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水春澜》序——侯隽 - 联络站 - 中国知青网

我们那代知青的心境

《沽水春澜》的编者拿来书稿给我看，让我为该书作序，我还真挺为难，但了解到书中记述的是“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史实，又觉得对我这个早年闯进天津知青行列的人来说，也难脱干系,既然给我这个敞开心扉的机会，就让我的回忆和感悟代序吧！

众所周知，我是1962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宝坻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到宝坻就听说这儿是邢燕子的老家，让我喜出望外。后来还沾邢燕子大姐和铁姑娘张秀敏的光，被周恩来总理称作宝坻“三个姑娘”。

1964年，出席河北省劳模代表大会，又见到我仰慕已久的王培珍大姐。上初中时，我就学习徐建春、邢燕子、王培珍回乡、下乡务农的事迹，因为培珍姐和我一样都是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所以对她印象最深，受其影响也最大。记得就在那次劳模会上，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同志特意把五位下乡知青请上台，向与会代表作介绍，其中就有王培珍、赵耘和我，站在培珍大姐和赵耘大哥身边，我倍受鼓舞，也诚惶诚恐。

此后天津知青的有关会议几乎都有我参加，开始时，会议合影还因有我标注“北京、天津下乡青年合影留念”，渐渐的，就很少介绍我是北京知青了。窦家桥接纳第一批天津知青后，我也被安置进集体户，因而能堂而皇之地“混入”天津知青先进行列，这也是缘份。我说是“先进行列”并不夸张，因为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个历史时期，天津知青都是走在前面的。

1955年7月，面对我国粮食严重短缺的形势，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至5亿亩”，以“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一时间，“远征垦荒，为国家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成了有志青年的向往。就在这城市青年垦荒支边初起之时，天津知青在杜俊起等人带动下，继北京杨华发起的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后，组织了第二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北大荒，建起了“天津庄”。

同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早在1957年，天津就首开先河，组织了7800多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县农业社插队。虽然有些人“大跃进”时又回城了，但留下的都很稳定，其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前面提到的王培珍、赵耘就是他们之中的先进代表。（接下）

（接上）

进入六十年代，在国家实施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成为一项重要举措，城市知青下乡上山也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1960年，党中央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知青下乡也被纳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正值新中国遭受三年灾荒仍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取得门门满分的好成绩，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对党的召唤，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我还是选择放弃高考，决心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那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总算费尽周折找到务农的出路了，我急忙从北京迁出户口，于1962年7月10日，在举目无亲的宝坻县窦家桥正式落户，成为该村的新社员。

就在我下乡的那一年，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并从1963年开始，调整城镇下乡知青的安置方向，把由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为主，调整为以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并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所以当周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落户农村的事，就肯定地说，“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其实我下乡并不早，更说不上干多好，让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声名远播，主要是形势的需要。

1964年1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按照中央部署，天津市委市政府开始把动员和组织知青下乡、支边作为长远方针安排。一批批天津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甘肃、宁夏和新疆。伴随迅即掀起的上山下乡高潮，短短几年，就有40多万天津知青下乡、支边，足迹遍及祖国的三北地区和西南边陲。

应该说，知青下乡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基本出发点及其相应的若干做法，“文革”前的下乡上山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有所区别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端的城市青年参加垦荒运动和下乡、支边，初衷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村特别是边疆地区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我觉得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还是有价值的，我也为自己能参与这一探索，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

如今知青下乡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当年知青也都步入老年，但针对那段历史，人们的回忆、总结、反思却始终没有停止过。由于当年的经历和后来的处境不同，大家反思那段历史，感受不一、认识各异在所难免。

但应该肯定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深知我们的境遇，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生前十分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为下乡知青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倾注了无数心血，并一再要求对知青要做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当年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各级党政机关、知青工作者及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也都从各方面给我们以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

还应该肯定地说，广大知青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为开发和振兴农村不发达地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并在艰难困苦的历练中培养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爱国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正因经历过长期坎坷的磨难，使不少当年知青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及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也使更多当年知青为共和国繁荣富强，平凡劳作，默默奉献。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情结和烙印，让我们知青这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始终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

历史需要正视那段岁月，人民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知青一代的历史是一笔沉甸甸的历练财富，将它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人民政协、各地档案馆、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相继进行的知青档案征集和知青文史研究工作，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同志们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都为我们编辑知青史提供了客观、真实和丰富的基础史料与线索。

在此基础上，《沽水春澜》的编者和天津的知青朋友们，汇集“文革”前天津青年学生下乡、支边的相关资料，历时数年编撰的这部史书，具有史料价值，很有借鉴作用。感谢编者和作者们做了这件极为有益的事情。

侯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