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2 都锦生 320x200.jpg：

 

（都锦生 1897—1943，号鲁滨，杭州人。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留校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亲手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1922年5月15日，在杭州茅家埠家中办起都锦生丝织厂。1943年5月在上海病逝。 原书插图）

 

犹如风声，犹如气息（2）

其时沈乃熙还只有十五岁，身体瘦弱，个头矮小，名副其实是个少年，入校前在杭州太平桥一家泰兴染坊做学徒。沈乃熙家住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在本地读过几年私塾和初小，后去了德清，在那里的县立高小读到毕业，回杭州做了八个月的学徒后，再获德清县公费保送，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为什么没有在毕业的当时就被保送呢？想来或许是保送这档子事，除了品学兼优外，也还得另有个说法才是，染坊学徒就是一个说法吧。沈乃熙是被保送去学本行的，读的正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染织科。

以沈当时的年龄和学历，应是先进预科，校址不在场官弄，而是在相距不算太远的马坡巷水香阁，是为分校。这倒是让沈乃熙很高兴，因为马坡巷里的小米园正是龚自珍的家，对这位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沈乃熙心有所属，此前也曾读过龚的《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作品，尤喜其诗中时常会出现的“剑气”、“箫心”、“少年”等意象，像“一箫一剑平生意”、“少年击剑更吹箫”这样的句子，几能随口而出。沈在他当年的那个年龄上，思想是激进的，当然也就很容易地和龚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少年尊隐有高文”、“九洲生气恃风雷”的自信和期盼产生了共鸣，早早地就表现出了革命的倾向。

与思想文化活跃的“浙一师”相比，传授工业技术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属于比较保守。改名夏衍后的沈乃熙曾经回忆说，“一师、一中是进步派，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学校则是保守派的代表。我从保守派的学校里被吸引过去，是由于同学孙锦文的介绍。”那时候的夏衍经常读《新青年》一类的杂志，孙锦文发现后，就介绍他去拜访沈玄庐和沈仲九。沈玄庐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读者和作者之间，自然不乏话题；沈仲九则送了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告青年》给夏衍，对夏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新派’的队伍中去了。”夏衍一生的革命经历正是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始的。

这所学校中的先进青年，除了孙锦文、夏衍外，还有汪馥泉、蔡经铭、杨志祥、倪维熊等，他们当年做的最重要，当然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情，就是和“浙一师”的俞秀松、傅彬然、施存统等学生，办了一份叫做《双十》的刊物。先是旬刊，出了两期后，又经沈仲九的帮助，在平海街省教育会借用了楼梯下的一间耳房集会，商议改为周刊，易名《浙江新潮》。刊物上的文章，多数是学生们自己写的，“浙一师”的学生和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所写文章的内容，也各有不同，譬如傅彬然写的是《废孔》，蔡经铭的文章，则在揭露杭州纬成公司和一些丝厂、铁工厂资本家的剥削面目，而夏衍却是以“沈宰白”的笔名，先后在《双十》和《浙江新潮》上发表了批评杭州四家日报的文章和随感录。这份刊物上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认为“《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家报纸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引文中的《非孝》系“浙一师”学生施存统所作，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后来被称之为“南方五四运动”的“一师风潮”。运动之后，夏衍怀着“工业救国”的梦想，去了日本求学，保送他出国的，就是校长许炳坤。

染织是一项制造美丽的职业，到甲种工业学校读染织科的，应该不会全都是男学生吧？但“甲工”曾经有过哪些女学生，手头却无资料可寻，只记得以前看到过一段回忆文字，有人说他熟悉的一位前辈女教师，当年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在这位老师家里，他还见到过一幅照片，是读书期间几位女学生组织演一个话剧。演出结束后女孩子们合影留念，都非常年轻，老师尤其眉目清秀，身着旗袍，姿态娴雅，卷曲的短发，青春美丽。回忆者写那段文字的时候，老师已经过世多年了，他因此感叹说：“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20世纪20年代都锦生手织黑白织锦：杭州西湖雷峰塔。 原书插图）

 

（待续15）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常书鸿 320x200.jpg：

 

（常书鸿 1904～1994年，满洲人，伊尔根觉罗氏。别名有廷芳、鸿，热河头田佐人，生于浙江杭州。擅长油画、敦煌艺术研究。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主席，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常书鸿过了90华诞后逝世。原书插图）

 

犹如风声，犹如气息（3）

这是一首越战时期流行的老歌，据说最早是一首乌克兰民谣，受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摇篮曲的启发而创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美国民谣之父彼得·西格改写成反战歌曲。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时期的女学生鲜为人知，但在男学生中，后来卓有成就者却不在少数，除夏衍之外，还有教育家、翻译家汪馥泉；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常书鸿；实业家都锦生等。1920年秋，因学校自开办以来成绩显著、校誉亦佳，经浙江省议会咨请政府批准，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增设电气机械科和应用化学科，在此后的学生中，更是出了地球物理学家、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化学家、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汪猷，两人分别毕业于“浙江工专”的电机科和应用化学科。

从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到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许炳坤先后担任了十三年的校长，直到1924年春才因病请辞。夏衍说五四前后杭州的学校“形成了新旧两个阵营”，“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学校则是保守派的代表”，并且认为两个阵营的对垒“主要是各学校的校长之间”。这应该还只是一个方面，拿许炳坤与“浙一师”校长经亨颐相比，许也许真的是不那么激进，但若是从更多方面看，譬如往前推进十年，就“神机军师”许缄甫参加鲁迅等人发起的“木瓜之役”这一点而言，他非但不保守，并且还是其中一个有谋略的人物。后来的许炳坤是主张“工业救国”的，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那次事件之后不久，就萌生了兴办工业教育的念头，及至赴日留学，回国奔走，学校终于办起来，到“甲种工校”时期成了气候。想来许炳坤只是希望安安稳稳办学，不关心，也不参与其他事情，这是否就因此而显得保守了呢？

可惜关于许炳坤其人其事，现在还能了解到的，实在太少。但作为浙江现代工业教育的推动者，他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有针对性的，强调的是“手脑并用”的方针。所以从该校出去的学生，动手能力特别出色，杭州最早的几家铁工厂的创办，丝绸生产机械的改造，以及上海、嘉兴等地的绢纺厂的兴起，都有着他们的智慧和贡献，尤其是对丝织工艺的改进。许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创办经过极其影响》，文章中说，“丝织风景、照相、美术、图案等，始于工校，成于都锦生。”表达的意思，既有教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也体现了一个世界级品牌在杭州的诞生有着怎样的背景。

都锦生是杭州茅家埠人，比夏衍早两届，毕业后留校，任图案课教员，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茅家埠距西湖一步之遥，顾名思义，也是西湖的一个船埠。自小生活在这里的都锦生，与周边景致朝夕相对，总想除去绘画、摄影外，还能用别的形式来展现西湖之美。在甲种工校，他读的是机织专业，恰好具备了这方面尝试的可能。至于是许炳坤看重都锦生的潜质，聘他留校执教，还是都锦生喜欢甲种工业学校的氛围，向许表达了意愿，这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确给了都锦生一个平台，在随后的教学与实践中，经反复试验，都于1921年亲手织出了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次年五月，又在茅家埠自己家中创办了日后驰名世界的都锦生丝织厂，创作的织锦《宫妃夜游图》获1926年费城国际博览会金奖。

和都锦生这样的实业性人才相比，常书鸿日后作为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的身份，似乎与甲种工校的关系显得不那么直接。常在入校前就喜欢画画并且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就是美术课。其时“甲工”已改名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做了两年美术教员，常书鸿出国了，时为1927年六月。那个时候留学，大多数人会选择去日本，也有美国和英国，然而常书鸿去了法国，常对法兰西及欧洲绘画艺术充满着向往。

常书鸿的这段留学生涯，不仅成就了他的画家理想，更是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走向。去法国之前，常书鸿的目标专业除了绘画外，还有染织图案，这显然与他在“工专”的教职有关，或许也还有学成后回来复职的打算。但是当他五年后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随之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劳朗斯画室再学习时，对于日后回国去向的打算已经不在杭州了。因为偶然看到一本法国人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见其中的许多珍贵文物流散异邦，常书鸿为之痛心疾首，暗下了去往大漠荒野中的敦煌，守护并研究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的念头。虽然这个夙愿直到1943年春才得以了却，但却一去五十年，无论怎样的艰苦卓绝、命运多舛，都始终长相厮守，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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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O年敦煌莫高窟庙会常书鸿速写·编者）

 

 

（待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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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十七岁之前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原书插图）

 

犹如风声，犹如气息（4）

像常书鸿和都锦生这样毕业于工专又执教于工专，倒也不只是因为当时学校师资匮乏。许炳坤这个人是很严谨的，对学校教师的聘任非常讲究，光是学问好还不行，教学上也须得法。自己学校培养的，对校风的传承自是有其优势，但还须诸多有声望的学问家加盟，才更能显示一个学校的实力。在许炳坤时期，数学家陈建功、化学家吴钦烈、冶金专家徐守桢等，都曾在校任教。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之一的徐佩璜，也做过兼职，和他同批赴美的胡刚复、王琎等，后来都是浙江大学的名教授，陈建功更是自1929年后，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由此亦可见两校间的学脉之系。

许炳坤1924年因健康原因请辞工专校长时，对于挑选继任者，是颇有一番斟酌的。据说工专的学生不让他走，除非新来的校长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品德高尚；二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是富有社会活动能力。设想过的几个人选，用许炳坤自己的话说，“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似乎都不理想，最后他推荐的是徐守桢。徐是留美的，学的是冶金，在汉冶萍公司做过高炉工程师。这家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的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成立于1908年，至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拥有七千员工。徐守桢在职期间，每天都要登上铁桥进行高空作业，从不间断，这一点令许炳坤甚为钦佩。许对一个人的行为相当看重，认为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满腹才学且不惜身先士卒。

徐守桢这个校长只做了三个年头，到1927年春，改由李熙谋长校，但也只是几个月的时间。那一年的七月，第三中山大学在杭组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其所属之工学院，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到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可谓顺理成章，就在卸任校长的前两年，许炳坤有过一趟欧美之行，是去考察教育和实业的，回来后在校内实行了许多新举措，除了学制上有所变动，还开始实施学位制：凡本科毕业成绩优等者，均授予学士学位，而且前三届的毕业生，各科成绩七十五分以上，总平均分九十以上者，也给以补授学位。这也许还只是形式上的借鉴，至于教学上的措施，就更是严格了，课程设置完全依照美国的工科学院制度，使用课本皆为英文原版，感觉上这甚至比现在的大学还难。许炳坤提出过一个“理想上完全工业人才”的标准，有五条，分别为“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毅之精神，敏活之动作”，这些要求不仅很高，排序上也相当耐人寻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亦毫不过时。

按照竺可桢1946年的说法，浙江大学创办于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以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既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而成，地点也依旧在大学路蒲场巷一带，那么浙大之历史渊源，完全应该上溯到最早的求是书院。事实上竺长校后定“求是”为浙大校训，也正是表明了其本人对这一传承的赞同。在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堂（校）后的沉寂时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风生水起，显然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为第三中山大学的前缘明确了指向，也留下了讲述浙江大学本事之前不可或缺的序篇。

杭州大学路是一条不算太长的南北向街道，从仅存一幢建筑的求是书院遗址到旧迹全无的场官弄，也就那么百米光景，但是从清末的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等工业学堂、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再到五四运动后的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加上再后来的中医学院，这一片地域完全可以称作是浙江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街区，只可惜保存下来可供缅怀和追思的直观事物，却已经几乎没有了，除了大学路、老浙大直路、老浙大横路这样一些地名尚能给人以点滴遐思外，那些当年曾盘桓于此、激扬文字的学界名流、莘莘学子之风姿神韵，也已是怎么想象都无法清晰地感受到了。然而在这一带走来走去，街巷里弄虽不再是先前的格局，但那些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经脉，却仿佛依旧隐显着彼此的走向及牵连，犹如风声，犹如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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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86年鲁迅铜像挺立在杭州西湖孤山草坪上。编者拍摄）

 

 

（待续17）

 

【编后语】

在序四这节里，作者让我们知晓了鲁迅、夏衍、龚自珍、夏震武、沈均儒、夏丏尊、许缄甫、孙锦文、沈玄庐、沈仲九、孙锦文、汪馥泉、蔡经铭、倪维熊、俞秀松、傅彬然、施存统、许炳坤、赵九章、汪猷、都锦生、常书鸿、陈建功、吴钦烈、徐守桢、徐佩璜、胡刚复、王琎、李熙等众多的知名人士。

在编辑过程中，我主要跑了三个地方。一是地处秋涛路严家弄夏衍故居（因靠近市场而十分吵闹）；二是城站马坡巷龚自珍故居（因老小区而周边狭小）；三是茅家埠都锦生故居（邻近西湖的上好居所）。而都锦生的墓地，是上回特意去南山公墓寻找其他名人时拍摄的。

 

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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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1792年～1841年）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沈钧儒(1875年—1963年)，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夏丏尊（1886年-1946年），文学家，语文学家。名铸，字勉旃，后（1912年）改字丏尊，号闷庵。浙江绍兴上虞人。夏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中秀才。次年到上海中西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改入绍兴府学堂学习，都因为家贫未能读到毕业。光绪三十一年他借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毕业前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但因申请不到官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辍学回国。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享年61岁，墓葬上虞白马湖畔。

 

附：1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17 俞、傅、施.jpg：

 

俞秀松（1899～1939），原名寿松，字柏青，又名余寅初，俄文名那利曼诺夫，诸暨次坞溪埭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首次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和首批留苏俄学习深造的共产党人；是我党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者，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作出过卓越的贡献。1937年因被王明、康生等人诬陷入狱。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错判死刑。1962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96年8月，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

 

傅彬然（1899－1978），又名冰然，萧山临浦田头庄人。13岁进杭州模范小学读书，不久因父亡，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于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6月，他设法与新建立的中共浙江省委取得联系，并奉命成立一了中共萧山独立支部，任负责人。1930年夏秋，因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迫离校，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后进上海开明书店工作，长期与叶圣陶一起担任州。《中学生》编辑，教育了许多青年走上革命或进步的道路。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七和中华书局副总编等职，为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京病逝。

 

施存统（1898—1970年），浙江金华金东叶村人。早期活动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建国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予以充分肯定。

 

附：18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18 赵与汪.jpg：

 

赵九章(1907年—1968年)，浙江吴兴人，出生于河南开封。中科院院士，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4年—1949年兼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理学院气象系教授，讲授动力气象学。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61岁那年，赵九章自杀于被关押作检查的房间里。

 

汪  猷（1910－），浙江杭州人。有机化学家、生物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在甾体化学、抗生素化学、碳水化合物、多肽和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的修饰和模拟、生物催化和烃类微生物氧化等领域有较深造诣。193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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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锦生故居位于杭州西湖茅家埠景区，上香古道上（下茅家埠31号），座北朝南，面对西湖。都锦生去世后，安葬于杭州南山陵园内，与其他墓地并无大的差异，只是墓旁多了一块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立的“都锦生先生生平简介”石碑。编者拍摄]

 

 

  序四·完

一、《国立浙江大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浙大、武大.jpg：

 

（左上图为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原书插图。右下图为武汉大学校门·编者）

国立浙江大学 (1)

　　从武汉大学毕业那年，我决定骑自行车回杭州，出发的日子是1987年7月9日，早晨6点一刻，先在校门口拍照留念。武大校园是开放式的，所谓校门其实只是一座石牌坊，正面镌刻的是楷书“国立武汉大学”，背面则为篆字“文理法工农医”，据说是闻一多题写。牌坊是何年所立，当时并未留意，但风云变幻岁月流转仍能保存至今，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国立浙江大学与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于同一年，但“国立浙江大学”是怎样的几个字，什么人写的，我不太清楚，也没见过。国立浙江大学成立时的校址，依旧设在杭州蒲场巷求是书院原地，这似也表明了两者间的干系。如果当初有过这样一副书写的老校名，就应该在那里也立上一块碑，再按照当年照片上的墨迹仿制一下，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吧？国立浙江大学抗日战争时西迁至贵州遵义，校本部安顿在湄潭的湖北会馆，门楣上是有着几个书法大字的，现在没有了；在之前途经并教学过年把的广西宜山，也没有了，作为教学区的天妃宫遗址，现只存留下了两棵树，树旁立了块刻有说明文字的石碑，至于校本部所在的标营，虽也立了一块遗址碑，却是连说明文字也没了。缺乏故迹的历史显得轻薄。
　　之所以对一副老校名的题字如此斤斤计较，其实不只是在乎几个字。这几个字的历史含义显然比它本身具有更重的分量。现代浙江的综合性大学，以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萌芽，自1927年8月起，经过一年的尝试，以及与各种机制的磨合协调，于次年7月正式冠名以“国立浙江大学”，此后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年间，这几个字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也可以说是一个迅速铸造高教辉煌的传奇故事。
　　回望1927年的杭州，感觉那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年份。是年2月，北伐军胜利入城，气象为之一新，其时西湖周边之名胜古迹，沿墙多漆成了蓝底，再用白字书以“三民主义”、“总理遗嘱”或各种各样的标语，岳王庙两旁的照墙尤为鲜明；城中到处可见少年军人，“长靴佩枪，往来不绝，或骑马，或乘自由车，或荡舟，慈善可亲”；街面上结队而过的工人儿童，口中高唱打倒列强歌，“步伍整齐，随处皆是”。社会变革对杭州民生和宗教习俗的促进更是显而易见：圈地已久的茅廊巷菜场，苦于经费无着，此前一直拖而未建，终于动工了；纪念第一任华人牧师张澄斋的思澄堂，也在今天的解放路132号位置开建，这是杭州基督教最早最大的一座教堂；杭俗中的6月18西湖夜游，这一年也特别的热闹，“诸般船只，往来蹀躞于西子湖中”，荷花灯盏“徜徉于波之上，灯作红绿色，水稍激动，而灯与灯影也随之蠕蠕而作颤，极目望之，全湖皆然”……

就杭州的文化教育而言，这一年最重要的活动，或许正是集中在7月。除了民间的西湖夜游，7月4日这天，秋社同人在西泠桥畔的秋祠，为就义20周年的秋瑾女侠隆重举行祭奠，气氛庄重肃穆。过了没几天，会聚众多名流的第三中山大学筹备会议，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在杭州举行。这次被后人称之为“西子湖上之大学会议”的集会，与会者的确显赫：蔡元培、李石曾、胡适、蒋梦麟、邵裴子、邵元冲、陈聘丞、马寅初，等等。但在那一天，他们的身份都是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些人在楼外楼碰头，先是吃了顿午饭，然后泛舟湖上，开始讨论第三中山大学的章程，或删除，或修正，或增补，逐条议论。这天的会议结束后，次日早晨，他们又去江干搭乘轮船，溯钱塘江而上，在舱里继续进行，并且打算会后在严子陵钓台一游。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 国立浙江大学校门（1934）_副本.jpg：

 

（老照片·1934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原书插图）

 

（待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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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浙江工商大学）。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蒋梦麟病逝于台北，终年78岁。原书插图]

国立浙江大学 (2)

两个月前，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在杭州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以陆军小学旧址为研究院院舍，先成立筹委会，在隔天后的第十六次会议上，又决定划拨位于平湖秋月的罗苑和文澜阁归研究院使用。我觉得这个研究院从字面上理解，应该不是“浙江大学的研究院”，而是“浙江的大学研究院”。其时浙江还没有大学，直接设立这样的一个大学研究院，是否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事实上也只过了个把月，因其规模大、耗费多，就已经显现出了捉襟见肘的征兆，所以筹备委员会当机立断，做了调整，决定研究院暂缓设立，先办大学。恰好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也准备在全国建立五所中山大学：第一在广州，第二在武汉，第三在杭州，第四在南京，第五在开封，因此顺理成章，浙江大学研究院的筹备事务，转换成了第三中山大学。
　　虽说委员们是在西湖游船、钱塘江轮上履行各项筹备事务的，但工作效率显然非常高，半个多月后的8月1日，第三中山大学就宣告正式成立。初设的三个学院，分别为工、农和文理，前两个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后一个是新筹建的。“浙江工专”经许炳坤校长数十年殚精竭虑的操持，相对于“浙江农专”，似乎更具知名度，不过从最早设于马坡巷的农业教员讲习所，经迁址横河桥、笕桥后的浙江中等农业学堂、甲种农业学校沿革而来的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历史，却与之旗鼓相当，甚至更长一些。其前后的两任校长吴山求和高维力，尽管已不太为今人所知，但两人对这所学校的付出，却无疑值得去孜孜追寻，譬如高维力力保兽医科的传闻。
　　浙江甲种农业学校1918年在原有农业、森林两科的基础上，添设了一门兽医科，到1922年时，省议会以学兽医的学生太少为由，决定予以撤销。时任校长的高维力坚决不同意，呈文说，如果是经费短缺，他愿自掏腰包来贴补。兽医科学生感其诚挚，也组织起来向当局请愿，迫使议会改变了决定。兽医科终于被保留下来，尽管只给一半的经费。
　　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从1927年到1930年夏，前后正好3年的时间。这3年，学校在名称和体制上都有过一些调整，第三中山大学的校名仅用了8个月，到次年4月，即按试行的大学区制组织条例，以所在的浙江省命名，改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之后不久，又遵照大学院令，于是年7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其所辖文理学院也在同时间正式成立，设本科10个学门及医药预备科，学校规模渐趋完备。
　　蒋梦麟是宁波人，勇气魄力且不论，办事认真、粗细兼具是公认的，他的仔细用心，从食鱼吃蟹上便可见一斑。蒋梦麟食鱼利落，大小骨刺分别放置，井然有序；吃蟹干净，蟹壳中绝不残留半点肉。据说有次在饭局上，叶公超问他，按你的分类，鱼眼该放在哪一堆呢？蒋梦麟说，眼肉我吃掉，眼乌珠呢，就同鱼骨头放在一起。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前，蒋梦麟是北大总务长，并且有五六年曾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蔡元培就坦诚表示过：“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10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5年有半。”据称当时也有人评价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在第三中山大学与国立浙江大学掌校的3年里，蒋梦麟有过哪些具体的作为鲜有记载，不过从他留美回国后的经历，从第三中山大学成立之初试行的大学区制，以及他后来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等史料来分析，还是可以有个大致的推测和判断的。
　　蒋梦麟是蔡元培早年执教绍兴中西学堂时的学生，他曾这样回忆初见蔡先生时的情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嘉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后来因为在学校中传播新思想，蔡元培与校董会起了冲突，愤而离职，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一个杜亚泉。蔡认为当时的绍兴中西学堂里有四个重要人物，即杜亚泉、马用锡、蒋炳和胡道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3 如今的明鉴楼_副本.jpg：

          （如今仍建立在杭州西湖十景“平湖秋月”对面的明鉴楼。编者拍摄）

 

（待续19）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左一)、李大钊.jpg：

 

（老照片·蒋梦麟、胡适、蔡元培、李大钊。原书插图）

国立浙江大学 (3)

杜亚泉本是应蔡元培之聘，到绍兴中西学堂任数学教员的，离开绍兴后他去了上海，创办了亚泉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学校，同时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杜亚泉是个坚持科学立场的学者，蔡元培说他虽专攻数理，头脑冷静，但探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忱，却也激不可遏。杜亚泉的好争辩是出了名的，和陈独秀、余云岫、李石岑、朱光潜等许多名人有过论战，也包括蒋梦麟。据说杜很爱讲话，讲起话来不仅兴致勃勃、精神十足，而且嗓音很高。他的意见多半会和别人不同，争辩起来不但大声，快要说完的时候还带着笑，用周建人的话说，“这笑透进对方心里，会使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正确起来”。杜亚泉的性格是充满了论辩艺术的。
　　但是杜亚泉和蒋梦麟的论战，却并非是当面锣鼓，打的是笔墨官司，争辩的主题是何谓新思想。蒋梦麟的观点，认为新思想是一种态度，一种朝着进化方向走的态度，“抱新思想的人，既视现在的生活为不满足，现在的知识活动为不能得到充分愉快，所以把固有的生活状况与固有的知识就批评起来”。杜亚泉则反唇相讥，直言“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他因此而嘲笑当时一些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的人，其实都是“张冠李戴”、“卖狗插羊”、“假冒新思想的人”。在我看来，杜亚泉的嘲笑，不见得就是直接针对蒋的，然而蒋梦麟的较真和回应，倒的确是两人间的一场精彩笔仗，展示了那个时代科学争鸣的自由之美。
　　以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关系而论，杜亚泉也是做过蒋梦麟老师的，他们之间关于新思想的论争，即便拿到今天，依然也还有讨论的空间，当年孰是孰非，实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作为学生的蒋梦麟，敢于和老师公开笔战，却足以表明他在90年前确实是个具有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在美国主修教育，先后就读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离京南下，北大校务暂由胡适主持，胡适苦于内外夹击、不堪应付，曾写信给蒋梦麟，请他劝蔡元培返京。胡适和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都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私交甚好，也知道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学生颇得其器重。那年的7月14日，蒋梦麟偕同蔡元培游览杭州花坞，后来下起了雨，蔡留蒋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席间蔡元培未被蒋梦麟的说项所动，但接受了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自此，蒋梦麟和北大的结缘长达20余年。
　　就治理大学的经验与成就而言，蒋梦麟的作为显然主要体现在北大，但是身为国立浙江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对于浙大早期历史的见证，或许更具意味。从第三中山大学到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蒋梦麟在浙江任校长的这3年，主要是经历了“大学区制”的施行始末。按照大学区组织条例，省政府教育厅的行政职权由大学接管，以大学管教育，除高等教育事宜由校长直接管理外，再另设一个普通教育管理处，学区内公立中小学的管理，以及私立中小学教育的监督，均归属于该处。这项新制度当时仅在浙江、江苏两省试行，颇受非议，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的情况下，随后又仓促推及到北京，招致更广泛的攻击，甚至还因此引发了学潮，结果被废止，重新再恢复教育厅制。自1927年8月至1929年6月，此制前后仅两年时间，可谓“昙花一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2蒋梦麟先生故居.jpg：

 

（浙江余姚黄家埠蒋梦麟故居同时也是事迹陈列室·编者）

 

（待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