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支边青年在北塔山
一
1965年9月15日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上午9时左右，共青团天津市委组织盛大欢送队伍在天津赤峰道、和平路一带。40面红旗和8面大鼓组成的仪仗队在前面开道，后面紧跟着的是奔赴新疆的271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千名初中毕业生。这么多的青年学生远离家乡到数千里外的边疆参加建设，在当时成为天津的一大盛事。锣鼓喧天，场面壮观，惊动了全市400万居民。到北塔山牧场的10名支青就在这支队伍之中。
那是一个令人值得回味的年代。学习雷锋的运动，海河抗洪抢险的洗礼，团中央关于“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都使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特别是兵团作家邓普的小说《军队的女儿》，主人公刘海英的英雄形象使不少热血青年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割舍了家庭的亲情，毅然报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
东车站里，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前来送行的父母、亲属们早已泣不成声，挤在一起象潮水一般在站台上涌动，而车厢里却响起雄壮的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歌声激昂而震撼人心，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
二
271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到了农六师。
农六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从南泥湾到解放大西北，从剿匪到屯垦戍边，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到了这里，支青们有一种好象到了延安和老革命根据地一样的神圣感觉，恨不得立即投入到兵团火热的生活中去。分配的那一天，全体支青集中在师部露天电影大院里，师劳资处的苏干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宣读着分配的名单。当他提高声调宣读到最后一个单位，也是六师最远最艰苦因而也是最光荣的一个地方——地处中蒙边境的北塔山牧场的有：天津一中的何其行、翟希圃、周永恒、董文强，十六中的徐如成、陈瑞玲、王存凯，三十一中的刘桂森、高相益9位同志的时候，会场突然轰动起来。全体青年几乎同时站起来，有的还上了板凳，都向这9位同志投来羡慕的目光，为他们欢呼，掌声象暴风雨般响彻天空。有好几位女同学，竟为自己没有被分配到这一最艰苦的地方而痛哭不已。
去北塔山的那一天，车上不是9名同学而是10名，多了1名女同学。她就是十六中的刘景瑜。从那一天起，10名青年人开始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那天10名支青坐师部给北塔山送粮的卡车，经过两天的旅途一路的风沙，到北塔山时个个已不成人样：满脸的灰尘，蓬乱的头发，只有张嘴笑的时候才露出一口白牙。政委岳云芳、场长马尚志设宴欢迎天津支青。席间向大家介绍了北塔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远景，还特意介绍了墙上悬挂着的陶峙岳将军《赠北塔山军垦战士》的题诗。题诗墨迹苍劲，意境优美，气势恢宏。首长的亲切和蔼，机关干部的朴实热情，北塔山的雄浑磅礴，边陲牧场的优美宁静，都使初来乍到的支青们激动不已。
本来，首长安排大家休息几天，等过了国庆节再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对面正在盖房子，是场部新会议室。老职工们热火朝天的劲头使大家忘却了旅途的疲劳。先是高相益带头上了阵，其他人跟着撸起了臂膀，和泥、递土块、挑泥巴，领导和老职工们前来劝阻都不听，一干就是10天。其实只有高相益从小在农村长大，腿脚坚实，干起活来四下生风。其他人哪里干过这么重的活，一天下来，满身泥巴不说，腰酸腿痛胳膊肿，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一亮照样上了阵。特别是3个女同学，胳膊肿了、破了用手绢扎起来，脚底打了泡用布包起来，一边干一边唱歌给别人打气，半夜起来还给男同学缝衣补袜，直到后来伤口化了脓，才被送到卫生队治伤。
天津支青来北塔山第一炮就打响了，全场上下都竖起大拇指：天津支青好样的！老职工们送来新鲜的蔬菜，哈萨克牧工驮来整只的羊，大家纷纷前来慰问探望。真挚的情谊使支青们感到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新会议室封顶后，领导又安排新的任务，到离场部十几公里的戈壁滩上建两条长30米，宽6米的储水槽。
牧场放牧羊群的草场叫“窝子”，窝子分春夏秋冬四季，夏窝子在边境沿线的大山顶上，绵延数百公里原始森林覆盖的峡谷之中，气候凉爽，水肥草旺，是夏季放牧的黄金地带。冬天来到，大雪就要封山，羊群不得不向比较温暖的山脚下和戈壁滩上转移。戈壁滩一马平川遍地卵石，水枯草稀，气候恶劣。有时风大得邪呼，用“飞沙走石，昏天暗地”来形容绝不为过，几天不喝水，人畜就会变成肉干。储水槽就是为羊群转场解决饮水而建。任务一下，大家二话没说即刻开工，当天就在戈壁滩上搭起帐篷。7个男同学在那里安营扎寨，3个女同学留驻场部负责后勤支援。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半夜起风，帐篷被大风刮跑了，大家跑到一里开外才找回来；一次是水车刮翻了，水洒了一地，弄得一天多没有水喝也做不成饭，幸亏三位女同学和经营股张信股长连夜从场部送来了水，救了大家一命。道路疙疙瘩瘩，一个小推车上装着200公斤一桶的水，一老三小，前拉后推，风疾路远，星夜兼程，辛苦之极可想而知。张信股长，瘦削的身材腰间扎着一条草绳，只有一双疲惫的眼睛在褪色的军帽下无力地闪动，活象电影里长征过草地时的一名老红军。3名女同学早已散了架，车把一放就都倒在了地上。7名男同学见状欲哭无泪，端着水瓢的手哆嗦发抖。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上奋战了11个昼夜，两条储水槽建成了，为当年羊群顺利转场做出了贡献。
回到场部稍事休整后，天津支青又接到新的任务，开赴卡哈提架设电话线路。卡哈提是一个哈萨克语地名，位于场部以北大约40公里的深山老林之中。山谷中有一股巨大的山泉，象一匹脱疆的烈马向外蒙方向泻去。牧场要在那里建一座水坝，拦截一部分水源，引向西边的乌龙布拉克，灌溉那里的耕地和解决值班部队的吃水。工程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需要一条电话线路沟通与场部的联系，既为了工程指挥联络，也为了今后生产调度和战备，由农六师出钱，北塔山牧场出力，要求架设质量好，能够经受八级大风和畜群碰撞的考验。线路从卡哈提开始，先通乌龙布拉克， 再经畜牧一队所在的北沟直达场部，全线40公里，每50米一根线杆，需要现场砍伐800棵红松，大头30厘米，小头20厘米，长5～6米的线杆，并且送到线路上。要挖80、直径60厘米的坑，其中30%要在岩石上凿出。整个工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更不要说是刚从大城市初来的10名学生。
因为季节的关系，工程先从卡哈提开始，10名支青跟着师部派来的通讯科一位姓马的参谋测量线路，后每两人一组，一个人手握3厘米粗的钢钎，另一人抡8磅重的大锤，第一个坑还没打出来，个个已是满手血泡。早上天还没亮就上了工地，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夜里睡的是阴冷潮湿的“地窝子”。10月的下旬，在天津正是海河两岸碧波映杨柳，秋风送菊香的金秋时节。在北塔山的卡哈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春夏秋冬一日见，乍寒乍暖太无常。满山的大雪，太阳出来的时候，雪水沿着山坡哗哗地往下流，突然一阵寒流袭来，风阴气冷，雪水马上结了冰。天津支青对这样的气候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衣单鞋薄，女同学的脚都冻伤了，3天下来几乎都冻烂了，幸亏场部派人专程送来了大头鞋，否则他们的脚就保不住了。尽管条件这样恶劣，大家的情绪还是十分饱满。晚上收工回来，都围在伙房的灶台旁， 一边烤着大头鞋，一边唱起学生时代的歌曲。看不到难过，看不到悲伤，从一个个天真浪漫的脸上，看到的是一簇簇燃烧的火焰。那些日子里闹了许多笑话，一个外号叫“骆驼”的大个子董文强，大头鞋都烤焦了，发现的时候鞋底都没了，他穿的是44号鞋，派人到场部都找遍了，也没能找到第二双，没辙，只好留在伙房里帮厨。他连呼：“倒霉！倒霉！”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思想境界简直不可思议。
卡哈提一段坑挖好后，大家又跟着马师傅伐树做线杆，树锯倒后再用板斧砍齐，然后人拉肩扛翻坡过岭，将线杆送到几百米远的雪岭之中，摔摸滚爬，个个身上都是伤，当时大家都用八路军打仗时的一句话“重伤不下火线”来鼓励自己，一直将线路架到乌龙布拉克，架到一队，架到场部。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创造了北塔山的一个奇迹。这项工程受到了师首长的嘉奖，牧场党委也发出通知，号召全体职工向天津支边青年学习。
三
架线任务完成后，天津支青陆续安排了工作岗位，有的留在场部机关，有的到了连队做经营管理工作。正当大家和全场老职工一起向“3年良种化，5年样板场”的宏伟目标进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过来了。尽管北塔山牧场是边境禁区，搞“正面教育”，但还是受到冲击未能幸免于难。
先是因为“观点”不同使场部分裂成两大派，支青算是牧场里的“文化人”，成为两大派争夺利用的对象。支青们积极上进，追求真理，向往革命而政治上幼稚、天真、一无所知，很自然地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场部工作的支青们从替别人抄写大字报开始，逐步成为“大批判大辩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因而招来对立面唇枪舌战、白纸黑字的“围攻”。什么“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家庭出身的烙印终于暴露出来了”、“以前的表现都是假的，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类最伤年轻人的话，象一盆盆污水，首先向在子校当教师的徐如成、刘景瑜、王存凯3人泼去，继而遭到部分学生们的围攻。一次，武汉支边青年李家义呼口号冒犯了对方的游行队伍，遭到了围攻，30多人打得李家义团团转。天津支边青年上前劝阻没想到会惹火烧身，30多人的拳头转向了天津支青，从河东子校一直打到河西武装股的山背后。对方觉得还没有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恨”，又调动值班连战士全副武装开到现场，机枪架到了俱乐部的屋顶上，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在即，随时都可能发生流血，使场部空气变得异常紧张。两名天津支青偕同李家义被迫星夜出逃，步行穿过哈萨坟、将军戈壁，4天4夜来到师部五家渠。这一幕幕虽然已成过眼烟云，但“文革”的动乱，破坏了这支老革命部队的光荣传统，破坏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和真挚感情，也改变了全体天津支边青年的命运。
1968年夏季，天津支青集中到场部参加“斗私批修”学习班，一个月后，除个别人留职外，其余一律下放到试验站“劳动锻炼”。他们在那里拜老职工为师，与他们朝夕相处，风雨同舟。打土块、盖房子、修水库、收麦子，重活累活抢着干；读报纸、教文化、演节目、搞联欢，活跃连队献才干， 个个不失英雄本色， 为试验站当年成为农六师“四好”连队再做出突出贡献。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后，边境地区接到上级通知，凡“政治不可靠分子”都要“内迁”。女同学刘景瑜就被视为这种“政治不可靠”的一分子。消息传出，全体支青极为震惊。刘景瑜本人更是如雷轰顶，从一个经常给人带来欢笑的天真少女，一夜之间变为一只不敢见人的“丑小鸭”。她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大学的一名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内燃机专家。她是10名天津支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虽然娇生，但对自己并不惯养，毅然报名来到新疆，就是她当年被分配到师部卫校，却找到负责分配的苏干事死活要求到最远最艰苦的北塔山锻炼自己的。现在，万万没有想到，厄运竟落在她的身上，就象一只被遗弃的羔羊困在暴风雨之中。她被“内迁”到蔡家湖103团场支农了。随之，留在山上的天津支青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
四
10名支青都是天津中学里的学习尖子。如果他们当年不是自报奋勇来到新疆，他们会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可能已经是受到全社会尊敬的教授、学者、医生或艺术家；即使来到了新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场风暴，他们也许至今仍在祖国的边陲无悔无憾地为国家“重点开发西部”的历史史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是，时间不可能倒流，历史不再会重写，以往的命运也不再会改变，他们已经将自己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将自己的青春，将自己的爱情无私地奉献给了边疆，奉献给了北塔山。他们不知道为钱而工作，为钱而奋斗， 为钱而在深山老林冰天雪地之中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得不为回城、求职、子女的前途而四处奔波，领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打击后，才回过头来进行回忆和思索；历史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北塔山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是爱、是恨、是悔、是怨、是忘却还是留恋？这一段历史象一块伤疤结在每个人的心头，不敢去碰、去触、去揭、去看，没有人会给一个令人舒心满意的答案。
现在国家将命运的一半还给了个人。他们虽然被历史无情地列入被耽误的一代人，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在工作、在奋斗，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更为了下一代，仍然不愧为一代优秀的人才。何其行原是天津一中的高才生，是天津支青的队长，1972年离开北塔山调入103团场，1979年回津调入天津大学。当时已经33岁，他充分利用大学里的条件潜心钻研科学技术，1984年亲手在学校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复印中心（载于当年高校《实验与教学》杂志中），担任中心主任和复印机研究室副主任。曾在各地高校中讲学，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论文被收集在中外论文集中；1989年出版40余万字著作《静电复印技术和现代PPC相机》，至今仍被用于大专院校的专业教材，成为国内静电复印技术的权威之一；1992年因最早一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而被列入《中国发明家大辞典》；1993年去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考察，代表天津大学与俄罗斯国家航空航天部合作，在莫斯科建立了为数不多的高新技术产业“俄中合资北洋有限公司”，担任中方总经理；同时还在天津建立了“天津三英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并开始研究数控技术，开发研制的“‘TH—DNC’系列多功能数控机床”和数控实验室成套设备被列入天津市科委火炬计划，产品除行销国内20余省市大中专学校外，多次在国际上中标，出口到美、欧、非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当他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站在学术会议的屏幕前，向大学生、中外专家、学者用汉语、英语、俄语讲解和描述PPC、CAD/CAM、FMS/CIMS这些国际最新技术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仅仅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更不会想到在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上，却拿着锄镰镐锯奋战在祖国大西北的林海雪原之中，或是骑着烈马顶着寒风奔驰在哈萨克的草原上；他在北塔山最艰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山与雪》的散文，结尾的一句话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雪渐渐地化去，而山仍旧是山，依然屹立于世界之巅”。这“山”就是北塔山。
现在10名天津支青大多回到天津，大家都很忙，难得有机会相聚，但大家都惦记着：北塔山现在怎样了？巴拉海、阿腾尔汗这些好朋友还是当年的样子吗？卡哈提的水还是那么大吗？到北塔山的柏油路修通了吗？北塔山有21世纪的发展战略和蓝图吗？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如果将来有时间，第一个想去的就是北塔山。他们将带上自己的子孙，沿着年轻时的足迹再走上一遍，让卡哈提山上的积雪和戈壁滩上呼啸的风向他们的子女述说父母年青时的故事，让他们懂得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之不易，要珍惜，要进取，要拼搏，象雄伟的北塔山那样挺胸做人，昂首屹立于这个新的世界上。 （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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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2/27 16:27: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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