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革命军第一团官兵没有立即上山，而是到莲花和湖南的攸县、茶陵等地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住在茅坪村南侧一座山脚下的李氏私宅里养伤。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见到了她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他们相爱后公开同居，则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见，上述说他们相识几天便公开同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吗？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有的甚至这样说： “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特别是党员，都要接受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江青被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那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加上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贺子珍对毛泽东说，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很紧张。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负担。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经常疼痛，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毛泽东起初不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被日本占领，她只得暂住西安。毛泽东得知，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去苏联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不听，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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