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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胶东半岛到新疆

 

   1954年,大批山东妇女应征进新疆,我是其中一员。弹指一挥间,49年匆匆而过,我已80岁,进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浩若烟云,现将自己所历之事略记如下,以告父老乡亲。

坎坷童年梦  漂泊受启蒙

   1923年,我出生在山东蓬莱南王镇泊子宋家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姊妹8人,我排行第5。父亲兄弟2人。伯父宋大霈于清朝末年随宋庆老帅从军,辛亥革命后在吴佩孚麾下逐步升职任第一师师长。父亲宋大来在家务农并开磨坊、养猪。母亲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一生勤俭劳作。1929年前后,为避土匪绑架勒索。搬到蓬莱县城居住,土地房屋交族人耕作代管。14岁的大哥和13岁的二哥休学去东北做了童工。家中生活部分靠伯父资助。

   我自幼灵悟好学,力求读书,拒绝缠足。1932年进入蓬莱良弼小学。此校以办校人丛良弼命名,教学质量名列县城内9所小学之首。其教育宗旨,是培育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授专门课本知识外,还注重政治教育。我在校就读4年,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第一,对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纲领、目的,对“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世界大同”等革命道理汲之若渴,至今记忆犹新。

   1936年,父亲病故,家境贫寒,我只得辍学。1937年,日寇侵华战火迅速烧到华北,蓬莱城遭日寇飞机轰炸扫射。母亲带领我和3个弟弟(两个姐姐已在农村出嫁)逃往距县城15余公里的赵格庄租房住下。1939年,赵格庄完小初次招收女生,我即报名入校读6年级。半年后,我被学校推荐做小学教员,半教半读。1940年开始享受教学薪金。校长王明庚是共产党员,经常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等著作,使我直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识到祖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内受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奴役,而我们劳动妇女,则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从此,我立志多学文化多学理论,跟共产党干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争取妇女解放。

   1943年,母亲病故,三弟、四弟相继去华北谋生。1944年秋,伪军出城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刘家旺村完小校长被伪军杀害,其母悲愤至极投井身亡。赵格庄村小学校长王明庚转移奔赴我抗日根据地,学校解散。我求学心切,经王校长叮咛,化名宋墨卿,搭了两名同伴,考入县城中学。遵母遗嘱,将跟随我的五弟托给大姐夫关照(五弟后去天津做了童工)。1945年秋,蓬莱县城解放,北海中学接管该校。负责人林振夫(共产党员)组织学生会,我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不久,我腿部感染生一恶疮离校于亲戚家中卧床治疗。至1946年春方愈。此时,共产党干部孙鹏和区教委会的王干民分别通知我去七里庄和刘家沟完小复职,后我决定去了刘家沟完小任教。女同仁有周慕芝(湖水村人)、孙萝兰(湾子口人)、袁在梅。秋天,我参加了教员训练班学习40天,学习革命理论和土改政策。为了投身革命,是年冬我与一八路军共产党员干部结了婚。

弃教从农身陷家务,理想未泯志犹存

   婚后,我投身革命工作的理想成了泡影。丈夫奔波在外,婆母瘫痪在床,土改分得的12亩地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人料理。我又连年生育,幼儿缠身。命运使我成了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我生性责任心极强,四季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春播秋种,从未浪费过一粒粮食。但辛苦一年,除去耕牛费、种子费、肥料费、帮工费、交公粮等,所剩无几。灾荒年连口粮也不够。全靠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从1947年到1954年,我先后生育五胎,由于过渡劳累,营养欠缺,加上精神上的创伤,身心健康严重受损。

   1951年秋,我怀抱不足周岁的儿子,去东北沈阳探视兄嫂、姨娘,发现城内书有大幅标语“建设新新疆!”我的心为之怦然一动。我青年时期唯一的理想,就是参加社会革命工作,追求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社会价值,婚后却未遂心愿。由沈阳归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52年,大批山东妇女应征参军进新疆,我正生下第4个孩子,患了严重的产褥感染。几个幼儿缠绕身旁,我重病卧床,到了生无望,死不成的境地,只有忍痛含泪将生下的婴儿送人。眼睁睁看着别人的姐妹参军而去,我却欲往而不能。

   我忧心忡忡,度日如年。经治疗半年多,病情才逐渐好转。终于熬过了生死关,盼来了好消息:1953年下半年,新疆军区派来了工作队,动员妇女参军进疆。新疆工作队带着扩音刺叭,拉起大横幅标语,宣传阵势轰轰烈烈,所到之处,一石激起千层浪。山东是老解放区,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很深入人心,一心走出家门、投身人民军队、走向社会的妇女成批奔向工作组,兴致勃勃打听情况,踊跃报名。工作队的所有成员非常热情和亲切,卫生员给大家一一检查身体,规定中青年妇女均可,失去丈夫的亦可带小孩,小孩由军队供养。当时我已31岁,婆母去世,家境维艰。经与丈夫商定并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办了离婚手续,我携带3个儿女报名参军进新疆。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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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党召唤  赤心上征途

   1954年,阳春4月,我的心象排开久阴天空的乌云,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样,全然不想几千里外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只有一个信念——投向党和革命军队的怀抱。我抱着领着3个年幼的子女,带上简单的行李,乘汽车直奔蓬莱县城工作队所在地。新疆军区派来的工作队有队长、教导员、医生、文化教员、炊事员,带着广播、扩音器材,不时地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报名后,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说:“你到新疆去保养保养吧。”我激动得泪珠差点落下来。青年时期失去双亲,四处漂泊的我,一时好似投入了父母的怀抱。当时我的小女儿才出生两个月,我的身体尚未康复。领导建议:路远天寒,如有合适人家,把小女儿送人吧。适逢城关镇一对夫妇不育,抱子心切,经了解后把小女儿送给了他们。几天后我去探视,夫妇俩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家境也远胜于我,我便挥泪而别。从此,我一心听从党组织安排,立志献身革命事业。

千里征尘姊妹情  众志归成兵团人

   蓬莱县的应征妇女,编为第14大队,从蓬莱出发到潍坊休整几天。此时得知,山东有10多个县的应征妇女,分编为15个大队,分批陆续西进。这时也听到一些议论:说新疆天寒地冻,能冻掉鼻子、耳朵;又说新疆有个部队,都是残废,把他们装在麻袋里让我们挑,挑着哪个嫁哪个;还说让我们参军咋不发黄军装却发蓝衣服?一时人心波动,部分妇女要求返回乡里。工作队教导员立即开大会辟谣。对这些议论我似信非信,并未放在心上,因为我根本不是为了去大西北嫁人,而是诚心诚意依靠组织参加工作。为此,什么苦我也不怕。

   在潍坊住几天后,含泪告别故乡,登上专列火车奔赴大西北。几天几夜的旅程,姊妹们的心是火热的,时而唱起新学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火车在飞奔”……领导们不时地到各车厢查看问候,一日三餐都由各地组织把饭送到火车前。姊妹们待我如亲人,热情地帮我照看一儿一女。我产后身体虚弱,一路上大多时间是躺在行李上休息。

   火车只通到兰州。下火车后转乘汽车继续西进。当时我3岁的儿子发烧生病,被留下住入兰州军区医院。5岁的女儿也由护士领去,吃、住完全给包了下来。儿子经治疗病情很快好转。出院时,正逢4大队的专列火车赶到,换乘大卡车西行。我被安排与4大队同行。十几辆蓬布大卡车浩浩荡荡鱼贯而行,清晨出发,下午或晚上到站休息,有的站休息2—3天。我乘坐的汽车全是女青年,由一位新疆部队领导带领。一路上,搬行李、上下车、照顾孩子,姑娘们都抢着帮忙。行至半途,流行小儿麻疹,我的儿子也被染上。领导们立即组织了一辆“麻疹车”,集中了所有患儿及家长。有的小孩太小,没熬过去,死了只有抛埋野外。我日夜抱着孩子,悬着一颗心,总算挺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从兰州出发走了一个多月。

   在乌市下了车,我和姊妹们恋恋不舍地分了手,被安排住进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招待所。炊事员特地给孩子包饺子吃。两天后,安排我继续西进去石河子。

   石河子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距乌市150公里。公路全是坎坷不平的土路,加之新疆气候干燥,汽车跑起来剧烈颠簸,尘土飞扬。我坐在木箱上抱着孩子,突然一个大颠簸,我和孩子及木箱一起被高高抛起又重重落下。我的脚后跟一下被磕个大口子,血涌如泉。同车人忙接下孩子,我就用手紧紧压住伤口,一直坚持到石河子。下车后我被背到休息地,医生随即赶到,清洗缝合伤口。我们住进一片戈壁荒滩上新盖的简陋土平房,地面铺着麦草,十几个姐妹打开行李,一个挨一个、睡通铺。我们吃得很好,全是部队自己种的大米、白面、蔬菜,还有部队自己养的猪肉。我的伤口还是感染了,不能站立,休息近一个月,又是姐妹们照顾我和孩子。

   分配工作的那天,我已经能站立走路。那是初夏6月,我和大家—起到石河子仅有的一个礼堂——石河子管理处礼堂聚餐。餐毕,二十二兵团领导宣布分配名单。二十二兵团医院就在石河子,当时医院正在建院,所有员工和病人暂时迁到玛纳斯住在太阳庙一带。当年10月份建院就绪,全员搬回石河子,给医院共分了40名山东妇女,我在其中,除我年龄大、带小孩外,其他全是20岁左右的女青年。文化程度我算最高,是初中,被分配到后勤作见习会计,其他多为高小、初小,被分到临床当护士。当时是伙食供给制,伙食包干,每个孩子有抚养费,有托儿所,此外每月给我发11元津贴费。我把抚养费全部交给托儿所,两个孩子送全托,我一心扑向工作。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的二、六军大部,新疆民族军改编的人民解放军五军的大部,原驻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全部合并改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兵团总人口17万余人。二十二兵团医院遂改名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医院”。那时,四野戈壁荒滩的石河子只有两座大楼,一座是二十二兵团大楼(后石管处大楼),一座就是二医院病房楼。一切都要从头创业。


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2004年和当年战友们共同出版《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一书,为北京和新疆真实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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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立业戍边陲  戈壁荒滩建花园

 

   山东妇女到兵团,处处受到欢迎、照顾。山东人喜食大葱,食堂一开饭就为我们专门备一碟小菜,就是切好的葱段和面酱。领导们慢慢给姐妹作工作,组织上积极牵线搭桥,促成许多新的家庭诞生。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大批山东妇女进新疆,是为了使广大官兵在新疆安家扎根,长期屯垦戍边,这是来自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当时思想单纯,只因所经历的婚姻创伤太深,根本不想嫁人,因此,进疆一年多坚决拒绝婚事。1955年,供给制和奶费制均取消,我重新面临如何抚养孩子的现实。经领导和同志们的反复动员、撮合,我最终还是与本院一位财务人员成婚。幸运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建制、劳保福利、道德风尚等仍沿袭了部队的好传统,我婚后虽然增加了一些家务劳动,但孩子们仍全托、全校,加之自己的努力,未影响工作和学习。

   50年代初,石河子是一片沼泽地,芦苇丛生。唯一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名叫“老街”,一条街仅几十米长,两侧住有五、六户人家。部队开进后,挖“地窝子”住,砍芦苇、开荒地,掀起大生产运动。我们一到石河子,虽然条件艰苦,但人心振奋,充满了创建家园的豪情。在荒凉的石河子土地上,同散在新疆各地的兵团部队一样,到处是火热的劳动场面,修渠筑路,植树造林,烧砖建房,筹建工厂等。部队生活非常节省。比如,每年两套军装改为一套,军官服四个兜改为两个兜。为了省衣服,一些农场的战士夏季劳动只穿短裤;芦苇滩里蚊子成群,战士们就干脆在全身抹上黑淤泥。部队加大劳动强度,用节衣缩食的资金在新疆开办了首批新型工厂,用汗水和体力开辟了大片荒田。二医院的全体员工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外,经常组织义务劳动,如植树修路,打土坯盖房,开荒种菜,下农场参加夏收、秋种等。在兵团劳动大军创业热潮中,二医院和石河子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盖起了座座军营式平房,修起了纵横交错的人行道,道路两旁成长着成排的参天白杨树,花园里开放着五彩缤纷的鲜花。正如毛主席所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广大军垦战士的拼搏,如今的石河子已经是:道路宽阔,绿树成荫,楼房迭起,工厂林立,市场繁荣,鲜花遍地;市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市区人口24万,行政区划460平方公里;管辖18个大中型国营农牧团场,2个水利管理处和329个工矿企业。石河子地区已成为一个以大农业为基础,轻工业为主体,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农工商贸综合经营、科教文卫协调发展的新型绿洲;石河子市已成为中外驰名的现代化新型城市。所有来疆的中央领导和外国贵宾、代表团,无不光临石河子,留下了“戈壁明珠”、“塞外江南”的赞美词。石河子,是党的战略部署和兵团人艰苦创业的结晶,也是我们这些进疆山东妇女的第二故乡。

财会战线沥心血  安度晚年夕阳红


   新疆兵团素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作风。特别是50年代,专业人才匮乏,无论干什么行当,多是土法上马,边干边学,没有谁讲条件讲价钱的。我被分配作会计工作,从开票开单记账开始干起。不久就调到医院院部财务室,担任制单、记账、结账、建账,处理账务及报表等业务。我从头学起,从头干起,苦学深钻,找规律想办法,自学财会理论,较快地学会并掌握了医院预算会计的全盘业务。

   1960年前后,兵团各机关事业单位两次精简机构,充实农业基层。医院财务室由6人减至3人,我1人承担了建账、登记、会计处理、财务处理、报表等全套业务,工作十分繁重。面对各单位财务工作事多人少,上级部门提出废除账务,以表代账。但没有既成格式,就号召各单位财务人员大胆改革自行设计。为了不使账务混乱并保证及时完成工作,经反复琢磨,我废除一级总账以表代替,保留二级分类账,设计出多栏式三级明细账,节省了人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任务。1963年,兵团卫生处组织5人清账小组,对二医院财务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清查核对。对我所经手的全盘业务非常满意,肯定了我的改革成果,并给医院财务室颁发了奖状。评语是报表及时、数字准确。我设计的多栏式三级明细账被财务系统推广采用至今。

   医院医药材料及小型医疗器械的流动资金,仅次于全院职工的年工资额。对这项实物的进出管理,多年来仅由一名调剂员代管,更没有财会人员参与过问。1965年,院领导派我去协助药局清库建库账,并专门成立了办公室。几个大库房中有中药、西药、粉片、针流剂、中成药、化验试剂、材料及小型器械等,经过清理,清出报废药品两干多元(现值约两万元)。我采用一套账两方用的办法,保管登账,会计稽核,解决了账实不符,互相扯皮的矛盾。账实编号统一,取、查、对方便。同时,设有药材器械采购资金收支平衡会计账,堵塞采购及实物资金的漏洞,及时提供了年度予决算中对药材、器械所需资金的数据,有效地节约了人力、财力。

   我在新疆兵团作了近30年的财会工作,1982年7月份退休,时年59岁。1982年,石河子地区的首届财会人员职称评审委员会授予我助理会计师职称。同年,国家农牧渔业部授予我“农牧渔业财会荣誉证书”及奖章。

   现在,我们老俩口住着50多平方米的居室。楼前垂柳成荫,小道蜿蜓。附近有老干部活动室,工会俱乐部。院部组织有老委会。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繁荣,各种生活用品和农副产品种类齐全,交通便利,购物方便。长女在兵团办公厅工作,二儿子在石河子文工团编导室,小儿子(在新疆出生)在石河子红山嘴水电厂任生产科副科长。我还欣慰地得知,1952年送人的三儿子现在辽宁铁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1954年送人的小女儿现在福建省京剧团任团长。

   我们山东进疆的妇女同来自五湖四海的全体军垦战士一起,为了新疆的屯垦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新疆兵团已有240多万人口,第二、三代军垦后代正继承父母的事业,奋战在兵团的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


注:

①当时农村有“绑票”的,即抓人质敲榨钱财,囚我伯父在外,家产较厚,我家人便有被“绑”的可能,用以间接敲榨我伯父。

②农村只设1—4年级的小学称“初小”,同时还设5—6年级的小学称完全小学,简称完小。

③当时我们那一带农村是敌占区,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秘密领导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完小校长都是共产党。

④我的长子1947年出生后不久夭折。

⑤“地窝予”,即挖地为穴,上面盖上胡杨木、红柳条、芦苇和泥浆,留出天窗,侧面挖坡开门,类似莱窖。

                      选自《兵团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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