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第一部分

艰难的起步

（一）

 

 

　　一生漂泊一生蹉跎，一路坎坷一路磨难，再回首已是白发苍苍满目创伤！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人永远在突围之中。付出和回报，或许是相等的。我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我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我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人总要有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去进取。当人生的付出得到回报的时候，也是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我的一生使我懂得挫折能使人变得更坚强。逆境造就人才，只有逆境中出来的人，才懂得珍惜光阴，才懂得进取，才懂得成就来之不易。

 

　　人生的道路，人生的回忆，就是对人生的感悟；人生的逆境，人生的坎坎坷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现实，意志消沉自暴自弃。现实不可改变，但是看法可以改变。面对人生，面对走过的路程，要坦然的面对正确地对待、去认识，从中找出进取的途径来。

 

　　遥想当年，英姿勃发，豪情满怀的我们，渡长江，跨黄河，西出阳关，奔赴边疆。在那千年沉睡的沙漠里，曾埋下了建成塞外江南的美好理想；在那万年高耸的雪山顶上，还闪烁着我们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二十多年的边陲生涯，酸甜苦辣，百味尽尝。它不仅赋予了我们强壮的体魄，更赋予我们百折不挠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那万里之遥的第二故乡，不思量，自难忘，魂牵梦萦，绵绵情长! 而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上世纪六十年代，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作为上海知青，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军支边，汇集在天山山脉南疆阿克苏的托木尔峰下，开始了屯垦戍边的那一段经历。二千多名战友分别于六三、六四、六五年从上海进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又陆陆续续回到故乡，现在仍留在博士山脚下的战友已所剩无几了，可这一段西北边陲的岁月，我们无法淡忘。

 

　　我曾与当年自己所在连队的挚友说起：多少回，思念牵挂战友；多少回，吟怀第二故乡——曾经在四团激情燃烧的那些日子，虽坎坷动荡，但梦牵魂萦，在脑海浮现回想；尽管那些远去的日子影踪飘忽，几多无奈、几多迷惘，但毕竟战友的深情，在时间的每一刻度里，曾经装点了生活的色彩，浸润了美好的遐想，也挤满了生存的艰辛，充盈了生命的顽强……

 

　　是的，我们的人生在那戍边疆土的热潮中拉开序幕，我们的青春在那托什汗河的涌流中开始启航。我们曾在那里播种，播种的是一次次希冀与理想——“屯垦戍边，巩固国防”，伟大的理想，曾在我们青春的旗帜上激荡；我们曾在那里收获，收获的是一次次奋进与坚强——“手握银锄，耕耘边疆”，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冰山雪莲的迎风怒放。往事如烟，时光荏苒，南疆的沙枣花一定仍在低吟着上海知青的千古绝唱；弹指一挥，两鬓斑白，铭心的战友情依然还在延续着四团战友的年轮沧桑……

 

　　曾记否，当年我们正在生长发育，而历史的车轮就把我们载到遥远的边疆。那一条条笔直的田埂，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那一副副沉苛的重担，磨肿了我们柔嫩的肩膀；修大路、筑堤坝、挖冻土、建水库，哪一处工地没有我们的身影？插秧、浇肥、割稻麦、掰苞谷，哪一样农活能抑压我们的昂扬？甜菜馒头、玉米糊糊，对我们来说是海味山珍；地窖、土屋，更是我们珍爱的营房。那时，我们多么热情而单纯，可是，生活的磨练，没有能把我们压垮。虽然我们远离了校门，却从社会中读懂了人生；艰辛的日子使我们成熟，坎坷的经历使我们成长。当返回自己的故乡，我们又扬起生命的风帆，用理智去面对生活的新的远航。因为，生活是一种承诺，我们曾用自己的双手筑起温暖，挡住博士山下严冬的冰寒；我们曾靠自己的辛劳植起绿荫，遮住戈壁滩上酷暑的骄阳。所以，我们至今也仍然会从容淡定，让微笑构筑生命的纯粹——而不论世事是如何无常。

 

　　也许，因为有了这一段生活的磨难，我们更领悟了励志的内涵与启迪；也许，因为有了这些年岁月的历练，我们更懂得了生命的真谛与寻常。是的，一份阅历是一份积蓄，一番感悟是一段华章。那段经历，我们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人们更不会遗忘。我们的经历，并不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它是阳光与风雨的搏击，是希望与沮丧的对抗；那段历史也不是一首优美的小夜曲，它是欢乐与痛苦的交织，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它们是一次蹉跎岁月的生命畅想！

 

　　几回回思绪，几回回惆怅，梦见过情同手足的缠绵，梦见过共沐风雨的彷徨。昔日，我们虽有几多惆怅，但也曾经拥有几多激昂；而今，我们溢出几多思绪，也自然拥有几多欢畅！人依依，情依依，多少往事的回忆，留给我，留给你，留给了时常的记忆，永远永远令人难忘！

 

　　1964年5月22日，我们刚满18岁就满怀一腔“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奔赴祖国边陲戈壁，战天斗地。6月1日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二故乡，农一师四团。光脱脱的一条小丘陵将整个“四团”一分为二。也不知道是那一位老一辈的军垦人给这座小丘陵起了一个雅儒的山名：“博士山”。反正在地图上是找不到这座山的。我们这一中队被分配到山南的一个连队—九连（现十二连）。九连位于博士山脚下，从山上一眼望去巍峨壮观。郁郁葱葱的树林，夹杂着绿茵茵的麦田，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可是到了山脚下连队里又是另一番景色展现在眼前。最初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个象小山丘似的土包，这些土包象变魔术一样，一会一个个马匹从中蹦了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养马的地窝子马圈。紧接着我们又听到隐隐约约象是飞机的哄哄声，带队的指导员告诉我们，那是我们连队的机耕小队拖拉机准备出车去耕地。放眼望去，在马圈的后面有一片树林，树林中隐隐现出一个个烟囱，象冒着黑烟在移动。哦！那就是拖拉机？！队伍继续往前去，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土坯房。接着队伍突然向西拐弯，出现了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群在欢迎我们，大门前挂着一副横幅“欢迎上海青年来我连”。啊！我们到家了。

 

　　土坯房成三个口子型院子围在一起，成为一个天然的目字朝向南北的营房。我们班被分配到南面院子最南端中间一排的房子，这排房子共有五间房间，每间房门朝北，窗朝南。我们班十六个人分了四间，东山墙的一间分给了五班。

 

　　第一天住进了自家的房间，十几天旅途的兴奋和劳累使大家早早进入梦乡。梦中，我见到我的妈妈为我送行时的情景。那天我早早的起了床，打点好自己的行李，准备出发。我叫了和我一同去新疆的三位弄堂里的女友，十六号的杨妈妈将我们一个个的拥抱在怀里亲吻告别，满含着热泪同我们说：“你们四位出去就是一家人兄弟姐妹，一定要相互照顾，相互勉励，争取早点回来。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期盼着你们！”是啊！我们都是被逼无奈去了新疆，这一盼就是十七年才回到父母身边。从此之后，我真正告别了上海市的小弄堂，告别了那里的亲人，告别了那里的“弄堂文化”，那生我、养我、育我的“弄堂情结”，“弄堂氛围”，“弄堂故事”……我走进新疆的大漠，绿洲，高山，融入新疆的土地和人民，成为新疆一分子，一名军垦战士！这是质的变化！人生在这里拐弯！我的眼前一片茫然！我必须奋斗！没有退路！必然在汗水中淌过，在血水中洗礼，在泪水中流淌！

 

　　很快我就到了集合的地方，因我是班长，所以我必须赶快把我班的人员召集好。不远处大队长和中队长高梅妹正在讨论什么，我向他们汇报我班全部到期，这时才知道八班的班长昨天已经到她的乡下避难去了，因此临时决定叫姜复婴当班长。我们浩浩荡荡的去了北火车站。在车站我妈妈因是里弄干部，所以早早的进了车站，我们一到她就帮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她对我说：“你看，王亚妹（八班班长）昨天去了乡下，你就不听我话。”我不耐烦地说“这事别烦了，”就走开了。她只好含着热泪看着我走上火车。我要不是这无情的家庭，不是我妈妈狠心逼我去乡下，我怎么会去新疆呢？我的大妹去了乡下早早的夭折了她的小生命，我在六岁那年去了乡下后，整整啦了一个多月的痢疾，并且头上长满虱子。这些都让我记忆犹新，我怎么敢再去那鬼地方。我的二妹后来插队到了那里，圆了我母亲的梦，可她却永远的留在那里。

 

　　10点钟左右，随着一声催人上车的长岭，送人的和被送的人们抱得更紧，哭声，确切的说，是嚎声，像突爆的巨雷一下子撼动整个火车站。车站高音喇叭把音量搞到了极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歌声嘹亮。但仍被这站台上的上千人和站外的嚎哭声吞没了！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那汽笛声丝毫不像往常那样尖厉，而是格外地低沉，同人们的嚎哭声融合在一起。火车缓缓的启动，车站内一片哭声，车厢内也是嚎声连天。火车带着这一片哭声远远的离去，带着我们的悲哀，带着我们的迷茫，走进那荒凉的戈壁沙漠，走进那绿油油的托木尔峰山脚下。突然一阵哨声把我吹醒，是大队长叫我们班长到车尾开会？不是，是早晨起床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们正式开始在新疆的独立生活。

 

（二）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我从一个懦弱的小孩子已经成长为黑炭样的小伙子。为了证明自己连起码的“韭菜和麦苗”都能区分，我起早贪黑，总是走在班里的最前面，带领着一个班的十六位上海小伙子，战天斗地。连队为我们配备了一个老班长帮我们增加农业知识，这位老班长姓彭，湖北知青，因为他一说话就直流口水，我们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彭答答，意思是滴滴答答。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雅号。因我的小提琴在来新疆的途中，在上汽车时被人一脚踩坏了小提琴盒子，幸好没有殃及小提琴。当时我没有办法只好找一张塑料纸，将小提琴包扎起来背在身上。远远看去活像背了一个火腿，因此大家给了我一个雅号—《火腿》。这天，老班长彭答答叫上了我“火腿，连长找你有事，你去一次”。我答应了一声“噢！”就去了办公室。走到了办公室门口老远就听到里面的争论声，指导员说：“为什么不让朱承德去，朱承德比于建元更能吃苦耐劳。”连长夏天德说：“于建元比朱承德老实得多，朱承德城府太深，他和台湾特务韩素英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我们不能不防。”指导员说：“于建元不也是地主出生么？”连长说：“那是他祖父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他父亲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高级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我们不用这样的人，用谁？”“啊？！正在议论着我呢。”我想，并且止住了脚步犹豫不决，到底是进还是不进？这是又来了两位知青，陈白君和孙家义。孙家义首先敲了办公室门：“报告！”“请进。”连长这是发话了。我们三人进了办公室。

 

　　进了门以后，连长指导员请我们坐下，然后指导员宣布：鉴于你们三位同志进疆以来的突出表现，连队和党支部决定调动你们的工作，让你们到我连的重要岗位机耕小队工作。孙家义你到DT54小组报道去，于建元你到东方红6号小组去报到，你的工作将有朱承德替代，陈白君你到25K小组去报到。有什么意见吗？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坚决服从命令！”

 

　　就这样我们三人第一次从连队漂亮的土坯营房搬进了地窝子，领略到地窝子里另一番的风采。地窝子顾名思义就是在地底下的房间，确切的说就是地下室。它坐落在我九连的东北角，从营房要穿过马圈、猪圈，然后才能看到一个个的小土包，在这些小土包的前方都有一个个的小凹槽，从这个凹槽下去就进入到地窝子。地窝子冬暖夏凉，进入里面就像进入了黑暗世界，头顶上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这光亮根本就照不到各个角落。因此，猛一下进入地窝子由于不适应什么都看不见，过了好久才看见里面一个个床铺，床铺边坐着一个个浑身衣着黑乎乎的老同志，他们就机耕小队的职工。一位师兄（63年进疆的上海知青）将我领到他的床铺边，指着边上的一个空铺说：“这就是你的床铺，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的难兄难弟了，我叫姜传福，请多多关照。”我向周围巡视了一下，我们的床铺坐北朝南，我的左边是姜传福的床铺，我的右边是63年上海知青吴宝兴的床铺，他紧挨墙壁。说是墙壁只不过是被砍土曼刷直了的土墙，不是还落下阵阵灰尘，我的床头也是这样的墙壁，和营房是天壤之别，简直叫人苦不堪言。这时吴宝兴说了：“这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第二天正式上班，我师兄带我进了拖拉机场地，向我一一介绍了我们的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组长王改新，1956年进疆的河南知青、副组长姜奎宝，姐姐是1953年的山东知青，1960年投亲参加的工作、组员唐志辉，甘肃自流进疆。还有就是吴宝兴和姜传福。组长宣布我们将分成两个班，吴宝兴和姜传福和副组长为一个班；我和唐志辉、于建元为一个班，今天抓紧保养车子，后天就要开犁冬耕了。

 

　　过了一天，由于擦车子的碎布不够了，小师兄姜传福带领我到连队营房爬房顶找衣服。我非常奇怪房顶上怎么会有衣服呢?原来我们新疆连队营房都是平顶一层土房，房顶周围有围墙拦着，房顶上什么也看不见。小师兄说：“给你变个戏法。”我们爬到了房顶我一看，哇！我的天哪！在男生寝室的房顶上堆满了许许多多的脏衣服、破衣服、破裤子、破袜子、破鞋，怪不得我以前好多战友老是吵着衣服不见了，原来这里是垃圾堆场了。由于许多男生不会补衣服，又怕别人笑话，所以隔二、三个月就能捡到许多破布。当天晚上我和小师兄一起到伙房烧开水，小师兄说：我们这里的水是硬水，不能用生水加到拖拉机的水箱里，否则会产生水垢堵塞散热器，会影响散热的，必须用烧开的软水。

 

　　我们九连的田地都是东西走向的，从西向东排列有三个斗渠，每一个斗渠连有五六个农渠，每个农渠所浇灌的土地大约为四、五百亩土地，九连连队的营房就建在二斗四农最东边一百多亩的土地上。第三天早上我们东方红六号顺着大路带着五华犁浩浩荡荡的向着一斗五农开去，为播冬麦去犁地。我们一组是夜班，当夕阳快要落下时我们登上了征途。我们在一斗五农的地东头和姜奎宝组交接了班，组长叫我坐在五华犁椅子边上，看着他是怎么打犁的。九月的初秋，晚上是那么的阴凉，而暮色的夜晚是那么的安静，整个田地里只听到我们拖拉机的哼哼声，象一头老牛拖着沉重的担子在迷途上往返。拖拉机的哼哼声正好是C调的低音5，又仿佛是在哼着舒曼的梦幻曲的开头音5又永远哼不下去。我帮着它哼下去吧，51--7135……。黑色的夜空北边远处隐隐约约的浮现出天山蜿蜒起伏的壮观景色和山巅上泛着柔光的积雪，东北角的银色像是点缀在半空中的一颗翠珠，那是托木尔峰依然屹立在我们的东北方。望着这漫长的夜色，那哼不出的梦幻曲将哼到什么时候？

到了下半夜，组长叫我试打犁，他在边上看着。这犁怎么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那么不听使唤。组长一会叫我向上向上，一会叫我向下向下，一会儿深了，一会儿浅了。拖拉机后面犁的地，像沸腾的大海一样，高高低低、起伏不平。还没有到地头我已经是满头大汗，累得精疲力尽了。我刚把棉衣脱下，放在座椅靠背上。突然一股力量把我的棉衣拖走了，啊！我的棉衣被卷到地里去了。我赶紧叫拖拉机停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棉衣给拖出来。唐志辉和组长看着我狼狈相哈哈大笑，并且告诉我打犁的诀窍。果然，奔腾的野马被我驾驭了。也让我一夜之间弄得满身黑乎乎的机油和泥土。

        同行！真实对咱们机务工人写照。现在，很健康那就很万幸！让我们爬那爬不完的山吧！

欢迎新朋友火腿老法师，网络也是山，学无止境，接着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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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样的！一篇完整的人生回忆录。

 

　　10点钟左右，随着一声催人上车的长岭，送人的和被送的人们抱得更紧，哭声，确切的说，是嚎声，像突爆的巨雷一下子撼动整个火车站。车站高音喇叭把音量搞到了极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歌声嘹亮。但仍被这站台上的上千人和站外的嚎哭声吞没了！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那汽笛声丝毫不像往常那样尖厉，而是格外地低沉，同人们的嚎哭声融合在一起。火车缓缓的启动，车站内一片哭声，车厢内也是嚎声连天。火车带着这一片哭声远远的离去，带着我们的悲哀，带着我们的迷茫，走进那荒凉的戈壁沙漠，走进那绿油油的托木尔峰山脚下。

 

人生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我相信所有的新疆知青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注定将永远属于那个年代

说的对，欢迎你，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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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看到你的原创作品。

  

   人生确实有爬不完的山，过不完湾湾坡坡，曲折坎坷。深有同感！

       非常欣慰看到上海的朋友加入“梦萦天山”大家庭，上海知识青年是大规模支边的先行者，他们的故事更多，阅历更丰富，经历更曲折，感触也会更深。支边，上山下乡是本大书，读起来，总是百味杂陈。生命不息，爬山不止吧。

 

（三）

 

 

　　一个星期以后，周顺突然跑来找我，说是连队排练节目国庆节要到团部演出，叫我参加乐团拉小提琴。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殊不知这下招来了横祸。这天，我们正在排练，组长带着机耕小队谭队长怒气冲冲地跑到排练现场，见了我就连骂带训地糟蹋了一顿。大意是训斥我有什么资格跑到这儿来排练节目，无组织无纪律，冬播这么忙难道不知道吗？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只有演出负责人五班班长高寿松不愿意了，质问他有什么资格跑到排练现场来大吵大闹的。组长也不示弱指着我说：“他是我组员，不干活跑到这儿来瞎胡闹，还有脸质问我？”“叫他来排练节目是领导的决定，你不能干扰排练。”“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许乱跑。”说完就拖着我回了机耕小队。高寿松赶紧跑到指导员处告状去了，并且说要撂摊子。第二天连队党支部发来一个通知给机耕小队谭队长，让谭队长自己内部调配人员，借调于建元直至国庆结束，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排练节目是一种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巧妙办法，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产物。如果每一个人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是那么的繁重、那么地心力交瘁的话，那么排练节目就是一种最好的避风港。人的长期劳累在这里得到缓解，人的身体长期透支在这里得到了恢复。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说，这里就成了我们竞争的目标。在这里形形色色的知青都出现了，每个人的演出水平都不一样，有的水平极高，有的什么也不会。高寿松因势利导给各位配备了角色，有器乐演奏，也有话剧和舞蹈。有演维族小伙子，有演维族小姑娘。其中一位演维族大娘的叫林珊的女知青让我眼前一亮，她那么美丽端庄，稳重而朴实。虽然她什么也不会，但还是让我不由得不为之心动。我教她维族舞蹈该有哪些基本动作，她没有节目时也爱到我们器乐组看我们排练，尤其喜欢问我小提琴的知识，我也一一满足她的要求。慢慢的我们俩就变得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到演出结束后，我们已经有意了对方，心目中都忘不了对方的形影。

 

　　很快就到了十月国庆节，我们在团部演出得到了圆满的成功，团长和宣教科长都亲自接见我们，交谈中透露团部将成立演出队，希望在我们这个演出组抽调一批人。团长对高寿松、周顺、冯爱玲的演绎水平感到非常满意，这时高寿松对团长介绍我，说我的提琴拉得非常好，团长看着我满意的点点头。高寿松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俩在上海就已经非常好，我们一起在里弄里排演话剧《年轻的一代》，高寿松演主角林育生，我演配角。我们俩演着演着自己倒演成了“年轻的一代”了。在上海，有一天高寿松突然来找我，吐露出他想报名到新疆的心愿，问我愿不愿意去新疆，劝我省得到那河南饿死人的穷地方。我想了想说：“好吧！我就当配角，给你当到底了。”高寿松非常喜悦的说：“我们俩在新疆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就这样我们俩一同来到了新疆，各自当了四班、五班的班长，而我们俩都在新疆有自己的悲惨命运，这是后话了。

 

　　河南是我母亲的家乡，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孤身一人，我的外祖父在三年灾害年代给饿死了。在我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念的是五年制中学）出来报考音乐学院无着落的时候，我母亲很想让我去河南照顾外祖母，躲避动员新疆的报名风潮。可我确实对河南害怕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拉痢疾的情景，不会忘记发高烧、说胡话差点把命给送掉的时候。当我父亲得知我报名去新疆的事，一直埋怨我母亲，为什么非要逼他去河南？也确实我的好朋友高寿松救了我一生，否则我的一生就像我的大妹一样给毁了。

 

　　让人舒心而脱离繁重体力劳动的排练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战天斗地。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机车组，去听那哼不下去的梦幻曲。自从排练节目结束以后，林珊被调到山南地区学校幼儿园当保育员，和老同志的小孩子们住在一起，照顾这些孩子们的起居饮食（说穿了就是保姆）。从此，我就多了一个避风港。博士山南边有五个连队，最远的十一连离我们有五公里路。而山南地区就把小学办在我们连队，这给小孩子上学很不方便，因此他们都采取住宿制。这里远离大部分知青，没人知道我们在恋爱。尤其是道理星期天，学生们都回去了，这里更是我们两个人的天地，学校的老师们也对我们眼开眼闭。也就在这个时候团里发来了几份调令，调动周顺、高寿松和冯爱玲，唯独没有我的调令。我跑去问了指导员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给你安排了开拖拉机的工作，你已经享受过调动的资格，不能再调动了。” My God! How such a logic is that?高寿松也为我着急，跑去问团长是怎么回事。团长说劳资科确实发过去四份调令，被你们的连长给扣了一份，说是这位同志已经安排了特殊岗位，不能在调动了，否则我们的工作不好做。就这样我无缘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它与我失之交臂，也波及了以后再进演出队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特殊性，最佳参与这种岗位时期就是刚组建的时候。

 

　　这种打击多多少少影响了我的情绪，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整天处于迷茫之中。时值十月份深秋季节，对于新疆来说已经非常寒冷，繁忙的冬播冬耕季节，来不得丝毫马虎。一天，连长夏天德突然来到了我们工作现场，针对我开了个现场会议，做出了严肃批评，严厉地指出我如果不想干可以到大田工作，没有人会吝啬你，这样得工作抢都抢不来呢！这样的现场会对我来说只能适得其反，迷茫的情绪只有到林珊处去发泄。她总是在安慰我，她说她不也是一直做被人家看不起的保姆吗。只有在她那儿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让我得到丝丝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