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梦·那情·那歌
在一次老知青的聚会中，我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朋友们。光阴似箭，年华已去，老友重聚，激情不减，有说不完的话。这时有人提出要我唱支老歌，虽然身患疾病的我早已失去了当年歌喉的甜润，我还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流逝的岁月，唱出了那梦、那情、那歌。
青春之歌
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曾经影响了一代人。在激情燃烧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们用心、用血、用情、用爱谱写的青春之歌有着同样的分量。
１９６４年，我和同班的４个同学，在距离高考还有６天的时候，毅然做出了人生重大选择。告别了可爱的家乡天津，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位于新疆准噶尔南缘的芳草湖农场。
在总场休整了几天后，我被分配在四分场政治处从事青年工作。为了较快地熟悉全场共青团组织和青年的基本情况，几天后，江苏籍妇女干事姚大姐带我下生产队。我们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土路上，中午时分，烈日当头，无遮无掩，阳光烤的人全身火辣辣、懒洋洋的，远处的沙堆一眼看去仿佛个个都在冒着热气。我恨不得穿上短衣裤才舒服，所以使劲地卷起衣袖和裤腿。大姐急忙上前阻拦说：“你没有听说新疆的气候特点吗？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你把胳膊和腿露出来晒一天，到晚上就要脱皮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又走了一程，我心急地问大姐：“生产队在哪里？怎么看也看不到！”大姐紧接着回答：“在那———嗒。”我奇怪地问：“干吗把声调拉这么长呀？”大姐爽朗地笑着说：“记住！以后问路，如果老乡把‘那’字拖得越长，路就越远，懂吗！”我下意识地伸了伸舌头：“看来我们今天要走到天黑了？”大姐肯定地点了点头：“这可是家常便饭呀！”
天慢慢黑下来了，戈壁滩上一束束的芨芨草和灌木丛远远看上去黑糊糊的，好像堆堆草丛后面都藏有野兽或藏有一个人似的。我头发根都竖起来了，紧紧地拉住大姐的手。她拍拍我的手笑着说：“戈壁滩上行走，不管是天亮还是天黑，最怕的不是那些灌木和草堆，而是路对面走来一个你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你怕他，他也怕你，走出很远了两人还在互相回头观望，就怕碰上坏人，对吗？”我听了这话感到很有道理，紧张的心情慢慢地放松了下来，心想这些普通的道理是大姐长期在农场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就这样我们跑了一个生产队又一个生产队，白天碰上职工在地里干活，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遇到队里开会，我们就借机向大家了解一些青年或生产的基本情况。一连十几天我们才把全场的生产队跑完。
那时候，刚出校门的我满身的孩子气，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作方法，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工作。我想搞青年工作，就是要多接触青年，多去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交心，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才行。可是我开始接触农场青年的第一印象，却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我给他们开会的时候，丫头们（女孩子）总是羞羞答答、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脚上穿着一色的绣花鞋，刘海儿遮盖了半个脸，从头发的缝隙偷窥着中意的男人；小伙子们则蹲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抽“莫合烟”，他们一边听着我滔滔不绝地说教，一边在丫头堆里搜索各自的目标，有的还在偷偷议论着什么。
夏收开始后，我们按照总场团委的要求，组织了各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班”，及时配合农场党委的要求完成夏收任务。以粮食为主导产品的农场，每年夏收可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天刚蒙蒙亮，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班”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就肩扛着长长的镰刀，说着、笑着、唱着大踏步地奔向那金色的海洋。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是那样的质朴、热情，又是那么有生命力。微风轻轻地吹过麦田，麦浪后浪推前浪，一台台蓝色的“康拜因”收割机，早已轰轰隆隆地工作了。拖车紧紧跟在“康拜因”身旁，承接着从“康拜因”那长长的弯脖子中流出的金色麦粒。这情景真是迷人极了，但最叫人陶醉的还要数小伙子、姑娘们在麦田飞刀走镰。你看那镰刀在阳光照耀下一闪一闪地发亮，衬着姑娘们各种颜色的衣衫，上下翻飞，像是蝴蝶在翩翩起舞。我汗流满面，手握镰刀，在他（她）们后面拼命追赶，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不经意间猛然抬头，只见我前边的麦子都已割完，露着麦茬儿的地中站着几个姑娘大声喊着：“房干事，加油呀！”原来姑娘们已经帮我把麦子割完了。我羞红了脸，真是不知说什么好。但我也有收获，手上打满了水泡，这也是我的劳动成果呀！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冬季就来到眼前。因为这里种地不靠天，浇地靠的是积存在水库中的天山雪水。因此，农场年年要修干渠，以保证农作物有足够的水源。一到这时候，修渠工地就变成了年轻人的世界，我当然也就忙碌起来。此时气温往往都降到零下２０几度，可是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个个都脱掉穿在身上的棉衣，汗流满面地比赛挖土方。他（她）们头上冒着热气，铁锨一上一下地翻腾着，把一锨锨的沙土扔到几米高的干渠上边。此时，银装素裹的戈壁滩上到处是笑声、喊声和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声，衬托着插在干渠边上的各色突击队的彩旗，场面真是又热烈又火暴，让人不由地激情满怀。
每天一大早，我们就手握铁锨来到工地，边劳动边搜集好人好事，晚上则写宣传稿，出板报。每逢劳动休息时，青年们总是围着让我唱歌。我唱了一首又一首，直到唇干舌燥。看着他们一张张喜悦的笑脸，我心里甜丝丝的，我的歌声给青年们解除了疲劳，带给了他们快乐，我尽了一位共青团干部的职责。我把青春洒向戈壁，和那里的青年们用最宝贵的年华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
命运之歌
当时人们都称我们同班同学五姐妹是五朵“金花”。
跟我一起分到４场当教师的小苏是一位性格直爽、快言快语、活泼、泼辣、为人热情的姑娘。她对什么事都特别好奇、认真，凡是没有做过的事总是要去做一做，而且必须要有结果才行。因此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她经常做出一些叫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后来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新疆大学任教，在边疆一干就是４０年。
同窗学友小王在一分场工作，她性格直爽而又实在，生活和工作从来都是很低调的。不知为什么想起她，我总会很自然地想起一支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生活中的小王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踏踏实实，从不和别人攀高比低的人。她的丈夫是一名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遭受了不少的磨难。他们有过忧郁，也有过眼泪，但真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使他们始终振作，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他们像大多数老兵团战士一样，献了青春献子孙，在芳草湖这片热土上一干就是４０年，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大漠。
同在四场当教师的小孙，是一位文静、秀气、少言寡语的姑娘。她对工作和生活一丝不苟，倾注满腔的热情。她所在的学校只有几间简陋的土房子，学校四周方圆几公里之内，连户人家都没有。学校里只有两名教师，却要完成小学各年级的课程。除了教学，学校里的一切杂务活都要她们自己去干。记得一次在休假的时候，我特意到队里去看她，不大的小土屋里，墙上整齐地贴着每周课程进度表和任课老师的课程安排表；一个小小的木桌上，摆放着未批改完的学生作业及她自己要用的各种教科书；房屋的一角放着一张单人木床，上面铺的白床单十分显眼。多好的同学、多崇高的职业。记得她和小苏每次探亲回家路过总场时，总要去看看我，而我总是想挽留她们在我那住一两天，可这个请求，她们从来没有满足过我。尤其是小孙，她从总场走回到队里起码要有３０多公里远，就是天近傍晚，她也照样坚持要走回去。她总说：“对学生要讲信誉，说什么时间到，就必须要做到才行。”我们那时候的高中毕业生学的外语都是俄语，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校也要求增添英语课。为了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小孙不声不响地利用回家探亲的一个假期，找到英语教材，又跟自己的亲戚学会了英语发音。回校后，她一边学英语，一边教英语，就这样她所教的学生在全垦区成绩名列前茅。最叫人难忘的一件事是，新婚不久的她，每天要骑自行车跑２～３公里的戈壁滩到学校上课，已经有了身孕的她由于劳累，先兆流产了。但是尽管身体虚弱的她躺在病床上，却仍然坚持每天把学生叫到家中，在床前为他们补习功课。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她从此不能生育了。但她并没有过多的悲伤，而是把２０年满腔的爱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学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失去了她热爱的职业，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替她感到惋惜。
四位同窗学友中，经历最坎坷的应该算是分到三分场的小卞。我们都是搞共青团工作的，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话题最多的还是谈工作。当时，各分场的青年干事大多由天津支边青年担任，我们几个人最谈得来，但大家也常为一些问题发生争论，每当此时，总是小卞出面发表折中性的“权威”意见。后来她由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工作几经变动；又因与一位历史上被打为“右派”的技术员谈恋爱，被许多人误解，生活中生出了许多的磨难。直到１９７８年，她丈夫的右派问题被平反后，他们才得以彻底解放，举家迁回到丈夫的家乡河南。事过境迁，到现在我们都没能取得联系。
随着岁月的流逝，五朵金花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五朵金花变成了五支在我们自己心中传唱的歌，五支不同的命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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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28 11:3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