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说:“仁者寿。”仁，是孔夫子道德哲学的核心。仁者寿，民间通常的理解大概就是有德的好人长寿，言外之意，缺德的不仁者便短寿了。这比较符合我国的道德教化，正如陈毅老总曾说过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听着都觉痛快，很符合国人的道德心理。

　　其实，所谓善恶报应，也不全是东方传统的道德信条。西方人更崇尚科学。很多年前读报，已知西方早通过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巴西的马斯丁医生用10年的时间，对数百名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官员进行了追踪研究，并与同等数量的廉洁官员相对照，结果是，腐败者生病或死亡的人数比廉洁者高出几倍。马斯丁医生的结论认为:惩罚他们的是自己良心的不安，“当违反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时，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就会受到自体的攻击，引起激素分泌紊乱”，从而有损健康。

　　曾与几位友人一道议论过马斯丁医生的结论，大家都认为，这结论有科学性，但它是建立在犯罪官员还有良心不安这一前提之上的。而我国的国情有点不同，十年文革，你斗我，我斗你，是非颠倒，什么人道主义、人性、良心、传统文化道德，统统打翻在地，如此“百年树人”，一场道德洪灾，迟早必定降临。如今有那么多制造假冒伪劣害人商品的人，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那么多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者，坑人害人连眼皮都不眨一眨，这些人，还谈得上会有良心不安吗？跟他们讲“仁”、“德”，无异于对牛弹琴。

　　当然，文革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姑且不论吧。但“仁者寿”一说，于我们加深对人生的理解，还是大有裨益的。

　　罗素把人生归纳为两部分:道德的与竞争的。前者给人带来快乐，后者给人带来烦恼与痛苦。蒙田也认为生活的快乐来自于道德，而不是权力。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即使在道德方面亦是快乐……这快乐，正因为它是更健康、更强劲、更粗壮、更男性而更切实。因为这种快乐比较温柔、敦厚、自然……”他还认为道德赐给我们的最大祝福是“不惧怕死亡”。他对人生的态度显得很平和，而且把“平和地死去”看得十分重要。至于洛克的说法，也许更接近于客观。洛克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苦恼恰恰产生于逆生命的过程。逆生命过程，先是痛苦，然后转化为苦恼。

　　生命与道德有关吗？我不敢断定。因为道德总是相对存在的，似乎还是一种隐身的东西。善是最高的道德，是与行合一的。生命是有它的层次的，每个层次都是相互宽容的。新与旧，美与丑，都存在于生命的某个层次中而一同展示着。未来也许是未知的，但爱与恨的命运肯定有所不同。只有善才能拯救沉沦，只有爱才能避免绝望。

　　香港有个风景秀丽的浅水湾，浅水湾岸边有一座两三丈长的小桥，叫仁寿桥，每天过桥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在桥上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舍不得离去。因为桥身的侧面书写着三个大字:仁者寿。小桥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民俗传说:行人怀着向善之心走过此桥，可增寿三年。难怪人们要乐此不疲走个不停了。不少乞丐在桥的附近行乞，来到此处的人，没有几个不乐意施舍的。当他(她)们把零钱放到乞丐手上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平静、宽容、满足的表情。我想，把道德化融于游人心理之中，这实在是太高明了。我还想，常到此桥一游，确实能够增寿，因为平静、宽容、满足的心情令人欢欣愉快，笑口常开是长寿之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西方早已把长寿作为一种科学加以研究，并不断有推翻前说的新发现。英国著名病理学家米高爵士经过30多年的研究，最近在其新出版的《身分症候》一书中指出，长寿与社会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身分高尚者，如受过高等教育，职薪优厚，在业内受社会大众尊敬，住所宽敞舒适的人，在寿命上要高于那些在社会上不受重视或他本人不满意自身社会地位的人。米高指出，社会地位对寿命的影响比遗传因子、饮食卫生、医疗条件等物质因素更为重要。赢得好评与肯定而导致的自信与快乐，是胜过一切的滋补药。我们中国有“宁为鸡口莫为牛后”的俚语，讲的便是对社会身分的重视。无疑，努力工作，创造业绩，以正当的途径赢得财富，与人为善，都能使人受到社会的认同，给人带来喜悦与鼓舞，这也是符合道德的。反之，遭到非议与恶评会令人沮丧，情绪恶劣，身心疲惫，令生命失去尊严。相比之下，前者远较后者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与精神满足，从而身心更为健康。这很符合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也可看作是“仁者寿”的一种较为现代与客观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