抄起乐器演奏一曲，都是抒情的，忧伤的。情绪烟雾一样地弥漫起来，独奏变成合奏。记得有几首陕北民歌刚“解放”，尤其是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成了大家常拉的曲子。那曲子除去歌词内容，曲调包含陕北的苍凉苦涩，又有期待盼望，期盼中又有迷茫。从过门拉起，我们望着天山，望着塞里木湖，感觉心正深深陷落，陷落在怅惘微茫中，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

       我于1974年调离海西。当年海西工程下马，塞里木湖工区指挥部解散，职工分散到各农场。开发了八年的工程废弃了。隧道开凿了两千多米，成了永久的烂尾工程。

      史料记载：

   从1970年2月重新开工到1971年期间，创造了月凿进隧道108米，混凝土衬砌86米的最高记录。但在1972年后，由于物资供应不足，工程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到1974年4月底，工程全部下马。共完成隧道掘进2084.7米，还有829.2米未通；上部衬砌1621.8米，还有462.9米未砌；进口明渠完成土方17万立方米，还有8.6万立方米未完成。

   海西工程历时8年，全部投资924.5万元，耗用木材6600立方米，水泥2500吨、钢材380吨。

 

       据说著名地质学家竺可桢曾经路过海西，给工程提过六个字：“引水不是方向”。后来被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谬论来批判，大批判开路，海西工程大开发。现在看，这六个字不是谬论，是科学预言。引水工程应该是非科学的产物。工程持续了八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海西周围是个林场，大部分木料就地取材，想想6600立方米的木材，该是多大一片森林啊！真有点“蜀山兀,阿房出”的意味，可我们却是“树林兀，山洞没出”。

      再想，海西工程停工也是历史的幸事，如果隧道打通了，那么现在的塞里木湖必然成了第二个罗布泊了。

      三十九年一瞬而过。不久前，兵团战友刘工从新疆旅游回来说，去塞里木湖路过海西，路边有一块牌子写着塞里木湖工区旧址。听完，我的心缩了一下，随后几天，那块牌子总在脑子里飘来荡去。海西的日子，那时的人和事，那时的情景，那些亲切的面孔，那些裹着着血和泪的感伤，自己的年轻、卤莽和迷茫，青春的奔腾热血，都变成光影和碎片漂浮着、穿插着、契合着，慢慢凝固起来，浓缩着，聚合成那块牌子，如今搁置在湛蓝的塞里木湖畔，搁置在郁郁苍苍的天山山麓，任风吹雨打，任其风化成历史的烟尘。

 

说明：

 

1. 感谢战友刘工提供的塞里木湖工程开发的翔实资料；

2．当年我一直在基层工作，上述涉及兵团和师里的工作部署都是间接知道的，没有详细资料佐证，如我的叙述与史志相违，以史志为准。好在我下笔的重点是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其他都作为背景。

 

                                                                    2009年12月6日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任意转载)

      冷燕战友多次找我研究新疆版的事,因工作忙未能参与,心里总欠着帐.今天把我才写的长篇回忆发到这里,算是还帐吧.

     此文为即将出版的书而写.还要删改.

     也表示我对梦萦天山版的支持!

      祝新疆兵团的战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幸福!

   看了个开头，感到孙版的文笔真的很好，先坐个沙发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