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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老先生生前关注的问题，也是所有华人关注的问题。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就是指像他那样具有超强创造力的人才。因此，可以说我国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培养的人才创造性相对较低，难以出现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从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眼前看，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关“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教改措施才有依据，否则，教改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出现由于不当教改而有损未来人才的创造性。
创造性是人智力活动的产物，创造性相对较低其实就是智力水平相对较低。而人智力成长的关键期在18周岁（这个年龄作为成年人的标志性年龄，说明一个人长到18周岁他的心理、智力等方面已基本成熟、定型）以前，也就是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所以，要破解钱老之问，找出问题的根源，必须从基础教育入手。另外，从人才成长规律来说，基础教育是学生长智力阶段，高等教育是学生博览群书、长知识阶段。比照我国高等教育，不管是过去（文革期间除外）还是现在都是这么做的，这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不会存在大的问题。
众所周知，知识和智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完全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别人的成果、经验，一个人获得了知识只有会用才能变为自己的知识，表现为智力（如学生在学习了杠杆原理后，他可能会知道像杆秤、压水泵等器械都是根据杠杆原理制成的，伐树时人们经常在树上端系一根绳子拉、母子二人抬水，水桶离母亲较近等现象，都可以用杠杆原理给予解释。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他还要会用这一原理解决现实问题。如他在一定环境中要移动自己双手无法移动的重物时，他可能会想到用大型机械搬移重物、多叫几个人帮忙、自己运用杠杆原理搬移等方法，但在既无大型机械又无他人帮忙的情况下，利用杠杆原理找一根木棒或钢管撬移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只有他想到这个方法并成功使问题得到解决，才算真正学好了杠杆原理，这一知识点才能转化为他的智力）。智力是一个人聪明程度的体现，它不仅表现在接受知识的能力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分析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反映。就像接受知识的能力（学习能力）要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得以表现、提高一样，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是他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才可能表现出来并得以提高的，它不是你捧着书本学来的，现实问题才是创新的源泉。同时，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智力比知识更重要，良好的智力是灵活甚至创造性的运用所学知识的基础。
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增长智力，且把知识对智力的贡献无限扩大化，更有甚者把它唯一化，认为知识越多越聪明，知识增长与智力水平提高同步，知识等同于智力等。这就出现了父母从孩子刚会说话就向他们灌输知识，进了幼儿园要为小学、小学为中学、中学为大学这样低一级向高一级打文化科学知识基础的现状。学生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上不完的各种学习班，他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社会和家庭都会尽力为其解决。随着年龄增长学生所学知识会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时间消化、理解，更没有时间将它用于现实中，仅靠完成大量习题来巩固记忆，其结果是学生所学大量知识并没有按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转化为他们的智力。因此，可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我国学生的最大收获是学习能力的提高及记住了很多无法使用（没有时间、机会）也不会使用（没有理解或理解不透）的书本知识，他们为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奠定的是知识基础，可丢失的却是必须要消耗大量时间，通过多接触社会接近大自然及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发现问题，并用所学所悟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自身智力水平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了智力发展提高的黄金时期，以后想要弥补会很难很难。面对知识基础扎实、智力发展严重滞后且即将定型的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再努力恐怕也难于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大量创造型人才。
据心理学测定，智力超常人群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左右。照此推算，我国每年出生的智力超常人数保守估计也有几十万，像各省、市、自治区每年的高考状元（不足百人）、被选拔就读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每年全国范围内选拔几十人）、考入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学生、以及被选拔代表我国参加国际中学生数、理、化等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每年几十人）等。他们的天赋都极高，绝对称得上是智力超常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天才中的天才。但即便是这样的天才，由于在成人前看了很多书，学习了很多书本知识，玩及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少，所悟道理很少，接触解决现实问题很少，通过应用转化为智力的知识点相对较少，这就决定了他们成人后的智力水平并不象他们的天赋那样高。而没有高的智力水平，在工作中又怎能做出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杰出人才（极高的天赋是成为杰出人才的必备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这期间的基础教育，虽说学生的学业负担比现在轻，但由于相对短缺的教育资源（当时很多县还没有高中）及严格的考试升留级制度，给学习好、有望升级的学生也带来很大的学习压力，他们也都把几乎全部精力用于书本知识的学习上，这就注定他们中间也难于出现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
与我国传统教育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等实用主义教育家“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教育理念影响下,他们的基础教育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与学生日常生活及社会实践的联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很轻,这一方面使学生有时间、有机会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中，为知识转化为智力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学生有时间、有机会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收集信息、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结论，这一过程又是实实在在的自我创新过程，会使学生的智力水平得以提高。同时我们也知道，西方发达国家从整个社会到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从小就向孩子灌输自立意识，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加之基础教育阶段很轻的学业负担，使中小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玩、去思考、去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这些问题由简到难的逐步解决，他们的智力水平会不断得到提高。所以说，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为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能培养出大量创造性人才而成功的根源也就在于此。
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美国及西方教育，而且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基础教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被中国知识界公认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出自该校，而且据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统计，“1938年到1946年期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十二位师生产生一位院士。地学（地质、地理、气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达8：1”。（ 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七十周年，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1月5日，46页，罗雪挥）。对于如此教育成绩，如果单从西南联大时期的高等教育自身去探讨其成功的根源，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考察一下那批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相似，一是1905年9月中国废除了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这为减轻少年儿童的学习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随着杜威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等的陆续回国及杜威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在华的讲学活动（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使杜威教育思想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达到了鼎盛时期。学生的学业负担很轻，他们的知识基础可能不比以往，但他们的智力水平绝对超过以往，这或许就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前些年，虽然当时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办学条件以及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与现在都无法比，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究其原因，与西方发达国家及西南联大的情况相似，主要得益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很轻，他们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玩及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发展提高了智力。
综上所述，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近百年中西方教育实践都表明，只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轻，才可能有人才的高创造性。换言之，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学的书本知识太多是我国教育培养的人才创造性相对较低难以出现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其它原因，如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应试教育、有些教师的业务素质不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为了克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旨在通过改变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使学生能对尽量多的知识点在理解基础上记忆的新课改，对绝大多数学生学习是有益的，但对学习好的智力超常学生作用甚微。因为这些学生的超常智力意味着他们有超强的理解力，不论教师的授课方式变与不变，他们都能对新知识点做到在理解基础上记忆。也就是说，新课改与杰出人才的培养关系不大）等等，只是影响钱老之问的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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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2/20 14:5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