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春播一粒籽 - 梦萦天山 - 中国知青网

春播一粒籽

拓荒篇

１９６５年７月３日，兵团农５师沙山子农场锣鼓喧天，场直及周围几个连队的职工、家属代表，整齐地排列在场部前的通衢大道两旁，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天津市南开区首批２８０名支边知识青年。

此时的沙山子，还有广袤的土地长满芦苇，正待开发，这些青年来到沙山子的第一课便是向苇湖进军，开荒造田，向苇湖要粮。青年们手执镰刀，斩苇开路，３米多高的苇林，从根底斩断，黑得像灶灰一样的原始泥土，一下子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遮住人们视线的苇林纱帐每天都以不同的速度在逐渐消退，眼前突然开朗。苇子被打成捆，晒成灰绿色，运出苇湖，建成“草库仑”；拖拉机也开了进来，一遍遍地犁着这黑油油的处女地，苇根被翻了出来，青年们又忙着清除这些苇根，以防复萌。

背灼炎炎的烈日，青年们晒黑了，脚上的鞋子被苇茬子扎烂了，看着眼前这一望无际的刚被拓荒的土地，人们心中的喜悦都不由自主地留在了脸上，转换成高亢嘹亮的歌声，飘洒向四面八方……

听说老军垦为欢迎新战友，要和支边知识青年组织一场联欢，青年们高兴极了，干了一天活，忘记了浑身的疲劳，又投入了节目的排练中。青年们各展才华：独唱、舞蹈、表演唱、乐器独奏等等。

晚会开始了，老军垦们演出了山东快书、四川金钱板、对口词及各地方言的快板剧等。赵乃义的一曲女高音独唱《马儿啊你慢些走》震惊四座，十足马玉涛的歌声再现。周淑玲民歌风味十足的一曲《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嗓音圆润，吐字真切，使人至今难忘。这些在海河畔曾受过严格训练的青年歌手的歌声，真让人心旷神怡，可谓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孟祥伟在台下现编曲现写词，自唱自舞《维族老汉看望天津巴郎》，其洪亮清脆的歌喉声震屋瓦，尤如李双江的声韵与高亢。他的现场编演———才思敏捷的模仿秀，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是当晚惟一要求返场重演的节目。

李涛的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激扬慷慨，绕梁三日，突出了梆笛的嘹亮的特色。在李涛独奏时，由我用笙伴奏。演奏结束后，我发现在我周围围上一群天真的孩子，大概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乐器，神奇地赞叹着：“嗨，真棒！李涛只吹一根笛子，你能吹一捆笛子！”这稚趣的议论，真让人啼笑皆非。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所致吧。看来沙山子不仅有大片的苇湖等待开拓，其实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存在一片干涸的沙漠有待开发。

新疆的天气像是没有秋天，刚到国庆节，树梢上的叶子还没落净，天就冷下来了，家家地窝子的烟囱里就开始冒烟取暖了，老军垦们忙着把成熟的苞米抢运回仓。棉花地里棉朵盛开，洁白可爱，这是驰名中外的长绒棉。场部机关、学校及其他非农业连队全体总动员，大都加入了拾棉花行列。城里长大的孩子们哪见过这样宏伟浩荡的场面，开始时大家还兴致极高地弯腰拾棉，可半天下来，有的人就撑不住了，开始蹲下拾棉了，把臃肿的棉袋从腰间摘下来放在棉行空间，后来有的竟坐在棉袋上拾棉，要多懒散有多懒散。看一看老军垦们仍保持旺盛的精力，大都把持着两行棉株冲在前方；我们每人只守着一行棉株，缓慢地尾随在最后，艰难地往前爬行。拾棉花这项工作在农场里可算是轻松工作了，妇女、儿童均可胜任，可这些支边青年们却累得腰酸腿麻。收工时一公布成绩，老军垦们一天平均拾棉三四十公斤，连学校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能拾到十几公斤，可怜这些城市支边青年，一天才拾棉七八公斤，差距竟如此之大，只完成了别人的几分之一。下车伊始，只看到沙山子苇湖的荒芜、文化的荒滩、教育的荒凉，通过这次拾棉会战，我们这才发现了自身的四肢荒废！凡荒必拓，看来这战胜自我之荒才是最艰难的。自我拓荒靠毅力、靠意志、靠长拓不懈，只有先拓自我之荒，才能一往无前完成其他领域的拓荒任务。

青年们咬住牙，忍受着腰酸腿麻，逐渐适应了拾棉的劳作，随后便虚心向老军垦们学习手头上的“快功”。敢情这“快手”是靠两只手分别同时抓住两朵棉桃，用嘴叼去沾在棉絮上的草叶，这自然要比我们一只手抓棉桃，另一只手摘草叶要快上三倍；“快手”坚持弯腰拾棉，前进速度自然比蹲行又快上不少。这一顿悟绝非我写成文字这样简单，这要不断实践，克服自己原有的习惯动作，重新养成一套新的工作方法。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一年的拾棉会战中终于冲出十几位拾棉能手，像韩月英、朱玲、黄惠芬等支边青年均榜上有名，成为全农场的标兵。

随着拾棉会战的结束，天渐渐地冷下来了。当地里的庄稼都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整个农场的职工又开始了开荒造田的第二场会战———挖排渠（我们叫挖大渠）。

早晨１０点钟太阳才出来，到了工地先轮流挥动十字镐揭开冻层。会干的，像石匠在山上打片石，看好地形，选择几个点，十字镐按设计的“穴位”猛钉进去，冻土就像石块一样成方成块地裂开被揭去；不会干的，可就苦了，十字镐钉下去，只在冻土上留下了浅浅的白点，再抡一次就再也重复不到第一次的白点上了，而在第一个白点周围不断地出现新的白点，这几个点集中一片也就失去钉眼裂石的作用。费力不少，“虎口”震得发麻，甚至握镐把的手指都震得失去知觉，放下镐，手指既不能伸，也不能握，可冻土只迸起了几点碎渣。冻土揭不开，想完成挖渠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好在老军垦们总是不惜力地帮助青年们揭冻方。看来要开拓自身的四肢荒废，可并非一日之工！

战士们热火朝天地在渠下挖土掘进，零下３０几度的寒风，早被劳动的热气赶走了，尽管棉衣早就脱去了，内衣依然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这时最怕的是开饭的哨声，因吃饭的时候，寒风一吹，内衣的湿冷刺人筋骨，棉衣是挡不住的。烤火也只能一面热，尤其那苞谷馍，第一个还没吃完，第二个就已经凉透了，等吃到第三个早已经冻得硬邦邦了。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这可是知青们到新疆后的第一个春节啊！要把这里的春节搞成家乡民俗风味的大年，大家思考着搞一场广场节目。场党委同意了。那一次我还特意买来几张大红纸，剪了两张巨幅的“吊钱”，字体采用小篆，一幅剪出“工业学大庆”，另一幅剪成“农业学大寨”，张贴在团场司令部大门两侧的两扇大窗户上，把海河边的民俗带到了新疆，烘托了这里的“年”味。

大年初一，广场节目开始了，园林队搞了个“小车会”，何云装成“美女”，“坐”在“车”上，扭动身姿，真如仙子游戏人间。我们几个人敲锣打鼓紧跟在“小车”后面，前面演员边走边扭，道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凑热闹的人，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场部前。这时，对面又扭来一队大秧歌，走近了才发现是卫生队的医生们“划”着“旱船”来了，“小车”和“旱船”搅在了一起，干脆两家的锣鼓队也合二为一，同敲一个点，声势更浩大，道旁助威的人群也兴奋起来了。人们笑着、喊叫着，孩子们插到秧歌队里扭得更欢！农场司令部门前已挤得水泄不通。

沙山子的教育是万万不可荒芜的，为了解决农场职工子女就近上学的困难，天津支边青年勇敢地挑起了拓荒的重担。经农场子弟学校教师的培训，支边青年分散到各连队去创办学校，在老军垦的帮助下他们脱坯盖房，草创了简陋的校舍。没有桌椅，只好在圆木墩上钉上长板条，高一点的当桌子，矮的做凳子。这长板条的桌凳一排可坐五六人，一间教室放上四五排就可解决全班学生上课。桌子只有４０厘米高，凳子２０厘米高。桌面也就３０厘米宽，只够孩子们放上书、本的，书包只好背在身上了。凳子又不能靠，只好两手支撑在当桌子用的长板上。别看这样间陋的设施，连队还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办到的，有的连队连木墩都解决不了，干脆垒上土坯做支架，上面放上板子，使用时还要小心板子别掉下来，否则会砸伤孩子们。那时的木材是很匮乏的，每个职工家里都很难找到一件哪怕是极其简陋的家具，家中能用上铺板搭床的就已经算是奢华了，更遑论其他呢！

盖房子或挖地窝子总要封顶吧，可没有木椽子怎么办呢，只好到野生的胡杨林里去砍伐胡杨树，用胡杨弯弯曲曲的枝干，权做木椽使用。我们常把高大笔直的树木称为“栋梁之材”，谁想这虬然短枝亦可为“栋梁”，这才叫“朱砂没有，红土为贵”。老军垦们使用弯“梁”也总结出了经验，说是“似跄不似跄，弯弯要朝上”。别说他们没什么文化，这还真符合力学原理，“弯弯朝上”这不正是我们架桥时所设计的“预应力”梁吗？好在这里有的是苇子和麦草，扎好的苇把子一捆紧排一捆，苇把之间用木桩子穿住，连成一个整面，架在“弯弯朝上”的“预应力”梁上，也够坚固，只可惜胡杨的弯曲枝干都不长，房屋的跨度也就不会超过３米多，盖起的教室也只有２０平方米左右。好在那时连队里刚到学龄的儿童才二三十个，何况刚六七岁的孩子占地面积也不大，初建一、二年级的班级，这样居室式的教室也算够用，再加桌凳简陋，不占地方，摆进去还略显宽绰。

山墙上抹上一层水泥，染上墨汁就算是黑板了，只是这样粗糙的黑板太费粉笔，并且写上了也不好擦去。但毕竟架子搭起来了，一个人包一个班，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外加画画、写字、手工、游戏十八般武艺要样样精通，学问不需要多大，但细心、耐心兼爱心是必备的，否则就不能拴住孩子们的心。

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铺，经过紧张地筹备，各连队小学均都开课了。连队学校如雨后春笋在各农业队纷纷成立。为普及小学教育，支边青年们没少吃苦。像郭小娟、王振玉来到农四队办学，只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没有正式的木门，一张芦席钉上边框，拴在门柱上就算是门了。风雪之夜为挡寒气，门外只好再挂一个稻草帘子，谁想一夜之间草帘子却成了牛群的饲料。

这些参与创办学校的支边青年们，历尽艰辛，终于换来了各连队学童们的朗朗读书声，为这些孩子们的成长，铺垫了一个平台，为孩子们漫长的人生道路点燃了第一盏明灯。天津支边青年功不可没！

寒冷、漫长的冬天渐渐退去。“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果园里的苹果、杏、桃先后花朵盛开，成了沙山子春天的窗口，春的信息从这里辐射出去，翻越沙包，传遍戈壁，复苏了整个原野。我们又能听到拖拉机的轰鸣声了，这些拖拉机手，大约有一半换成了天津支边青年，他们兴致勃勃地驾驭着崭新的铁牛，奔向了那片刚被开垦的处女地。

耕耘篇

来自海河畔的儿女们，在沙山子这片广阔的天地里，经历了三四年的摸爬滚打，逐渐长大了。原来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如今都成熟了，炼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各种农活大都能独立完成了。别说是侍弄庄稼、脱坯盖房、伐木解板，就是铁匠、石匠缺了人手，也照样可以顶替上去。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终于将荒废的四肢，历练成了能工巧手。不知是谁说过“打铁全靠自身硬”，有了一身硬功夫的支边青年，再也不是别人嘲笑的对象了，可以独立地去生产、去生活。

原来的“文艺队”，也改排“样板戏”了。

为学演“样板戏”，原来的“礼堂”太小了，舞台就更不符合要求了，最后还是团（农场已改为８３团了）里拍板由“宣传队”自己动手，在“礼堂”西侧原棉花地里圈占一片土地，围成露天剧场，并搭建一个较大的舞台，舞台上加顶盖，可以悬挂灯具、幕布和布景；舞台两侧盖上排练场、男女演员宿舍。

任务下达了，“宣传队”的演员们人人有打土块（脱坯）的任务，不分男女，每人每天必须完成４００块（大坯）。男女之间自愿结合，每天坚持挖土、和泥、打土块，这一干就将近两个月，终于完成了几十万土块的任务。接着还要解决扎苇把子的任务。扎苇把子倒不难，可这七八月份苇子还没长老，如果割来扎苇把，一是苇节处易断，屋顶不安全，再是容易生蛀虫，给房屋带来隐患，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一个消息：下尔井地区“劳改队”前一年打了不少苇子，可以商量调用。可当时队里只有一辆小“跃进”（南京产的小吨位的嘎斯汽车）。最后决定，乘“跃进”去下尔井，带上一周的粮、油、菜，扎好苇把子，团里再派车连人带苇把子一起运回来，比拉散苇子要节省不少运输力。

说干就干，抽出一部分男劳力去了下尔井。

下尔井紧靠博乐河边，真是风景优美的好地方，除了每天扎苇把子之外，还能到博乐河里去游泳。我们还在一间破草棚里发现了一袋“硝酸铵”化肥，是劳改队司务长存放在这儿的。这引起了宋双进的兴趣，恰好他的挎包里还带来了不少电雷管、电线，是上山修阿卡尔干渠时用剩的，配上“硝酸铵”不正好去炸鱼嘛。征得司务长的同意后，我们用玻璃瓶子装上化肥、插上雷管，扔到水里，电线接上电池，“砰”地一声，随着水浪的翻滚，水底的鱼都肚皮朝天地漂上水面。我们几个会水的拎着脸盆、水桶立即冲到河里，把漂上来的鱼赶紧往盆里、水桶里拾，鱼还没拾完，那些苏醒了的鱼身子一挺，摇头摆尾地钻到水里不见了。我们只好再炸，再拾，不一会就收集了多半桶鱼。还别说，这桶里的鱼个个活，大家又回去忙着收拾鱼，去鳞、除鳃、洗净，然后从脊背破开，清除内脏，再用细盐在内侧一抹，晒到太阳底下，有两三个小时就晒干了。

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扎苇把子的任务也超额完成了，从家里带来的粮食、蔬菜也已经吃完了，只等着团里派车来接我们了。这天我们又炸了一天的鱼，晒了足足两面袋鱼干。谁想直到天黑也没见团里派汽车来，这下大家可慌了，因为明天已经没有粮食了，大家总不能饿肚子吧，赶紧连夜给团里去电话，电话没人接，只好委托总机的话务员向首长转达这里的窘境。

第二天早晨找到劳改队司务长借粮，谁知劳改队只有苞米面，没有其他的粮食。干脆贴饽饽熬小鱼，真正的天津风味，每人一碗玉米粥，吃得饱也舒服。这一天又是无事可干，还去炸鱼吧！又加工了一天鱼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听陈峰在外面喊：猴哥你怎么来了？车呢？听到声音，我们忙从地窝子里钻了出来，真的，张志宏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来的。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只是好奇地发问，张志宏急了：我顶着烈日走了一天，又累又渴又饿，快拿水来，拿吃的来！

拿吃的？我们都断粮两天了！———不过毕竟还有鱼，猴哥听说有鱼也来了精神，放下水碗就要大伙带着他去炸鱼。正在大家争吵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鸣笛声。哈，车真的来了，是姜向阳开着小“跃进”赶来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原来是总机话务员把我们断粮的消息转告给了“宣传队”的留守人员，团直协理员立即从食堂借了一袋面粉，从马厩里牵出一匹老马，面粉驮在马背上让张志宏骑马给我们送粮。可张志宏骑马没有经验，随着路途的颠簸，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马也跑了。张志宏被摔得腰腿疼痛，一瘸一拐地追不上马，只好孤身徒步朝下尔井方向走来。

马倌发现老马独自归来，脐下还挂着破烂的面口袋，两条后腿上还依稀留有洒落的面粉的痕迹。马倌知道坏事了，不知张志宏在途中出了什么事故，急忙向首长禀告。团首长便立即派姜向阳开着小“跃进”沿途巡查，发现情况即刻与团里联系，如无特殊情况，顺便把滞留在下尔井的青年们接回来。

真相大白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沙山子周围的苇湖已经消失了，只有每块条田的排渠上下还可看到苇湖原始风貌的缩影。苇湖拓荒后，可耕面积在逐年扩大，总用水量也逐年递增。解决水源问题成了扩大生产的矛盾焦点。紧迫的形势，又迫使着人们向天山深处进军：延伸阿卡尔干渠。在阿卡尔山深处的一个山谷里要筑起一道拦水坝，截住天山雪水，形成一座水库。

新的会战又打响了，这次会战可不是短时间的临时会战了，要在山里驻下几年不走了。天津、上海支边青年和老职工子弟形成了一支力量不小的青年生力军。

经过勘察、测量及前期准备，阿卡尔工程正式上马了。我们上山的时候正赶上寒冷的冬天，那时山上已经早有先遣连队进驻了。住宿的环境非常艰苦，沿着山坡挖了一长排半地下的地窝子，睡在用苇把子在潮湿的地面上铺成的“通铺”上。简陋，也并不能完全挡寒，只是缓解了寒冷。我们就睡在这样的通铺上。

青年们在山上生活，不光是条件艰苦，还要每天和石头打交道，打眼放炮、选石砌坡。每天坡上坡下地运石拌浆，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这比田间管理不知要多付出几倍的体力！人工在铁板上用铁锹搅拌；多笨重的石料，也全靠青年们肩扛手抬，与古埃及人修金字塔的工程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人，磨炼了意志。

１９７１年秋，我调到了７连子弟学校教书。１９７３年以后，小学三年级开始增设英语，我担任首届英语教师。没有教材就从天津寄上一套，自己用蜡纸誊写、油印。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开设了英语自学讲座，发音不准就跟电台学，总之，再困难不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

其他学科也在不断加强基础训练。有一年我担任了一个班的美术课，学生练画画，只能用铅笔在白纸上练画，讲透视原理、线条运用、光线角度、色彩搭配……可当时连水彩都解决不了，我就独出心裁，教学生练浮雕。以泥巴为原料，找一枚枚铁钉或铁棍儿，烧红拍扁磨出锋刃做工具。学生可以先作画，然后再拓到泥脸上。学生们真的来兴致了，积极性特高涨，有的雕出了雷锋的头像，还有的把向警予的板画像雕在泥版上。那一年刘显道在团里搞了一个全团美术作品展览，在学生作品中挑选了几幅摆在展厅里。刘老师还特意写了“按语”：“一团泥巴，一枚铁钉，这就是一位老师带领一群学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搞出的美术作品……”

我上音乐课也是如此。既然课程表上指定的是“音乐”课，就不能光唱歌，还要介绍各种乐器，欣赏一些乐器演奏，介绍中外名曲、戏曲……尽管当时有人反对，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

那时还设有一门“农业基础知识”课，我就带领学生开几亩实验田，领着学生去采集土壤标本，制备土壤溶液，测定土壤的酸碱度及无机盐含量。还选择了十几个小麦品种，分别种在实验田中，坚持每日观察、记录其生长情况、成熟期、千粒重、折算亩产量等等。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后能把不同成熟期的小麦品种分别播种在不同的条田里，以便于康拜因能按不同的成熟期循序收割。有时我还提出一些怪问题让同学们思考。有一次我问班里的同学：“棉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全班同学几乎不假思索地抢着回答我：有白的、黄的、粉红的、深红的、紫的……然后我给他们留了个作业：放学后去趟棉花地，把各种颜色的落地干花瓣都捡回来。结果第二天上课时学生们显然很失望，说作业没完成，只找来了紫色的干花。其他颜色的花不知都被谁捡去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的作业完成得很好，其实干花朵就是这一种颜色，其他颜色的花早被“盗花贼”偷走了。再去棉花地选一朵正开着白花的棉铃，做上记号天天去观察这朵花，看看究竟谁是“盗花贼”。这个作业真让同学们既觉神秘又有趣。几天后同学们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原来棉铃开花是由浅逐渐变深的，难怪最后的落花都是深紫色的。

这些趣味性问题，最能引起孩子们的思考，最终引导孩子们对任何事物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不会观察就会失去许多学习知识的机会。

办中学要解决资金不足的矛盾。校园南面是一片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碱滩，我们带领学生用坎土镘开挖，种上了耐盐碱的枸杞。每年收获的枸杞可获利几千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个小小的连队学校，这几千元对改善教学条件和购买急需的设备、资料的作用非同小可。

７连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初中毕业的学生都能到沙山子去上高中。７连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１００％，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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