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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草 书 缘

 

 天涯无处不芳草，芳草书缘情更深。

 芳草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块在茫茫戈壁上长满芬芳香草的沃土，她是那样的迷人，迷上了所有亲近他的天津支边知识青年，我深深地爱上了她，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无私地献给了她，献给了我从事了二十三年的图书发行事业。曾经的芳草湖新华书店像是一台文化播种机，把字里行间的每一股书香送进了人们的心灵。那里的每一本书都锁定着我的回忆，每一草一木都寄托着我抹不掉的书缘。回天津已经改行十七年了，每每想起在新疆芳草湖新华书店的二十三年，总是思绪万千、夜不能寐。

小小书店

这是一块渴望文化的土地，为了一本书要跑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县城去买。伴随着1963年以后上海、天津、无锡等大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这块文化干旱的土地裂开了口子。1964年7月我支边来到芳草湖农场，经过四个多月的会计培训和劳动锻炼，组织上分配我筹建总场新华书店。从此我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浇水、耕耘，把文化的种子撒向每一个角落。

书店设在总场招待所大院东边的一间屋子里。我和领导派来的一个同志用土块垒了一个柜台，用砖块和木板砌了一排书架，还有一个放钱的小木盒子和一把算盘，这便是书店的全部家当了。为了办好这个小小的书店，我来到呼图壁县新华书店求教，安玉岐经理热情地给我传授图书的分类、摆放、管理、发行和经营上的知识，让我在门市部实践，经过十几天的培训，我很快掌握了图书发行和管理的基本技能。安经理还亲自选了十几包适合农场的各类书籍和宣传画，一直把我送到总场。

11月的新疆天气当时已经是零下二十多度了，回总场那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我们坐在帆布篷的解放牌卡车式交通车里，人们冻得汲汲瑟瑟得相互拥挤在一起，寒风透过帆布篷破裂的缝隙呼啸着吹进来，像把锐利的小刀刺痛着我的脸，又把带进车里来的雪花铺盖在每个人的身上。临上车前经理的爱人为我准备了一双羊毛毡筒，起初我嫌太笨没有穿，把两只脚冻得生痛，安经理催我赶快穿上后才觉得暖和了许多，总算没把脚冻坏，真不知怎样感谢经理一家才好。因为路滑，交通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走起来像头慢牛，颠颇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吃力的停在了总场的一块平地上。

下车后我们顾上休息，安经理帮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帮我整理图书，把书分门别类一本一本的摆放好，把年画样品一张张的挂起来。就这样，芳草湖最原始的、也是最简陋的新华书店开张纳客了，开业那天虽然没有放鞭炮，但人来人往的客人还真不少，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职工，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也不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都来了，把个小小的书店围了好几层，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着选购各种图书和年画，我和经理都忙不过来啦，熊其云、王雪芹、佟颖华这些天津老乡就来帮忙，如果用“抢购”来形容那场面一点儿也不夸张。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书的渴望、对文化的渴望，就像久旱的大地见到了毛毛雨，一下子把那大大小小的缝隙合拢了起来，甚至有的缝隙还没有来得及合拢，雨水就已经不下了。

连着好几天，书店都是那么忙，把我累得腰酸背痛、焦头烂额，如果没有经理的帮忙，对我这个刚刚离开校门的学生来说可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第二年夏天，总场的新场部盖好了，还盖了一栋崭新的食堂，食堂虽说是土木结构的，却也宽敞，原来的那间老食堂就给我做书店用。老食堂坐落在新场部的西北方向，周围长满了齐人高的芦苇和野草，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的通向这里。这是两间一大一小的干打垒土屋，在外间用土块垒起了柜台，用砖块和木板搭起了书架，把图书摆上、把年画挂上，书店的经营部就布置好了。里间的小屋里堆满了成包的书，又放了一个办公桌和一张木床，是库房、是办公室、又是宿舍。领导看我是个女孩子，一人住在这里不安全，就派佟颖华大姐过来和我作伴。

第一个夜晚最难过，虽说是夏天，午夜过后刺骨地凉，睡觉时还要把厚厚的棉被盖的严严实实，“早晚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一点儿也不假。大西北的风像是故意和我们做对似的呼呼地来到这个小屋的周围旋转个不停，穿过墙壁的裂缝，把挂在墙上的年画吹得哗啦作响；远处的狼嗷嗷地叫个不停，撕破寂静的夜空，透过不严谨的窗户，令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姑娘听起来毛骨悚然；附近老乡家护院的狗不时发出机警的叫声，令那些喜欢夜间出来寻找食物的狼不敢靠近；我们俩胆却地把棉被蒙在头上，不安地度过了一夜。一天晚上我和佟颖华开完会回来，刚刚把小土屋的房门打开，就听“噌”的一声，从窗户上窜出一只黑乎乎的东西，两只眼在漆黑的屋里闪烁着蓝光，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吓得我们赶快又把们锁上，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总场场部，管理员老狄安排我们俩在办公桌上将就了一夜。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出来偷鸡的黄鼠狼。

小小书店后来又搬了三次家，在总场和县书店的支持下才逐步有了现在的规模。

刚开始的两年，书店里有不少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文艺类书籍，有好多都是鲁迅、夏衍、巴金、高尔基、雨果等中外大文豪的名著，还有不少的中外古代小说和历史书籍、文化艺术书籍、科学教育书籍等等，虽然没有城市书店那么大，可品种也还算齐全。文化革命开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各类文艺、技术及与此相关的书籍，包括与中央政治口径不一致的论著全部封存了起来。书架上摆放的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单行本，墙上挂的自然全是毛主席像。发行毛主席著作新的选集和版本时，人们就像过节一样早早地来到书店门口，拥簇在那里敲锣打鼓的，好不热闹，自觉地排起了长队，等待着“红宝书”的发行，出售“毛选”的时候人们会发狂似的争相抢购。新版本的“毛选”出售过后，小小书店又恢复了往常的寂静，只有少数的教师和爱看书的人们才会经常光顾这里。

由于当时管理上的原因，小小书店在“文革”后期一度关门停办，我被安排在场供销社卖烟酒。在呼图壁县新华书店安玉岐经理的亲自操持下，自治区新华书店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新华书店芳草湖门市部”，营业执照有了，图书经营合法了，我也成了国家新华书店的正式职工了。随着书店业务的扩大，规模也日渐大了起来，由原来单一的图书发行，增加了中小学课本和教材的发行。为加强力量，县书店调来了张明，他是一位年轻的复员军人，又是党员，工作能力强，和我配合得非常默契，为我分担了不少工作难度，再后来又调来了一位老同志潘金元等同志，力量更充实了。

小小书店渐渐地正规了起来，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精心管理下，变成了一块芳草湖不可缺少的文化沃土。

 

文化工作小分队

1965年，芳草湖农场成立了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工作队，除了文艺演出队以外，只有我一人的书店和只有彭福辉、朱兆发俩人的电影放映队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深入到各连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去“占领”那里的文化阵地，因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

我们带着电影放映机、发电机、几部“革命电影”片和五六包图书，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具，不讲任何条件、自觉自愿地出发了。

我们坐的是生产连队派来的轮式拖拉机，有时要坐手扶拖拉机、马车、牛车、驴车，什么样的农村交通工具都坐过来了。在高低不平的石子公路上颠簸着、在尘土飞扬的盐碱路上呼吸着、在钻天杨树的林带里穿梭着、在只有红柳才能生长的戈壁沙漠上行进着、在田间地头行走着，望着清澈的蓝天、望着相伴的白云、望着无际的条田、望着远处的山影、望着越来越近的村庄，望着在城市里看不到的美景，眼前浮现出浪漫的遐想。我们边走边聊，有说有笑，忘了劳累、口渴、饥饿，听着他们俩讲的笑话，也会让我轻松许多。

不论来到那个连队，那里的职工都会用他们特有的那种率真、淳朴和热情欢迎我们。还没有下车，孩子们老远就喊着“电影来了！画书来了！”发狂似的向我们跑过来，用那带着黄色尘土的张张小脸为我们送上纯真地憨笑，男人们帮着卸车，女人们为我们打水洗脸，老人们为我们端来热乎乎的糖茶水，连长、指导员亲自为我们端上早就吩咐食堂做好的饭菜。刚才披着厚厚的尘土行进在荒凉戈壁上的想家念头，早就被这种大城市里少见的亲人般的热情打扫的干干净净。

连队干部把他们的办公桌抬出来当柜台，还没等我把图书摆好，大人孩子们已经如饥似渴地挑选自己需要的书了。老彭和老朱忙前忙后地帮我卖书、帮我整理画张、帮我维持秩序。刚才还喧闹的场面渐渐地静了下来，年轻人翻看着农业科普知识丛书和小说，老人们一张张地挑选着他们喜欢的画张，孩子们爱不释手地观看着画书里的动人情节，连队干部则在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单行本里寻找着他们指挥生产的大政方针。我被眼前的场面吸引了，我被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大漠深处生长的人们是这样地渴望文化、需要文化、热爱文化，这里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

夜幕降临了，一向只能听得到狗叫的夜晚顿时变得像过年一养地热闹了起来。连队干部早就把银幕高高地挂在了平坦的麦场上，孩子们用板凳、土块、砖头提前为大人们占好了位置，有的嘻嘻哈哈地打逗着，有的围着高高地麦垛相互追逐着，有的坐在土块上入神地翻看着新买的画书，有的捧着抹的红红辣椒糊的玉米面发糕边吃边等待着电影的开演。大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麦场上，密密麻麻地人群把早就支好的放映机围得严严实实。指导员站在放映机旁边拿着麦克风发话了，先是念了一段新买的中央文件单行本上的摘录，发表了一通无产阶级要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重大意义，又把全场的生产形势和连队的生产进度讲了一遍，他那为了表白自己紧跟形势的罗罗嗦嗦的演讲渐渐湮没在熙熙攘攘的群众议论中，讲话中间他不时地大声发出“不要讲话啦，安静点儿”的大声喊叫，终于，人们等来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我现在宣布，热烈欢迎文化小分队的到来，电影开始。”顿时，全场发出火山爆发似的掌声。高音喇叭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音乐声响了，银幕上的影像出现了，议论纷纷的说话声止住了，全场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了被微风吹得不时抖动的银幕上。放映的电影是八一厂拍摄的《小兵张嘎》和《英雄儿女》，张嘎子智斗汉奸和八路军打击日寇的动人情节不时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拍手叫好，王成手握爆破筒冲向敌人为国捐躯和解放军政委父女相认的感人场面令所有的观众振奋、流泪……。两部电影放完已经是午夜了，看得出，人们仍然沉浸在电影的故事之中，在回家的路上人们仍然议论着电影里的一幕幕情节。

人们渐渐地散去了，只留下连队干部帮我们收拾银幕和电影机具，我们又商量了第二天的行程和工作，就分头住宿在当地职工的家里。我躺在一间屋子占半间的土炕上，望着身旁大娘的慈祥面孔，感受着在天津市感受不到的农家田园生活，思索着一天的经历。

农场连队的夜晚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远处不是传来的狗叫声催促着我进入了一个梦的世界。

 

搭便车

书店的所有书源都要由我到县新华书店去提，当时交通条件差，每天只有一趟往返县城的班车，班车是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和货车不同的是车上多了一个帆布篷子。为了给公家节省开支，就是这样的班车也舍不得坐，往返都要搭便车。

去的时候，头一天就要到总场汽车队找认识的司机师傅赔笑脸讲情，转天天不亮要赶在汽车发动前来车队等候乘车，勤快的搭车男人要拿“摇把子”用猛劲儿帮司机师傅发动车，我这个女孩子只能帮着干些提水什么的轻省活；回来的时候就烦熟人帮我把一包包的书搬到公路边等候农场拉煤、拉沙子的返程汽车。那时候，芳草湖书店只有我一个人，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怎么想就怎么干，靠自觉、真诚和执著完成着党组织和上级领导交给我的使命，至于坐什么车这种小事，当然要自己决定了。这种潇洒的状况顺顺当当的延续了十多年。

“文革”期间，到县城书店提完书，就来到呼芳公路县城的转盘路口等便车，在公路边等车可是个令人心急的事，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好不容易等到了车，动作稍微慢点儿，就会让别人抢了先，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高兴地坐上车离去，有时候等到天快黑了也走不了。那时候提的书都是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单行本、辅导材料什么的，就怕影响了学习用书，要真是耽误了，那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所以我顾不得休息、顾不得吃饭、也顾不得要面子，心急如焚地见车就拦，逢司机就说“我拿的是毛选，急着等用。”司机一听是“毛选”，也怕耽误了大事担待不起责任，只要有地方，就让我上车。有时遇到拉煤的车，驾驶室里没有座位，就坐在车上的煤堆上，一路上颠簸不止、风吹日晒，要是半路遇到变天下雨下雪什么的，那滋味可就更难受了，用“腰酸背痛、饥寒交加”形容当时那感觉一点儿也不夸张。等到了总场，我的身上、头上盖满了煤灰，简直变成了一个黑“包公”，鼻孔里、耳朵里、就连嘴里也全是煤灰，老天爷不客气地给我做了一个“整容”。

一天早晨，我提完书来到设在呼图壁县城的农垦厅车队求助，一位热心肠的师傅帮我找了一辆拉沙子的车。送我的许寿福同志帮我把几大包书放在车上面的沙子上，算我的运气不错，驾驶室里没有人坐，我高兴地坐在位子上等候着汽车的发动。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司机上来坐在了我身旁。伴随着轰鸣的发动机声，卡车渐渐驶出了县城。

这位小师傅不爱说话，恰巧又碰上我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一路上两人默默无语，可能是早上起的太早，加之有些劳累，感觉到困意渐渐地向我袭来。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接着我的身体由于惯性的原因向前面倒去，出于本能，我用手紧紧地扶在了挡风玻璃下面的工具箱上。汽车嘎然煞住，我抬头一看，我坐的解放牌卡车的车“鼻子”已经钻进了停在前面的一辆卡车的车厢下面，车头撞开了花，水箱里的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年轻司机吓得麻木地握着方向盘纹丝不动，两只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前方，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了出来。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心口急促地“咚咚”跳着。我赶快跳下车，和路上的行人凑过去看究竟。原来前面的车也是农垦厅车队的，停在呼图壁十公里处，司机正修车，我坐的那辆车的年轻司机由于疲劳，打了一个盹儿，没想到就这瞬间的一个盹儿招来了大祸，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停在前面修车的是一位老师傅，他走过来喝斥着年轻司机：“还不快下来！”指责地说，“你今天出师，第一次单独开车，为什么还带人？这有多危险，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是我要坐他的车的。”老师傅不客气地说：“你不用为他解释，这不关你的事。”不一会儿后面的汽车也到了，老师傅为我安排了一辆老司机开的车。我谢过两位师傅，带着我那几包沉重的书坐上了刚到的车上，重新行进在呼芳公路上，向总场的方向驶去。

我心跳的速度似乎缓解了，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还是后怕。打那以后，只要是搭便车，不管困意有多重，也不敢睡觉了，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

                                     （作者 李瑞芬 于2004年5月20日）

瑞芬姐写的太好了。当时能看一场电影真是像过节一样。晚上能安安静静的看一本好书真是幸福啊！

是李瑞芬谱写了新疆芳草湖农场图书文化第一页，创建了芳草湖农场新华书店第一屋，也是新疆新华书店系统天津知青第一人，默默的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是天津知青的骄傲。

那年月她还是个姑娘，在书店她做了最多的奉献，在农场她付出了连男孩子都难付出的劳动，可她却拿了最低的报酬，推却了年年应得的荣誉，从不争名争利，《芳草湖农场志》上没有她的名字，新华书店史上没有她的评说，可在芳草湖农场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记的她那甜甜的笑脸，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没有文字的记忆，面对这些，她只是淡淡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