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四、红四方面军的迹轨

                         四、红四方面军的迹轨

                                                    1

      中央红军组织北上后，曾经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敦劝他随之北上：1935年9月14日电文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随之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见电后，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劝阻，15日，在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他作了《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反诬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另外，原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本应尾随中央红军北上，以策应一、三军。但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并未执行中央指令，而是接受了红军总政委的南下命令。红四军又复归于张国焘的领导。张国焘便积极开始了他的分裂活动。步骤如下：一、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二、他公开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三、在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四、于是，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再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周总理在1973年5月，接见访问北京的美籍华人陈平景时就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这本书时指出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当时，红一方面军划到右路军的，上面有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下面有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广大指战员，这些从中央红军来的指战员是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张国焘这时挑动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的不和，想叫下边互相打架。朱德反对。他对张国焘说：“我们现在处于敌人包围中，是要如何支持下去，自己下边再打架，就不能生存下去。”打架总算被制止。

张国焘的做法引起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可见。

       张国焘认为他已经手攥红四方面军，时机成熟，可以搞独立王国与中央对抗了，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先后发布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说什么“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张国焘还扬言：中央率孤烟北上，不拖死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9月中旬，张国焘指挥部队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向马塘、松冈、卓斯甲等地集结。原属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队伍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三十军17日到毛儿盖，四军18日到毛儿盖。原左路军也向南进发。红四方面军和划人左路军的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在凛冽秋风中从阿坝、包座地区沿着不久前北上的道路再经草地南返，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很多人被夺走了生命。

　　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时，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非法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另立“党中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内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此中央与罗章龙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另立中央完全不同，罗章龙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操纵王明路线而由党内有共识的同志组织成立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非委”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以及《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为此，罗章龙等同志被开除出中共、遭到枪杀或迫害，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可是张国焘成立的卓木碉党中央却是名符其实的权力机构，有人、有枪、有组织、有行动，这已经是明显的“篡党“行为了。可是张国焘并没有受到制裁，中共中央政治局仅是在1935年1月22日作出了一纸简短的《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他要朱德当这个“中央”所谓“中央委员”，以此借朱德的声望来与中央和毛泽东对抗。在张国焘身边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严厉地批驳了张国焘的这种行为，他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了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资料披露：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张国焘王国”里处境十分艰难，但这些党内、军内极有威望的革命家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对此，张国焘恼羞成怒，他再次召开会议，再次逼迫朱德表态。他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又一次以突然袭击的伎俩强逼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再一次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开诚公布宽厚地说：“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企图用这种斗争方式胁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接受他的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朱德在军内以德服众，包括彭德怀、贺龙、陈毅那种性格极为钢烈的人对这位总司令都毕恭毕敬，这是因为朱德同志的高风亮节并不仅仅是“朱德的扁担”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更重要的是他以他的资格、威信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

 （四川阿坝藏区照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1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2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3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4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5_调整大小.jpg：

                                2

      那么，张国焘对这段历史是怎么描述的呢？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其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到较妥善的处理。……

　　我们旋又接到徐向前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候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的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带，牵制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读完张国焘的这段回忆，不难看出，他把分裂的矛头直指毛泽东。

       他写这本回忆录时，共产党政权的新中国已经成立，毛泽东已经是这个新中国的领袖和中共核心了。经过抗美援朝，毛泽东在世界上名声显赫，而张国焘却沦落香港，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为了生存，他只能靠挖掘这唯一的一点“宝藏”维持生计。他把自己同毛泽东摆在同一架天平上，其目的就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份。其实，在俄界会议，党中央应该是个还讲民主的集体。不要说张闻天、周恩来还在毛泽东之上，既使彭德怀也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称兄论弟。研究这段红史的人能够从资料中查知：在遵义会议前，张国焘在党内地位是领先于毛泽东的、在遵义会议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仍高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地位。长征到两河口，张国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另立中央，做了一回“党”的最高领导人，应该说名噪一时，但他在回忆录中只是说他与“毛泽东”博弈，应该是 “聊以自慰”吧。

      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表示赞同，也许是违心背意。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坚持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则变卦为坚持南下，这些电文，都在档案中可以查到。以及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坚持南下，也成既定事实。对于他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1937年3月23—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个电报，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说这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张国焘早期在红四军中的大清洗，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但近期，又有研红文章说陈昌浩从来没有收到过张国焘这样的电报。可是，陈昌浩一定接到过张国焘命他再率部分红四方面军南过草地的电令，而且，张国焘1938年的出逃，是中共党内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中央不会不做出反映。何况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一大批经历过此事的人都在，当时张国焘叛党投蒋之后，延安搞过整风，涉及到张国焘的文件、资料应该存档，有些解封，但还有些尘封，只有这些档案完全解密，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段党史、军史。

      自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许多党史、军史的禁区问题被重新摆到桌面。

      对红军在长征时的一、四方面军北上南下，有学者说，正是张国焘的红四军南下，才缓解了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追击。让党中央摆脱了困境，到达了陕北。但也有专家反驳，指出：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由川进陇，让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蒋介石毕竟当过黄浦军校校长，他明白“擒贼先擒王”的硬道理，消灭中央红军等于消灭了中共首脑机关、而且，中央红军不足万人，而张国焘带走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避重就轻是作战的一个原则，中央红军是疲惫之师，中央军和东北军吃掉它，该不成问题。于是，蒋介石调周浑元约12个团移武都，同时命胡宗南率约20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围歼”行动。这样，使张国焘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减少了敌军的压力。

 （川藏草地照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1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2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3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4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5调整大小.jpg：

                                  3

       蒋介石让川军去啃红四方面军这块硬骨头。

       军阀都是以地盘为生命线，四川川军阀刘文辉、杨森等人也不例外。他们得知红四方面军又杀回了四川，急的不知是变了几回“脸”。礼送红军出川，他们本来是松了口气，但张国焘却又率八万人马杀了个回马枪，他们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刘文辉、杨森、邓锡侯调动部队沿大小金川布防夹击红军。根据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10月7日在卓木碉制定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采取迅速而秘密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和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资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和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的敌人，以便主力各个击破敌人。前者由第二十五师、九十三师、第五军共8个团编成右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二军共16个团编成左纵队，隔岸呼应，配合行动；后者由第七十九团，第三十三军共3个团编成左侧支队进行。

　　 10月8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行动。右纵队于12日克绥靖。左纵队15日克崇化，16日克丹巴，克抚边，19日夜袭达维，20日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总计击溃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000，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地。

       这次战役后，刘文辉守绥靖、崇化、丹巴、芦定的6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逃向西康，但他仍有8个团驻守在西康的金汤、芦定、汉源、荥绎、雅州、西昌、会理一带；杨森守懋功、抚边、两河口的8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向夹金山、两河口溃退，其余约10个团仍驻守一全、芦全、宝兴一带；邓锡侯部守邛崃、大邑、双河场、巴郎山地区，其余在彭县、崇庆一带；李家钰部仍守威州、茂州、松潘之线；孙震部守绵阳、江油、平武、松潘线。刘湘调了他的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杨国桢部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李抱水的五十三师仍布防于沪定、康定、雅江。鉴于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于10月20日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军新败仓皇调整部署的时机，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广大地区作为根据地，打开通向成都平原的道路。张国焘对成都这个四川省会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

       刘湘为了阻止红军攻势，保护他对成都平原的占领，并为了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凉贫困地域，就急调他的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占领天全、芦山时，敌人已经十分集中，共有80余团兵力。但是张国焘仍要与优势敌人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 11月13日，红军以四军配属中纵队，集中15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攻击，14日击溃敌暂编二师两个团，16日攻占名山 县东北的要镇百丈关。百丈关是一个重要隘口，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兵陵和稻田，是敌人碉堡封锁线纵深配置的中心。红军攻占百丈关后，接着打退了敌人6个旅的反扑，沿着百丈关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到下午四时，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活安场、王店子等地，但是，攻势很快地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19日，敌人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所占的百丈关地区反扑。这时。红军自南下以来已连续作战60多天，但仍英勇奋战，顽强不退。敌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番进攻，终未能突破红军阵地。但是，红军兵员短少，补给缺乏，歼灭不了敌人有生力量，打不开局面，最后于11月20日左右撤出了百丈关地区。天芦名雅战役被迫结束。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们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我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猛攻。困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水部对峙。我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百丈关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主要标志。

       对于百丈关战役这次重要的战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闭口不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了南下的失败。可是，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到了1936年2月，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水五十三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实际上，这是一场巳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　　

       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在他的自述中这样说：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巳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巳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 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巳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公尺，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边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巳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憾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这就是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的轨迹！

      引文见：“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罗学蓬著)”一书。

     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54099e19227916888486d7d4.html

 （过雪山照片，为了过雪山，只好置办冬天的行头）

以下是引用静春在2011-8-10 10:09:00的发言：
 

                         四、红四方面军的迹轨

                                                    1

      中央红军组织北上后，曾经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敦劝他随之北上：1935年9月14日电文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随之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见电后，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劝阻，15日，在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他作了《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反诬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另外，原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本应尾随中央红军北上，以策应一、三军。但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并未执行中央指令，而是接受了红军总政委的南下命令。红四军又复归于张国焘的领导。张国焘便积极开始了他的分裂活动。步骤如下：一、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二、他公开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三、在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四、于是，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再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周总理在1973年5月，接见访问北京的美籍华人陈平景时就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这本书时指出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当时，红一方面军划到右路军的，上面有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下面有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广大指战员，这些从中央红军来的指战员是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张国焘这时挑动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的不和，想叫下边互相打架。朱德反对。他对张国焘说：“我们现在处于敌人包围中，是要如何支持下去，自己下边再打架，就不能生存下去。”打架总算被制止。

张国焘的做法引起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可见。

       张国焘认为他已经手攥红四方面军，时机成熟，可以搞独立王国与中央对抗了，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先后发布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说什么“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张国焘还扬言：中央率孤烟北上，不拖死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9月中旬，张国焘指挥部队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向马塘、松冈、卓斯甲等地集结。原属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队伍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三十军17日到毛儿盖，四军18日到毛儿盖。原左路军也向南进发。红四方面军和划人左路军的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在凛冽秋风中从阿坝、包座地区沿着不久前北上的道路再经草地南返，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很多人被夺走了生命。

　　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时，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非法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另立“党中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内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此中央与罗章龙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另立中央完全不同，罗章龙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操纵王明路线而由党内有共识的同志组织成立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非委”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以及《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为此，罗章龙等同志被开除出中共、遭到枪杀或迫害，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可是张国焘成立的卓木碉党中央却是名符其实的权力机构，有人、有枪、有组织、有行动，这已经是明显的“篡党“行为了。可是张国焘并没有受到制裁，中共中央政治局仅是在1935年1月22日作出了一纸简短的《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他要朱德当这个“中央”所谓“中央委员”，以此借朱德的声望来与中央和毛泽东对抗。在张国焘身边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严厉地批驳了张国焘的这种行为，他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了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资料披露：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张国焘王国”里处境十分艰难，但这些党内、军内极有威望的革命家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对此，张国焘恼羞成怒，他再次召开会议，再次逼迫朱德表态。他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又一次以突然袭击的伎俩强逼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再一次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开诚公布宽厚地说：“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企图用这种斗争方式胁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接受他的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朱德在军内以德服众，包括彭德怀、贺龙、陈毅那种性格极为钢烈的人对这位总司令都毕恭毕敬，这是因为朱德同志的高风亮节并不仅仅是“朱德的扁担”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更重要的是他以他的资格、威信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

 （四川阿坝藏区照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1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2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3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4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5_调整大小.jpg：

张国焘他要篡党，

逼迫朱德来车向，

朱总坚决作斗争，

军队南下临危亡。

以下是引用静春在2011-8-10 11:07:00的发言：
 

                                  3

       蒋介石让川军去啃红四方面军这块硬骨头。

       军阀都是以地盘为生命线，四川川军阀刘文辉、杨森等人也不例外。他们得知红四方面军又杀回了四川，急的不知是变了几回“脸”。礼送红军出川，他们本来是松了口气，但张国焘却又率八万人马杀了个回马枪，他们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刘文辉、杨森、邓锡侯调动部队沿大小金川布防夹击红军。根据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10月7日在卓木碉制定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采取迅速而秘密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和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资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和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的敌人，以便主力各个击破敌人。前者由第二十五师、九十三师、第五军共8个团编成右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二军共16个团编成左纵队，隔岸呼应，配合行动；后者由第七十九团，第三十三军共3个团编成左侧支队进行。

　　 10月8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行动。右纵队于12日克绥靖。左纵队15日克崇化，16日克丹巴，克抚边，19日夜袭达维，20日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总计击溃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000，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地。

       这次战役后，刘文辉守绥靖、崇化、丹巴、芦定的6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逃向西康，但他仍有8个团驻守在西康的金汤、芦定、汉源、荥绎、雅州、西昌、会理一带；杨森守懋功、抚边、两河口的8个团被红军击溃，残部向夹金山、两河口溃退，其余约10个团仍驻守一全、芦全、宝兴一带；邓锡侯部守邛崃、大邑、双河场、巴郎山地区，其余在彭县、崇庆一带；李家钰部仍守威州、茂州、松潘之线；孙震部守绵阳、江油、平武、松潘线。刘湘调了他的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杨国桢部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李抱水的五十三师仍布防于沪定、康定、雅江。鉴于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于10月20日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军新败仓皇调整部署的时机，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广大地区作为根据地，打开通向成都平原的道路。张国焘对成都这个四川省会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

       刘湘为了阻止红军攻势，保护他对成都平原的占领，并为了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凉贫困地域，就急调他的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占领天全、芦山时，敌人已经十分集中，共有80余团兵力。但是张国焘仍要与优势敌人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 11月13日，红军以四军配属中纵队，集中15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攻击，14日击溃敌暂编二师两个团，16日攻占名山 县东北的要镇百丈关。百丈关是一个重要隘口，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兵陵和稻田，是敌人碉堡封锁线纵深配置的中心。红军攻占百丈关后，接着打退了敌人6个旅的反扑，沿着百丈关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到下午四时，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活安场、王店子等地，但是，攻势很快地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19日，敌人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所占的百丈关地区反扑。这时。红军自南下以来已连续作战60多天，但仍英勇奋战，顽强不退。敌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番进攻，终未能突破红军阵地。但是，红军兵员短少，补给缺乏，歼灭不了敌人有生力量，打不开局面，最后于11月20日左右撤出了百丈关地区。天芦名雅战役被迫结束。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们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我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猛攻。困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水部对峙。我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百丈关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主要标志。

       对于百丈关战役这次重要的战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闭口不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了南下的失败。可是，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到了1936年2月，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水五十三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实际上，这是一场巳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　　

       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在他的自述中这样说：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巳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巳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 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巳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公尺，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边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　　

       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　　

       巳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的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憾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这就是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的轨迹！

      引文见：“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罗学蓬著)”一书。

     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54099e19227916888486d7d4.html

 （过雪山照片，为了过雪山，只好置办冬天的行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1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2调整大小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3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4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5_调整大小.jpg：

初时侥幸胜几仗，

想攻成才败百丈，

为了三过大雪山，

数万将士被弃扬。

      用心看了，心情真的很沉重。5000米的高山，不要说缺衣少食、多日战事劳顿，即便酒足饭饱的人想徒步翻越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对那一带的地理太不熟悉，若想真的记住这段历史，还需找本大些的地图册，对应着部队走过的路线才行。有时间我会补上这一课。

风过无痕：

     走红军路，对于我们这些花甲之人来说，过雪山真的是冒险行为。所以回来后我对朋友们说，静春死里逃生一回。本来，我是打算租马帮过雪山的。只想到了“浪漫”，但马帮的人看了我的身体说，你最好是租车过雪山吧。因为万一骑马在过雪山时发生意外，那可是“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雪山上虽有老路，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走。因为山下的新公路都是穿“隧道”而行了。所以我只好包了一辆车。车到“雪线”上后，我便明显感到不适。司机只能小心将车尽量开快，中途。我提出要照几张照片，但司机说，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你千万别下车，坐在车里照，然后咱们走，因为雪山上的气候特别反常，一会儿晴天，一会阴天，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这几张雪景照片就是在车内拍摄的。其中有一张小路照片，当年红军就是走的这条路过的雪山。而照片上的背夫他们当年翻越雪山进入草地就是这样的装束。草地现在已经无什么“危险”，如果七八月去草地，风景据说很美。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1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2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3_调整大小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4_调整大小_调整大小.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dsc05_调整大小.jpg：

佩服！不枉此生！向您学习、致敬！

童年问候静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