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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边的遐思

在边疆生活了４０年以后，叶落归根，退休回到了我出生的故乡———天津。４０年的“支边”生活过程中，因为匆忙，即使回津探亲也不过是住个十天半月，对天津的社会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是这次不同了，我由相对封闭的西部边陲而来，而且相隔那么久，有些事，有些人，一经接触便有所了解，于是生出了诸多思维，生出许多感慨来。

有一次，我去看望小时候经常照看我的表姐，上一次见到她还是２０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侯，姐夫因为历史上曾是国民党兵，解放后便一直是工作难找，衣食无着，和表姐二人艰难地抚养五个儿子，穷困潦倒，看了好让人心酸。而这次去看望她，姐夫已经病逝，在她四儿子那装修不错的１００多平方米的单元房里，见到了表姐和那些已经成人的孩子们，还是那样健谈，然而却平和了许多。全家十余口人，除了吃穿住行已毫无顾虑以外，我更惊异于一个曾经饱受苦难、重压之下几近疯狂的家庭，精神上怎么这样平和呢？尤其是表姐，她的晚年除了享受儿子们丰盛食物的供养之外，精神的平和难道不是当前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吗？那天的聚会，临别时，７０多岁的白发表姐不但唱了歌儿，还和我跳了一曲“四步”，虽然是名副其实的“老舞”了，但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心里只是感受着改革开放前后这巨大的变化。

因为是刚由边疆搬迁回来，什么都感到新奇，也免不了和那些年轻人聊聊天，他们大都是刚刚走入社会或是在读大学的学生，衣着打扮，日常消费当然时尚，是所谓“新新人类”了，精神面貌上也要比西部边疆地区的孩子们似乎更充满自信。通过和他们交谈，也有些奇特的感受。记得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支边出发的日子，那时的我也是个孩子，在和送行的亲友们依依惜别之时，所有对我的关怀的话语都是一样的：“出门在外要听组织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而今天，对他们，我看到的是父母和社会几近娇惯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鼓励的语言更多的是：“在激烈竞争的社会里要努力奋斗，要勤奋，要相信自己，要抓住机遇，实现自我，你一定能够成功……”细细地思量起来，连关怀孩子的话语也是天壤之别了。我也注意到了有些年轻人其实根本不太在意父母亲朋的鼓励和教导，他们更喜欢谈论明星、网络、短信或者是挣大钱。在和他们接触时，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对未来的竞争既担心又充满信心。他们比我们那时更懂得竞争的激烈和更渴望成功。他们的目标不像我们年轻时，总是为在哪个小单位里有稳定的事做而满足，为被领导青睐或者被提拔为一个什么科的小科长而“争风吃醋”，他们有更远大的创业目标，我的一个上大学的外甥就说，以后一定要做ＣＥＯ，要买宝马车，要做富有的人。

谈起代沟，亲戚中的晚辈们与我们的代沟就更是又深又宽了，甚至根本无法沟通。他们对“上山下乡”就颇难理解。他们说：“为什么不让你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你们到生产力最低下、文化水平最低下、信息资讯最低下的地方去接受什么再教育呀？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抗争，要是我们就不去。”由此可知，这似乎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历史断代的问题了。有时候我也努力企图说服他们，但很显然，在他们心中，用政治说教去约束个性价值的传统基本上是没有位置的。我这个老支边当年胸佩红花，意气风发地走上了支边之路，满怀着支援边疆建设的朴实情感。那时在我们心中农村虽然艰苦、贫困，但那里是神圣的，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发祥地。后来在整个支边生活中，我们与那里的人们真正地融为了一体，和他们结下了诚挚的情谊。几十年来边疆农村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农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其中我们这些支边人拼搏奋斗，努力劳作，功不可没，而且至今不悔。当然，我们的精神与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的看法与晚辈们的看法相差得太远了。

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年轻人中间，除了上山下乡问题外，一些人对边疆、对农村的认识真得让我吃惊。想和他们沟通，帮助他们了解边疆和农村，也真得十分困难。在他们心中，边疆和农村仅仅意味着偏远、贫穷、落后，那里的人们是封闭的、愚昧的，他们认为在当前激烈竞争社会中，青年人在农村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一些在边疆农村创造业绩的志愿者要么是媒体的宣传，要么是早晚会被那里落后的观念和艰难的环境所吞没的理想主义者。

有时候耐下心来，理性地讨论边疆、农村问题，更会吃惊地发现，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中不少人都认为农村、农民、边疆是略带贬义的词汇，是与贫穷、落后分不开的；是与电视画面上一个个在拥挤的“春运”之中背着大包，面带倦容涌入城市的年轻面孔分不开的；是与一些在商业区里行乞的弱者丧失自尊的哀求分不开的。一些都市青年人甚至完全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缺少同情心和责任感。超乎寻常浮躁的心态，更使他们缺少理性思维和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少数城市青年从小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和对艰苦创业的畏惧，使他们更是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远离了农村，远离了边疆。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责备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一代，因为社会从来没有把上山下乡、支边、知青等牵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这个大问题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对有关上山下乡、支边、知青问题的讨论也总是遮遮掩掩，该承认社会不公平的部分不敢承认，该理直气壮的部分不能理直气壮。而在我们这些老支边心里，４０年的拼搏与奋斗、４０年的快乐与悲伤、４０年的疑惑、４０年的思考，都使我们不断地真正地成熟了，现在我们心中是非分明，只剩下了安然与不悔，剩下了平和与快乐。

所以在逐渐深入的接触中，尤其是在接触了年轻人以后，我更是万分惊讶，但是，由此我也深深地感到，确实应该重视研究在历史上，在我们老一代知青身上，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传统是优良的，是值得继承的？比如忠诚，比如奉献，比如集体主义，比如听从祖国的召唤等等，这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严肃问题。

尽管如此，我却总是为自己而感到骄傲。

（作者 邱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