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龙年新春“天伦之乐”诗文展出专帖

第三节

 

黄念生是一名革命烈士子弟。他的爷爷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便已经任了中共某区委宣传部长，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并肩战斗了。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父亲遂被党组织抚养起来，后来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一名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其对党的感情之深厚自是不容多说。黄念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自小，他的心目中就只有革命事业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因此很小的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要一生一世做一名像长辈们那样的职业革命者的理想。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生的，也一直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实际的具体革命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的理想看到了实现的条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让他觉得是真的找到了这条具体道路。因此，他是带着极大的狂热和最大的决心来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

他在下乡实践中坚定不移地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孟老夫子的名言。把每天的艰辛劳作看成是磨炼自己意志的考验，也看作是积累自己革命实践经验和知识的课堂。从下乡的第二年起，他就在生产队里担当起了政治队长的职务，开始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对第二故乡的改天换地实践了。

靠了自己特别擅长的宣传与鼓动，全生产队的社员们还真被他调动了起来，打着“学大寨”的旗帜，喊着“战天斗地”的口号，大家对家乡的穷山恶水还真是作了一番不小的整治。可惜的是，近乎原始的操作并不能明显改变这块土地的贫瘠。第二故乡的变化并没有达到黄念生理想的水平。

他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寻找新的出路。

这时，“林彪事件”发生了。黄念生被父亲悄悄地叫回了北京。父亲给他介绍了许多“内幕消息”，也告诉他中央对于知青下乡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城市多余劳动力的新型安置方法看待的发动初衷，劝告他考虑一下是否回城。而当时的黄念生并没有同意父亲的建议，他认定了自己现在走的这条上山下乡之路是最符合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独创性的革命道路的。但是，他听从了父亲的另一项建议，开始更加注重理论上的学习和思考了。

在黄念生的思维里，上山下乡既然是自己认定的一条当时代最革命的实践道路，那么，从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方向上，自己就一定能够找出一条通向最后胜利的基本方向。

他开始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了。知青上山下乡既然是以彻底改变农村牧区的落后面貌为自己的根本任务。那其实质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大业，恐怕首先就要想方设法地解决好中国农民的彻底解放问题。而知识青年就应该是完成这项伟大战略历史任务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他感到自己的思想真正地升华了。也认为自己是真正抓住了知青运动理论的根本。于是，他开始从这个认识出发，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理论说教体系。也就是凭着这套理论，他逐渐地在各种知青会议上崭露头角，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自治区数万知青中一名最出色的理论家了。

现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又明显地发展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崭新里程碑处。一所至少他个人认为是以自己已经认识清楚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指导的全新的知青大学就要通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双手从无到有地在人间创建出来了。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就这样，黄念生在与毛兵共同进行了一系列建校最初的筹备工作并将毛兵送回他下乡的锡盟牧区后，又匆匆投入到主要由自己提出的到全自治区各处进行深入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实践里。在几名自治区知青办干部的共同参与下，他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跑遍了当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四盟（分别是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和锡林郭勒盟）三市（分别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乌海市）大多数旗县的许多公社。在一个个由不同地方下乡的知青们组成的形式上总是有某些相似的知青点上，黄念生又结识了许多新战友，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相关理论认识的结论。

其实，在他这次调研的过程中，相当一批知青是仅仅出于对知青战友的亲情、或者是仅仅认为这是一个使自己最终能改变现状且自此干脆跳出农门的新途径才对办这所大学感兴趣的。因为一方面到这种大学里去上学，至少可以混个“吃住无忧”，另一方面“这毕竟是只收知青的学校嘛”，那样岂非少了许多与村里势力人物的竞争；即使是那些已经和正在准备想方设法回城的知青，也认为此事并不会实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设计、而且闹好了还可能给自己的回城增加一个有份量的法码，因而也对小黄的鼓吹表示了相当的赞同。而这些认识对于黄念生而言，都不过是自己所认识的深刻理论之最为表象的反映，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了自己所认识理论的绝对正确性。因此，当同行的某位知青办干部以此为由提出对于建校的疑义、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值不值得费心血为知青们办这样一所大学？”时，黄念生总是立刻提出激烈的反驳，以他的雄辩很快把舆论导向了有利于建校的方面。

当然，黄念生也还是在此行中找到了自己志同道合的真正战友。

在他们到达俗称“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巴盟河套平原一个生产大队时，担任大队长的干练天津女知青郑仙巧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知青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的公社。公社党委和革委会里就有着五名知青在任。像郑仙巧这样的大队干部，在那里已经是相当普遍了。不仅如此，这个公社里还有数十名知青在从事着以科学育种为中心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自治区知青标兵之一的邱家恒就是在这里培育出了被命名为“同杂二号”的高产高粱品种，而这项发明使得这里的大片土地收益得到了成数倍的明显增长。

郑仙巧没有能去参加自治区知青先代会。而当她听到黄念生等人关于筹办知青大学的设想后，则是从心底里对这项事业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她与黄念生接连挑灯夜谈（白天劳动任务太重，根本没有谈话的时间）了三个通宵，终于决定申请首批到这所学校学习提高。

郑仙巧是从天津一所重点中学来到这里插队落户的。她幼年丧父，是由寡居的慈母含辛茹苦地把她拉扯大的。自小，小郑就养成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毅力，凡事都要干出个名堂来。文革前，她的理想是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她的这个梦想，上山下乡又为她提供了能够一展身手的大好机会。在乡下，她与当地年青的男社员比拼着干，硬是很快拿下了各种连许多当地社员都学不全的复杂农活。加上自己相当深厚的文化知识底蕴和灵活而善思考的头脑，她很快被社员们心悦诚服地选举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归宿来。到了七五年这一年，她的男友已经被安排到公社当了干部，自己的未来大概也早晚得走这一条路。不过，就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一点似乎还不是一两年内能解决得了的。从大队里社员们对自己的信任看，自己这个大队长至少还有几年可干呢。在这时期，能够有一个系统学习提高的机会，真还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

公社里的其他知青战友，特别是那些已经提到公社当干部的知青们，也都认为这对小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大家的一致热情推荐下，再加上小黄的一力保举，自治区知青办带队的许主任当场拍了板，决定吸收郑仙巧为这所尚未见到眉目的知青大学第一批学员的领头人。

第二章    聚       集                                  第四节   鄂尔多斯高原。虽然已经到了阳历4月，这里仍然是春寒料峭，起码一早一晚的还必须裹上皮袄才能过得去。冰雪尚未完全消融，辽远的戈壁滩上斑斑点点的，这里一片裸露的沙砾，那里一片发了黑的积雪，那模样就像是一个人的头顶上长满了癞痢似的，让人怎么看也觉得不舒服。 东芳姑娘甩下了一把汗水，连腰都没有来得及直一下，双手紧了紧手中的大铁锨，就又埋头干了起来。寒冷的北风，对着她那腾腾直冒热气的躯体，似乎也变得没多大劲儿了。 “小芳！快回来吧。拖拉机马上就要来了，你还不赶快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啊。”远远地传来妇女队长亲切的呼唤声。 瘦小的东芳拼命似的猛挥了几下手中的铁锨，再在已经垛成了小山的翻好的粪堆上狠狠拍实了一气，这才放下了手中的工具，拣起随意扔在一旁的棉袄和头巾，随着已经来到房前的拖拉机轰鸣声回到站满了乡亲们的生产队办公室门前，一边享受着妇女队长为自己殷勤擦拭汗水的殊荣，一边接过老队长递到自己手中的简单行李，刚要扭身爬上拖拉机，忽然又回过头来向送自己的乡亲们迸出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语：“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呜呜呜……老师您别走嘛。您一走谁来教我们啊？”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个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团团围在一名男青年的周围。男青年继武把钻在自己怀里哭得正欢的小托娅小脸捧了起来，对着她、也对着其他孩子们温和地解释着：“都别这样。我只是去学习一年就回来了，又不是一去不回嘛。教你们的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来给上课了，新老师的教学经验比我丰富，肯定把你们一个个都教成小才子呢。” 继武的妻子也在一旁帮丈夫劝哄着孩子们。已经挺得很高的大肚子显示她已经快要临盆了。丈夫在这个时候去上学，她将承担何等艰难的重负，在她的心里跟明镜似的，但这位与丈夫一起从祖国南方的杨子江畔南京市来到这北疆鄂尔多斯插队落户的坚强女子，却深深懂得这次学习对于丈夫的重大意义，她义无反顾地把家里的重担默默地挑了起来，强打起精神挤出满面的欢颜，帮助丈夫打理好了上学所需要的一切，而且还要帮丈夫把这群感情真挚的孩子们哄得高兴起来，好让自己心爱的丈夫放心地离去。 达来和自己最要好的伙伴青云被一帮知青战友们围聚着在灌烧酒。看看摆在桌上、倒在地下那些横七竖八的酒瓶子，就可以知道这聚会已经进行了相当时候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豪言壮语和凌云之志，在酒桌上四处飘荡。 “别急，只等到一年后我们回来，咱这乌海东风农场就会变成一片真正的米粮川、一座现代化的蔬菜工厂……”达来高举着酒碗在发表着自己的宏论。 “还是一所给咱乌海出经验、出人才的大本营呢！”一边正大口灌着酒的青云突然抢上一句。 “对对对，我们这帮哥们儿可就等这一年以后喽。来啊，为一年以后干杯！” “干！” “干！” “干！” 聚会在继续着，所有人都沉浸在高度的亢奋中。     锡林郭勒草原。尚未融化的积雪东一片西一片地趴在那些背阴处或是芨芨草丛里，颜色早已不是那么纯白了，黑乎乎脏兮兮地宣示了严冬的即将离去；强劲得仍然让人不得不扭转头不敢面对的春风呜呜不停地刮着，明确告诉草原上的人们春天就要来到；新一轮草芽芽虽然还没有冒出地面，却已经可以在地面下挖到了。 两只酒杯轻轻地碰在了一起。 “玉环啊，明天就要启程了，嘱咐你的话都记住了没有？” “唉呀，背都背下来了。快别再老说它了，你还是为我再唱一首歌吧。”玉环把酒杯送到唇边，笑着催促对面坐着的女孩。 “那好吧。我再给你唱一首咱蒙古族的老歌‘诺恩吉亚’吧。” 小小的蒙古包里遂响起了悠扬的蒙古长调声，歌声如诉如泣，听得人直想落下泪来。 也是一首“诺恩吉亚”，不同的这次是出自一个男高音的歌喉。北京知青青莲偎在自己的蒙古族摔跤手丈夫巴特尔怀里，听着他为自己放声歌唱。两个身着蒙古袍、半点也看不出汉人样的孩子瞪着各自的大眼睛，看着爸爸妈妈间这熟悉的一幕。他们只知道妈妈明天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了。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思考。以往也曾经有过妈妈到外面去学习的事，总是没几天就回来了，顶多会由于爸爸的粗心饿上几顿，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们哪里知道，妈妈这一去可是要走整整一年呢。

第五节

 

卫东风尘仆仆地下了长途汽车。他刚从太仆寺旗学完土壤化验技术，现在来到了地区首府锡林浩特，准备在回队前按习惯先到盟知青办绕上一遭。

刚进门，知青办主任就高兴地喊了他一声：“嘿，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到内蒙知青办去报到。这次可是点着名要让你去上学呢。”

“上学？！是不是专为知识青年办的那所大学成立起来啦？”卫东简直感到是喜从天降了。他可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前些时收到毛兵春节前写来的信，还说是“此事仍有不少坎坷”呢。

卫东是68年下乡的知青。当年，他为了追随北京那十名知青的革命道路，亲自到自治区安办（全称为‘安置办公室’。系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之前身）要了下乡指标，组织起了一百五十名呼和浩特知青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插队落户。八年来，他先后送走了当年一起下乡的所有同伴，为的是不让那些知青的家长们在自己背后戳脊梁骨。他自己却由于母亲一句“男孩子就应该在外面闯闯”而留在了这片让他难舍难离的第二故乡，一边在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则醉心于开始进行一点上山下乡方面理论的探讨。出于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自治区知青批林批孔第二期学习班，随后又被吸收进自治区知青理论小组，并先后参加了盟知青先代会和自治区知青先代会的筹备工作。当他在自治区先代会上和其他四名知青联名提出了建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这一建议并经自治区知青办领导正式首肯后，他的心思就开始被缠绕在这项新的事业上了。在自己那间孤零零矗立在茫茫草原深处的小土屋里，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勾画着新学校的美好图景。哼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读着近日报纸上关于朝阳农学院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报道，翻着身边那本几乎已经翻烂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忆着《普通一兵》里面那段关于英雄丹柯的美丽传说，卫东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群堆满风霜的年青面孔。那些面孔似乎分不清是男是女，只有那一双双睿智坚毅的眼睛让他清楚地感觉得到。

现在，这个美丽的梦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当然让他高兴万分，顾不得旅途劳顿，他只是勉强应付了知青办的同志们几句，就匆匆告辞出来，赶上了一辆东去的敞蓬汽车，先是回到公社，把这次学习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再向领导说明了自己要去上学的事，就又马不停蹄地策马赶回队里，连夜收拾了两个小旅行提包，一包装了换洗衣服，一包装了八本马列选集和一套毛选，天不亮就动身到公路边上截了一辆长途车，于第二天中午赶回了锡林浩特，下午就乘上了飞往呼和浩特的“安24”客机。

 

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旗所在地。

北京知青刘翔东抹了一把沾满泥污的汗水，从那驾“铁牛55”拖拉机上费力地下到地面，一边解着棉大衣的扣子，一边往路边那家常去的“先锋食堂”走去。

刚进到充满温暖和喧嚣的屋子里，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定睛一看，是另一名北京知青、以搞科学育种在前旗已经小有名气的北京知青张禾在向他招手。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在张禾对面坐下，伸手接过张禾递过来的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咕咚咕咚地直着脖子灌下了肚，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向张禾笑着问道：“你不是到海南岛育种去了吗？多会儿回来的？”

张禾斯文地笑了笑：“我是提前赶回来的。”

“有什么事把你吸引得非提前回来不可呢？我记得你连老婆生孩子都不愿意耽误工作的呀。”

张禾又是斯文一笑：“这次算是公事吧。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咱们内蒙新成立了一所专门为咱们知青办的大学，我被聘为学员兼教师，过几天就该走了。这两天到旗里来，为的是看看同学，顺带有些工作要向旗知青办交待一下。”

“上学！我能不能去啊？”刘翔东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也是一九六八年从北京自愿来到这片河套地区插队落户的。为了彻底表现自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他找了同村一名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结为伉俪。八年来，他为自己下决心厮守一生的土地流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又洒下过多少红艳艳的鲜血，却至今还没能够真正改变家乡的贫困状态；大批知青的回城，也曾引起他的感慨和叹息，八年的风尘使他开始明白了自己个人力量的渺小、尤其是深感自己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早就想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多少学点什么了。今天突然听到竟然出现了一所专门为知青办的学校，当然立刻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真想去？”张禾还是那副斯文的笑容，不紧不慢地向刘翔东再次发问。

“那当然啦。我想上学都快想疯了。”刘翔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了张禾的疑问。

“那好，咱们吃完饭就一起去知青办，我保你一定如愿以偿。”

“嗨。还吃什么饭哪。咱现在就走吧。”

“你啊，真是急昏头了吧。人家知青办的人也得吃了饭才上班呢。来来来，给我坐下吧。你想吃什么？今天我请客。”张禾笑咪咪地坐着没动窝，只伸手把刘翔东拉得重新坐了下来。

第五节

 

卫东风尘仆仆地下了长途汽车。他刚从太仆寺旗学完土壤化验技术，现在来到了地区首府锡林浩特，准备在回队前按习惯先到盟知青办绕上一遭。

刚进门，知青办主任就高兴地喊了他一声：“嘿，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到内蒙知青办去报到。这次可是点着名要让你去上学呢。”

“上学？！是不是专为知识青年办的那所大学成立起来啦？”卫东简直感到是喜从天降了。他可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前些时收到毛兵春节前写来的信，还说是“此事仍有不少坎坷”呢。

卫东是68年下乡的知青。当年，他为了追随北京那十名知青的革命道路，亲自到自治区安办（全称为‘安置办公室’。系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之前身）要了下乡指标，组织起了一百五十名呼和浩特知青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插队落户。八年来，他先后送走了当年一起下乡的所有同伴，为的是不让那些知青的家长们在自己背后戳脊梁骨。他自己却由于母亲一句“男孩子就应该在外面闯闯”而留在了这片让他难舍难离的第二故乡，一边在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则醉心于开始进行一点上山下乡方面理论的探讨。出于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自治区知青批林批孔第二期学习班，随后又被吸收进自治区知青理论小组，并先后参加了盟知青先代会和自治区知青先代会的筹备工作。当他在自治区先代会上和其他四名知青联名提出了建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这一建议并经自治区知青办领导正式首肯后，他的心思就开始被缠绕在这项新的事业上了。在自己那间孤零零矗立在茫茫草原深处的小土屋里，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勾画着新学校的美好图景。哼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读着近日报纸上关于朝阳农学院培养无产阶级新人的报道，翻着身边那本几乎已经翻烂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忆着《普通一兵》里面那段关于英雄丹柯的美丽传说，卫东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群堆满风霜的年青面孔。那些面孔似乎分不清是男是女，只有那一双双睿智坚毅的眼睛让他清楚地感觉得到。

现在，这个美丽的梦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当然让他高兴万分，顾不得旅途劳顿，他只是勉强应付了知青办的同志们几句，就匆匆告辞出来，赶上了一辆东去的敞蓬汽车，先是回到公社，把这次学习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再向领导说明了自己要去上学的事，就又马不停蹄地策马赶回队里，连夜收拾了两个小旅行提包，一包装了换洗衣服，一包装了八本马列选集和一套毛选，天不亮就动身到公路边上截了一辆长途车，于第二天中午赶回了锡林浩特，下午就乘上了飞往呼和浩特的“安24”客机。

 

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旗所在地。

北京知青刘翔东抹了一把沾满泥污的汗水，从那驾“铁牛55”拖拉机上费力地下到地面，一边解着棉大衣的扣子，一边往路边那家常去的“先锋食堂”走去。

刚进到充满温暖和喧嚣的屋子里，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定睛一看，是另一名北京知青、以搞科学育种在前旗已经小有名气的北京知青张禾在向他招手。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在张禾对面坐下，伸手接过张禾递过来的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咕咚咕咚地直着脖子灌下了肚，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向张禾笑着问道：“你不是到海南岛育种去了吗？多会儿回来的？”

张禾斯文地笑了笑：“我是提前赶回来的。”

“有什么事把你吸引得非提前回来不可呢？我记得你连老婆生孩子都不愿意耽误工作的呀。”

张禾又是斯文一笑：“这次算是公事吧。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咱们内蒙新成立了一所专门为咱们知青办的大学，我被聘为学员兼教师，过几天就该走了。这两天到旗里来，为的是看看同学，顺带有些工作要向旗知青办交待一下。”

“上学！我能不能去啊？”刘翔东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也是一九六八年从北京自愿来到这片河套地区插队落户的。为了彻底表现自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他找了同村一名目不识丁的乡村姑娘结为伉俪。八年来，他为自己下决心厮守一生的土地流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又洒下过多少红艳艳的鲜血，却至今还没能够真正改变家乡的贫困状态；大批知青的回城，也曾引起他的感慨和叹息，八年的风尘使他开始明白了自己个人力量的渺小、尤其是深感自己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早就想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多少学点什么了。今天突然听到竟然出现了一所专门为知青办的学校，当然立刻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真想去？”张禾还是那副斯文的笑容，不紧不慢地向刘翔东再次发问。

“那当然啦。我想上学都快想疯了。”刘翔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了张禾的疑问。

“那好，咱们吃完饭就一起去知青办，我保你一定如愿以偿。”

“嗨。还吃什么饭哪。咱现在就走吧。”

“你啊，真是急昏头了吧。人家知青办的人也得吃了饭才上班呢。来来来，给我坐下吧。你想吃什么？今天我请客。”张禾笑咪咪地坐着没动窝，只伸手把刘翔东拉得重新坐了下来。

第六节

刚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年仅二十一岁的当地知青赵宇春，正在一个人啃书本。

这是一本油印得很糟糕的关于在农村推广沼气的宣传小册子。不知刻印者是不是一名曾经的私塾老先生，字里行间时不时总要蹦出几个繁体字来。这对于几乎全部学校生涯都是在“文革”这种特殊条件下度过的小赵来说，可还真有点强人所难。幸亏姑娘早有准备，身边备了一本字典，看不上几个字就要查上一下，虽然麻烦，却也总算能读得下去了。

赵宇春下乡不到三年，却以她事事要强的性格和肯于钻研的脾性很快搏得了乡亲们的好感。这姑娘干什么都不喜欢循规蹈矩，总愿意琢磨出个什么新点子来。这不，这次到旗里开会，偶然得到了这本关于沼气使用的小册子，想着自己村里还没有这东西，于是连会都没心思开了，索性称病躲在宿舍里，等人都去开会了，翻身就研究起这本小册子来。

不知是什么时候，宿舍的门“呼啦”一下开了，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两个人。赵宇春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双手自然把那本小册子藏进了被子里。定睛一看，原来是旗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老郭和大王。赵宇春的第一个反映是“他们是来看望我生病的”，于是假装头晕了一下似的，再压低了声音向二位道了一声“谢谢”。

老郭憨厚地笑了。大王亮开嗓子“哈哈”一声：“你谢什么？知道我们找你是什么事吗？”没等赵宇春回答什么，又迫不及待地把答案告诉了姑娘：“内蒙成立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大学，上头指名要你到学校去，是学员兼工作人员呢。”

赵宇春再顾不得装病了。她一个猛子从床上翻了下地。急火火地拉住老郭和大王的胳膊问道：“什么时候报到啊？我队里还有事呢。”

“现在就该去报到了。队里的事你还是交给别人去办吧。”老郭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

“那不行。我得把队里的事做完了才行。”赵宇春斩钉截铁。

“那可要耽误报到了啊。”大王挺为她着急。

经验丰富的老郭拉住了大王，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地对赵宇春嘱咐着：“通知我们是通知到了，时间你自己掌握。你队里有实际情况，那就先给内蒙知青办打个电话说明一下吧。别真因为报到晚了人家不要你了。”

就这样，通过电话联系，赵宇春得到了自治区知青办领导的批准，硬是在学校正式开学十余天后，在她终于把村里第一个沼气池修建起来、而且手把手地教会了村里人使用后，才带着一份满意与自豪匆匆向凉城县赶去。

第七节

    乌兰察布盟某县的一个村子里，一场比张禾和刘翔东的便餐热闹得多的典型乡村大宴正进行到了酒酣耳热之际。几大碗大块猪肉炖粉条，一堆啃剩下的鸡骨头，一只特大号塑料桶墩在桌子中央，里面的散装白酒已经所剩无几了。

村里的带头人老生产队长把一只盛满了老白干的大碗再次递到早已经喝得红头涨脸的孟和生手中：“和生啊，再把这碗酒干喽！记住大爷的话，到了学校可不敢再玩你在村里那套虚情假意啦。人家那里可是‘共产主义’哟。咱社会主义的生产队里，好好歹歹都还是乡里乡亲的，你那一套也还都有个原谅呢。到了学校，可就人生地不熟了，再不留点神，让人家把你给开回来，那可就太没面子了啊。”

孟和生正喝在兴头上，老队长的话是伴着他喝酒的咕咚声进行的。听到老队长最后一句话时，孟和生猛地一个机灵，差点儿没把自己给噎死。

孟和生算是个回乡知青。人长得五大三粗，却根本不愿意干活儿。仗着一点小聪明、一张善于迎逢的嘴、和一点与队长干部们绕好几圈才能扯上的亲戚关系，每天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找点儿轻松活儿干，社员们有意见，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上一通，第二天仍旧我行我素；实在占不上便宜了，他就钻在家里泡病号，却也没人去理会他。到了知识青年进村，他又一天三趟地往知青屋里跑，帮助他们做这做那，像是换了个人儿似的；待等弄清楚他们“是来受再教育的”以后，又一下子神气起来，常常去给知青们“传经送宝”教育他们，活儿可是再也不帮着干了；后来，知青们纷纷上调回城，他才又去拼了命的巴结讨好，想借此给自己也沾上一点儿城市气。这次，恰巧知青共大的招生名额分派下来时，村里最后一名知青家里父母平反，她本人理所当然地被落实政策回城安排了工作。孟和生巴结着去帮女知青收拾行李，偶然间见到了这张女知青扔在一边的《入学通知书》，遂如获至宝地讨要了回来，说服了队里和上头，一层层盖了章，把自己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名知识青年学员了。

照孟和生的想法，只要上了学，自己可就是乌鸦变成了凤凰，一步登天了。憨厚的社员们照例为自己村子里出了大学生而高兴，只知道一个劲地夸和生这小子命好，使孟和生更加得意洋洋起来。他可真没有想到，到了一个新地方，自己的一切都要重新接受新集体的考验，只打自己那点如意小算盘是根本行不通了。现在听了老队长的一番告诫，方始猛省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惊之下，才有了这种差点儿噎死的举动。

    ……

    就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共有一百二十名遍布在自治区四盟（伊克昭、巴彦淖尔、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三市（呼和浩特、包头、乌海）的各族知识青年，带着不同的背景，抱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开始向我们的知青共大聚集了。

第三章    典       礼   第八节     昨天还空无一物的一片荒地上，突然堆起了一车车刚刚卸下的石块。间或有几个人影在石块间闪动。 这是凉城县岱海青年农场大门外的一片空地。农场的知青们早就听说要在这里办学校了。等了不少日子，只等来了两期学习班。有好事的知青在下面悄悄传闻，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事情可能要黄。大家的心性也就渐渐冷下来了。谁知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今天早上起来，就见到了这一堆堆的大石头，看来，这个学校还真要办起来了。 午饭后，农场负责人通知知青们下午不再外出劳动了，而是要求大家按新的分配方案重新倒换宿舍，并将空出来的宿舍一一打扫干净，说是要接待新来的知青共大学员。“这回可绝对是真的了。”知青们互相传告着。 就在这天上午，农场的天津知青余慧琦奉召来到场部办公室。农场场长大老王陪着一位红脸中年汉子在喝茶。大老王告诉余慧琦，这是自治区知青办派来的李贵同志，负责学校基建事宜的。 “从今天起，你就归老李同志指挥。学员待遇，工作人员身份，为学校搞基建后勤什么的，反正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吧。”老王向余慧琦这样交待着。 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手续，余慧琦就这样到知青共大走马上任了。 从呼和浩特市出城向东，经过城东的白塔飞机场，绕出城郊的一片平坦沃野，大轿车开始进入了路面有些颠簸的山中公路。熟悉这里情况的乌盟学员不无骄傲地告诉同车的其他学员，这座大山叫做蛮汉山，是当年颇有名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在当地老乡们中间，传颂着不少可歌可泣、甚至是情节惊人的历史故事……现如今，山区里建成了许多鹿场，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和车，常常能够看到一群群可爱的梅花鹿站在不远的坡头向来人观望着。 随着一大段九曲十八弯的陡峭山路迅速地向下，技术熟练的老司机丝毫没有降低车速。学员中有人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情不自禁地轻声惊叫，而大部分学员则仍然在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各种不同的话题，或者抓紧时间闭目养神。 “快看，那就是岱海！”有人喊了一句。 几乎所有人都立刻精神起来了。 顺着车窗望出去，通过道路两侧陡峭的山崖间那一块不大的空隙，远远的山下现出一角碧绿的湖水。只从这一角看去，湖的面积应该不小，但毕竟由于不能看到整个湖的全貌，许多人还是想像不出这片有着三十万亩水面的大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壮观情景。 转眼间，汽车拐了弯，岱海看不见了。人们却都精神起来，体验着大轿车迅速下坡时的颠动和那种近乎飞机降落般的心悸，一双双年青的眼睛贪婪地看着窗外掠过的一切……不知不觉间就来到山道外的平川上了。再经过那个几乎没有几座楼房的县城小镇，车子以更快的速度驶进了公路边不远处一个用黄土夯成围墙的典型农家大院里。 就这样，四辆大轿车拉了百十来名知青学员们，在自治区知青办许主任等数人乘坐的北京吉普引领下，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岱海农场的大院里。 农场的知青们下地去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名农场的干部在欢迎大家的到来。 从第一辆大轿车上跳下了郑仙巧。利用在呼市时学员从各地集中来那短短两三天的功夫，就已经把一百多名学员的姓名和基本情况搞得相当清楚了。现在，她站在车门口，手里拿着一张在路上匆匆草就的学员分班名单，大声呼喊着各小组组长和副组长的名字，风风火火地命令他们取出自己的纸笔，随自己记录下本小组的学员名单。 前来迎接学员们的余慧琦也来凑热闹。他见学员们有头儿可找了，赶紧挤上前来，往这些还半懵懂着的小组长们手里塞着《作息时间表》，其余学员中有好事的，也忙不迭地挤下车凑近来看热闹，有的是关心自己分到了哪个组，有的则去抢着看那张其实什么时候都能看的作息时间表……。一时间，几辆车前乱成了一团，把那几位从小吉普上下来的自治区知青办干部看得只有相互失笑的份儿，他们可没有干预这种“混乱”的打算呢。 “别吵了！大家先听郑书记说。其他的事儿再一件一件地来。”卫东那副在草原上练出来的大嗓门儿一亮，所有的混乱立即停止了。人们开始有秩序地下车，按郑仙巧的点名安排加入到自己小组的行列里去。余慧琦则拉出每组的副组长来，向他（她）们指点着农场已经为大家打扫好的学员宿舍。 年青人凑到了一块儿，没有不争先恐后的。所有一百二十名学员，被郑仙巧分成了八个学习组。八位组长全部由学员中的一些知青党员担任，副组长也大都是原插队地点的骨干。这些组长们一下车就被委以“重任”，自然立即较着劲地争相招呼起自己组里的人们来。一时间，一大群乱哄哄的青年人很快被安顿进了几间已经打扫干净的大宿舍里。行李都没来得及打开，那些组长副组长们又被郑仙巧召集着来到农场办公室里集合，与自治区知青办的同志和农场在家的同志“见个面”。 按许主任的意思，学员们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了，是不是今天就好好歇歇，等明天再安排大家熟悉一下农场的情况，第三天再考虑安排具体活动。郑仙巧笑笑一挥手说：“都是下乡这么多年的，哪有那么娇气啊。各位组长辛苦一下，保证你们的全组学员在今天晚饭前把一切搞明白，晚饭后一切就要进入正规化学习生活了。怎么样？大家有信心没有？” 在这种颇带挑战意味并极富煽动性的问话面前，这批几乎个个都憋足了劲准备到新环境里好好表现一番的各位组长副组长们，自然是争先恐后地轰然响应了。于是，没等请示领导们的意见，郑仙巧就遣散了这些组长们，立刻又留下了卫东和刚刚到达的、一直参与了学校筹建的黄念生，与知青办的领导们商量起开学前的各项工作来。

第九节

当天晚饭后，各学员小组分别召开座谈会。学员们开始相互进行自我介绍，组长和副组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出主意、想办法，有的鼓动小组成员写决心书，有的组织大家出墙报，有的则张罗着为年龄小的学员们安顿铺盖，还有的则跑前跑后地了解农场的各种生活格局，好让自己组的同学们在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方便。

郑仙巧、小黄、卫东，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为学校建设专搞后勤的刘万昌、陈百春、甄登云和农场里几位知青副场长（大老王已经被知青们强迫着去睡了）们，围聚在一间小屋里叽咕了一气，搞出了开学典礼前这段时间的具体日程安排；又在半夜十二点差一刻的时候再度召集各小组组长们进行了对第二天行动的部署；最后对每个宿舍都明确了一会儿回去后通知大家明早何时起床的人选，这才结束了这一天的全部工作。

就这样，几乎从下车伊始，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就开始自然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高效率行动特征。对于已经在乡村里散漫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最短的近两年，最长的则已经超过十年了）的城市知青们来说，重新回到紧张的学校生活里，都有着一种既新鲜又不十分适应的特殊感觉。

第二天绝早，天还黑得像个锅底，学员们就已经纷纷起身，比农场知青们提早十五分钟统一起床洗漱，为的是怕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学员而影响到农场知青们的正常生活。才几分钟的时间后，各组又在组长们的催促下争先恐后地集合了起来，郑仙巧作了一番“战地动员”，然后就在农场副场长、天津知青张泽志的引领下，和也已经集结起来的一批农场知青们并成一队，向着微微发出一丝鱼肚白色的东方岱海边上进发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要趁着这北国的初春时节，赶快为今年计划耕种的土地施上足够的肥料。

肥料是去年冬天就收集堆放好的，现在冻得一个个赛过了钢铁般的坨子。狠狠地一镐砸下去，只不过现出一点白印。大家轮流出手，一个个都拿出了自己吃奶的劲头，互相较着劲地干着；有经验的“高手”们为大家寻找着粪堆上的缝隙和纹路，以便能够少费些劲地刨开它们。

运送肥料的工具有几辆小推车，更多的则是肩挑人扛的大抬筐。人们自动形成了两条运输的长龙，排着队一溜小跑地来回赶着，看劲头一个比一个精神。

大约在朝阳初起的时候，学员们回到了住地。一顿只有几根腌胡萝卜拌玉米糊糊、外加每人两个窝窝头的早餐，大家吃得都很香。这一大半是由于这一早上玩命般的猛干，再加上众人都还相当兴奋的好心情。

饭后，小组长们领到了新任务：以组为单位进行座谈，中心议题是“我为什么上共大”；从每个学员自我介绍个人情况、主要是下乡经历开始。学员们遂在几间大宿舍里分组团团坐定，开始了一组比一组热烈的发言。

在另一间大屋里，许主任召集知青办来到这里的全体人员和事先选定的一批学员兼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地讨论着。农场的负责人们除张泽志带人下地劳动外也都在座。当天的中心议题是对开学典礼活动的具体安排。

第十节

1976年5月4日，又一个中国青年节。

从前几天起，学员们已经不再天天参加农场的生产活动，而是集中力量为学校的开学典礼进行着紧张的筹备。今天，真正的大典就要举行了，大伙儿的心情都挺激动，没等起床铃声响起，大家就纷纷起来了。

用不着谁去指挥，学员们还真是眼里有活儿。一批人扛了梯子，忙着往还透着木料清香的典礼台架子上扎横幅。“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的超大红底黄字横幅，在越来越亮堂的半空中伴着冉冉升起的初阳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不知从哪里借来的稍现陈旧的紫红色大幕布围住了主席台的后侧和两边。一批人忙着把一把把椅子和几张长桌摆放到主席台上，再铺上几幅长长的淡蓝色布匹作为桌布。又一批人扛来一根根匆匆制成的原木表皮板，下面垫上几块作房基的石头，当作一会儿开会时的观众座席。玉环、莎仁和东芳等几名蒙古族姑娘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蒙古袍，把一盘盘杯子端到主席台上一一放好，里面又一一放好了茶叶，再去拎来了十几只盛满开水的暖壶，只等客人一到，就可以从容上茶了。

刚陆陆续续吃完早餐，凉城县里的头头脑脑几十号人就已经到了。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部长、知青共大的兼职副书记张进才匆匆从一辆小吉普上跳下来，同赶来迎接自己的自治区知青办宣教处副处长、知青共大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宋石如同志握了握手，并在他的陪同下来到正忙得满头大汗的许主任面前打了招呼，再将县里诸位领导向许主任等一一作了相互介绍。许主任又叫过来郑仙巧、小黄等主要学员干部向大家作了介绍。

从这时起，各方面人士陆续到来。有乌兰察布盟的领导们，有自治区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中央驻内蒙各大媒体的记者也到了，还有许多县城里和附近生产队的闲散民众也纷纷赶来看热闹了。

约9时许，从县城方向开来了一长串黄色高级越野中巴，后面跟了一串数量更多的小轿车。

“内蒙首长们来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潮水般地涌向新到的车队。

卫东跟着人群迷迷糊糊地也在往车队方向晃着。来学校这几天，可把他困坏了。在草原上整整八年，还从来没有像这几天似的这么累过呢。每天天不亮就随着大家起来了，虽然为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学员们从没有让他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敢自己找时间偷偷睡觉，有时候还需要费力地去回忆和整理头天夜里的会议记录，理顺以宋石如、郑仙巧和小黄几人为中心、连续几夜不休不眠精神百倍地争论出来的那些点子，将它们一一变成文字要求，再刻写印制（或复写）出来，好保证每天学员学习内容的正常进行。到了“5. 4”这一天，他已经成了个迷糊大王了。整个早上，他在会场四周东转西转的，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跟随人们在木然地行动着。

忽然，他被一双热乎乎的手紧紧握住了。

“曲折！你怎么来了？”卫东问了这句话，才想起这位在1968年带领十名北京知青首创文革后上山下乡历史记录的带头人，现在已经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同志的秘书了，这才紧接着追问了一句：“尤书记也来啦？”

曲折满脸堆着激动而真诚的笑容：“当然来了。昨天尤书记拿着请柬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要去，一定得去。这可是全区知识青年的一件大事啊。’这不，今天，自治区在家的领导一个不落地全都到了呢。”

两个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相遇相识的普通青年，肩并肩地站在沸腾的人群中，无比欣慰地看着面前这份欢腾的场面，由衷地笑着，心中都蕴含着发自内心的巨大激动。

十时整，各级领导在主席台上坐好，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常委、知青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老红军沈新发同志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首先，由各级领导向这批学员们先后颁发了如下赠品：

思想武器：马列选集每人八本，毛泽东选集一套；

备战武器：男生人手一支全自动步枪，女生人手一支半自动步枪；

劳动武器：每人新镰刀一把，外带大草帽一个。

然后是领导讲话。

尤太忠书记率先发言。他念的是曲折起草好的稿子，所以给人以特别有力的鼓舞，让学员们听了觉得信心百倍，好象自己一下子成了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的真正革命者了。

接着，各级领导纷纷发言，大概都是些应景儿的拜年话，学员们整齐地站在主席台的一角，卫东和其他几名学员已经站在那里睡着了。台下的各路观众们却是人声不断，有的在指点着主席台上的某位领导，有的在评论台上某人的发言水平，还有的是多日没见的亲朋好友，这下子见了面，自然有许多说不完的闲话了。要不是会场上安装的高音喇叭音量特别足，还真别想听清楚台上人讲了些什么。

郑仙巧代表全体学员发了言，表了决心。然后又有凉城县某公社某生产队的全国劳模郭老虎作为贫下中农特聘教师发言。……

不知是什么时候，卫东被旁边的人猛地推醒了。原来会议已经散了。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尤太忠、第二书记吴涛和党委常委、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知青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沈新发三位领导，兴致勃勃地坐在中间，与全副武装的共大学员们合影留念。

随后，学员们被安排用五分钟的时间到宿舍里放下刚领到的东西，再跑步赶到会场前那块已经堆放了不少石块的新校舍地基前，同来宾们一道参加建校劳动。

卫东被一名老同志拉住了，询问下才知道是《内蒙古日报》社的老曹同志。两个人边抬着一只大筐装运石块，边进行着热切的交谈。老曹告诉卫东，他是50年代大学毕业后从南方主动请缨到祖国北部边疆支援自治区建设的，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已经在呼和浩特安了家。孩子也是下乡知青，所以自己特别关注知青们的生活。这次知青共大的成立，和去年的全区知青先代会，都是自己代表《内蒙古日报》来采访的。

在穿梭般来往着的人群里，东芳和莎仁鲜艳的蒙古袍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姑娘个子都不高，却都是属于“拼命三娘”的性格。抬筐里的石头让人看了着怕，筐一起肩就是一溜小跑，一点不比身边那些男生稍差。

同样个子不高的赵晓玲和比她高半头的杨如珍合抬一个筐，这两个小姑娘可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但筐里的石头却也并不比别人装得少，跑起来也绝没有比旁人显得慢。直到有人来喊她们去吃午饭，两个人才不约而同地一齐跌倒在地，抚着肯定已经磨破了的肩头，坐在那里哼哼开了。

在众多各式各样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位头发、眉毛和胡子都已经花白的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却很显出一种威武又儒雅的风度，穿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在匆匆拥挤的人群中冷眼细心观察着这所学校的一切，并不时向学员们特别是找得到的学员兼工作人员们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是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张鲁同志。此老是一名老革命者。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山西著名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39年参加八路军，后长期在内蒙古大地上战斗生活，解放后结束军旅生涯到自治区党委工作，曾做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代秘书长一职。后由于某些难以说清的客观政治原因、加上满腹超人的文采，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大学工作。知青共大的建立使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所大有希望又需要下苦功精雕细琢的新型学校，遂产生了“去看看”的念头；到了这里，看到并接触到这所学校的一无所有的现实和这批天真、聪敏、充满朝气的青年学员，更增添了他来这里耕耘的决心。就在参加完这场开学典礼以后，他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几经努力，他说服了家人和领导，终于在当年盛夏来到了知青共大，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所学校的生命历程中注入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晚饭后，学校又为大家放映了露天电影《决裂》。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会议的晚上，因为校领导认为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入学教育中生动而必不可少的一课。可到了真正放映的时候，场上看电影的却大都是从各处赶来的村民们，作为主人的学员们则有相当一批趁机回屋里蒙头大睡了。这里当然没少了本来就十分贪睡的卫东。

就在第二天，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各大小报刊和广播、电视系统无一例外地向区内外传播了这条自治区当天的头号新闻以外，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向全国公开报导了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的正式成立。

从此，知青共大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在祖国北疆的这片三十万亩水面的岱海边上开始了她那极富传奇色彩的实践生涯。

第四章    入 学 教 育   第十一节 按照所有学校的办学惯例，开学后的第一段时间都要进行入学教育。对于这所仓促赶建起来的知青共大，入学教育不但是一般学校教育的必备课程，而且由于任何教学内容都没有制定下来，仅从时间缓冲的要求看，也必须有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操作阶段。 入学教育的主题是“我为什么上共大”。作为一般的入学教育活动，这种讨论也就是学员们端正一下学习动机。十天半个月也就够劲了。可这批学员的入学教育，不但在开学典礼前就已经进行了那么些天，而且在事实上成了共大开学初期一门唯一的主课了。 由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质，主办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发掘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校教育革命组的黄念生等对此几乎倾尽了自己的全副心血。郑仙巧在关心着农场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宋石如同志当场现身说法。他从自己当年在复旦大学毕业时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讲到自己于回国后再次作为热血青年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再讲到知青共大校名是如何由自己提出并得到了自治区和知青办领导们的首肯；对于知青学员们，他总是循循善诱地鼓励大家详细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从中引发出他们对自己上共大的有关认识。 通过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来回答为什么上共大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带有明显导向性的教育方法。就一般情况说，人们在接收到“我为什么如何如何”这类问题时的第一习惯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从个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琢磨的。这就肯定会出现许多种可能完全不同的答案。而把所有人的思路统一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下乡经历上以后，答案就必然会趋向于统一。在这一点上，校方入学教育的实际组织者们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确保这种引导性教育的成功，黄念生和郑仙巧除了自己带头主动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以外，还不断从各小组的学习讨论中发现“典型”并把他（她）们安排到全体学员大会上来发言。 从客观上看，知青们下乡数年，相当大一个多数并没有与当地贫下中农社员真正打成一片、更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至少，他们作为不同于当地社员的知青，总是感到自己存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做差异。这就使他们有许多心里话憋在肚子里，感觉无法与当地贫下中农进行无保留的交流，早就企盼着有这么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了。因此，入学教育在这批学员中几乎是必然地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学员们热情满怀，大家争先恐后地发着言。不仅在小组会上人人抢着讲，而且几乎人人都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全体大会上讲一讲。 每次的大会上，小黄总爱先给大家讲讲。 “各位战友，今天咱们继续讨论‘我为什么上共大’这个神圣的话题。这两天，我听了大家的发言，首先感到了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蕴育在咱们广大知青战友中最为宝贵的精神，也是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带领咱们的前辈们用自己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为指导、可以说是完全用自己的双腿走出来的‘长征精神’。 “想当年，毛主席他们老一辈革命家们，靠了这种长征精神，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惨重损失和致命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今天，咱们创办知青自己的大学，也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进行一场新的长征。这里面，有咱们广大知青多年上山下乡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有咱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获得的各种重要收获，并且，这是在知青运动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里，咱们知青自己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所新开展的一项伟大革命实践！靠了这种面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的长征精神，我相信，咱们的知青运动一定能够获得一种新生。请大家想想，通过咱们这所知青共大，知青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战天斗地的能力提高了。因此，即将出现在咱们大家面前的，是不是一定只可能是一个崭新的革命局面呢？当然，现在对如何办好知青共大还有一些不同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咱们的大学就是要在这种不同意见的辩论和冲突中茁壮成长。我本人对此有着足够的信心。也下决心为此付出我可能是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在这个讲坛上，黄念生最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理论才智和讲演才能，向着全体学员——这批他认定是自己未来革命生涯中最亲最近的战友们，大讲特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绝对必要性。他把上山下乡运动同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事件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等同起来，博引旁证了上百条马克思等伟人们的精辟论述；又从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直讲到斐声海内外的延安抗大和延安整风，为今天的知青共大之重要和伟大进行深刻论证。所有的学员听众虽然大多数听不明白他所讲的道理，却几乎无一不被他那绝对够得上称为“渊博”的知识和对马列精典的惊人记忆所折服；对于他那演说的极大煽动性效果，也是令大家记忆犹深的，可以说，当时完全没有被他的讲演打动过心扉的学员，几乎是没有的。 郑仙巧比较习惯于务实。她的主要心思一直放在农场的生产任务上。学校的实际领导层中，只有她是最明白“农时不等人”这个道理的。对于入学教育的重要性，她当然也很清楚和重视，但她的发言往往比较朴素和直白，同时，由于有了宋校长和黄念生这两员主将，因此她在一般的大会上往往只充作会议主持人而没有过多地再给学员们讲些什么。 卫东受命担任了校办公室副主任之职，并由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被学校特许为唯一一个不必随学员们参加任何体力劳动的特殊学员。每当学员们外出参加生产劳动时，他就坐在宿舍里整理头一天的各种会议记录；或根据领导上前一天的要求，设计一些活动安排的计划或表格等等。本来，他的下乡经历也算是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特别熟悉他情况的小黄等都希望他能为学员们多介绍一点自己。但是，他有了一个在会场上做好记录的责任，再加上他的大脑在与长期的牧区生活形成绝对强烈反差的这种无比活跃的学校生活中一时还根本没能适应，因此，多数时候的他大多是埋在众人堆里拼命地记录着，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在大会上发什么言。不过，这倒并没有影响他在各种课余时间里向同学们乱侃一通，那种时候大概是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吧，他的神侃往往让人感觉到讲得很传神、受听；加上他又是一个六八年就下了乡的老知青，在这所专门为知青开办的大学里，“老知青”这种资格绝对比其他任何头衔都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更由于他那羸弱的身体而能够在乡下呆到八年之久这个纯粹数字造成的外在“形象”，更博得了大批学员的同情与尊重。因此，虽然卫东并不参加生产劳动，同学们倒是都与他相处融洽，友情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