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附：2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6 何与戴.jpg：

 

何应钦（1890年－1987年），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政治家、军事家、国民党一级上将，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从辛亥革命起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撤往台湾，历任国防部长和任行政院长。病逝于台北。

 

戴  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戴春风，字雨农，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负责人。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追任为陆军中将。

 

    第三章·完

阅读，欣赏。

沉积丰厚的历史！

    感谢二位版主的阅读！

  四、《竺可桢上任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 竺可桢校长（第四章）.jpg：

 

（竺可桢 1890－1974。当代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担任了1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62年在南京大学建校60年之际题词“东南学府，为国之先。男女同校，唯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原书插图）

竺可桢上任记 (1)

竺可桢得知有人动议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是在1936年1月下旬，南京美丽川菜馆的一个私人午宴上。起先他并未在意，只是于当天日记中一笔带过：“据咏霓云，浙江大学教员与学生均不满于校长郭任远，郭辞职，教部已有允意……在郭辞职时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长浙校之议云。”咏霓系竺之好友、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半月后的2月11日晚，翁文灏又专程登门造访，向竺可桢透露了提议他接替郭任远执掌浙大的是陈布雷，并劝其应允。
　　陈布雷之热心浙大新校长的物色，一来是他本人曾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乃浙江大学前身，为母校事操持，当在情理；二来，也是更为重要的，此事系蒋介石所交办。浙大的“驱郭事件”，无论是他当时正在杭州养病，还是作为老蒋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都应该是清楚的。郭任远被免职后，他自己也盘算过，心里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有两个，一是教育家吴雷川，二是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吴是陈布雷在校时的浙江高等学堂的“监督”，即校长；竺可桢则在他养病期间，为不少前来探视的浙籍名流所举荐，郑晓沧即其中之一。陈的胞弟陈训慈，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亦竭力主张。
　　回到南京后，陈布雷便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给了蒋介石，蒋选了竺可桢：
　　……蒋介石略加考虑，就说吴雷川虽然资历、威望都很高，但当时正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如果再换到浙大，又要为燕京大学物色新校长；竺可桢尽管也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但是担任浙大校长后仍可以兼此职务，或者另外找人代理。（李曙白《竺可桢：呕心沥血西迁路》）
　　吴雷川1934年后好像已非燕京大学校长，似为教育部次长。若属实，引文中所说的蒋介石之理由便不成立。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选择了竺可桢。这个选择在今天看来，应该说是有眼光的。选定之后，蒋很快就在南京孔祥熙的宅邸召见了竺可桢，时间是距翁文灏访竺10天后的2月21日。
　　其时蒋介石主意已定，召见竺可桢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竺可桢“偕布雷同见蒋……谈约七八分钟而出”。蒋介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明确提出要竺去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第一次听翁文灏说时，竺可桢没往心里去，后来得知是陈布雷提议，虽有所考虑，心里还是不怎么愿意。就对蒋介石说，此事“须与蔡先生谈后方能决定”，但蒋介石却是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执意要他立即答应下来。竺可桢知道自己怕是难以推辞了，所以尽管坚持“尚须考虑”，出了门他还是赶紧向陈布雷询问浙大的近况。从陈布雷的口中，“知杭校有学生七百人，共文理、工、农三院，经费每年76万元。其中中央补助月4.5万元完全可靠，而浙省月万余元则常须迟发。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超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云云”。
　　那天是星期五，南京在下雪。从上个周日接陈布雷口信，说蒋介石约其周五前往，南京的天气就一直不好，或雨，或雨夹雪，竺可桢也因之心情沉闷。其实他次日一早就已经去见了蔡元培，告之翁文灏劝他同意就任浙大校长事，并询问是否应去见蒋介石，“蔡先生以为能不往浙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实际上婉辞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南京到底还是下雪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竺可桢为是否去杭州执掌浙江大学，始终处于一种难以定夺的状态。这与其说是在一些熟悉的政要、学人乃至亲友中，有两种不同意见影响着他，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内心的矛盾更为主导。甚至可以说，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对参与大学教育不仅不排斥，而且分量似乎还更重些。2月11日翁文灏夜访的那天，竺虽然说了点不愿就任的原因，但也表示“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即向陈布雷打听浙大情况，也说明他已有打算；尤其是次日去上海，下了车就直奔暨南大学，好像也是有所准备而来，除了解学校人数、占地面积，还得知“教职员薪俸占4.5万元，而全校经费只月5万余元，是为致命伤”；在学校自主方面，则对暨大在“沈鹏飞任职后，党部人趁机而入”一说甚为警觉。

竺可桢在上海待了两天，此行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去见蔡元培。2月23日下午，他去了愚园路884号蔡寓。在蔡元培那里，竺可桢显然对浙大当时所面临的状况已了如指掌：前校长邵裴子遭排挤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先是任用程天放，做了几个月，陈立夫打算以余井塘接替，但学生们不允，这才改成了郭任远，却又引发了“驱郭风潮”。“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于是在陈布雷提议竺可桢执掌浙大的同时，也有人还提出了黄华表。余井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国民党，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和党务活动；黄华表是楚辞专家，国民党立法委员，当时在浙大任教授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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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照片·竺可桢创建的南京气象台。原书插图）

（待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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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上虞县）。图为竺可桢（左三）与毛泽东。编者]

竺可桢上任记 (2)

那一天竺可桢对蔡元培说，在这个时候，自己若不为浙大着想，“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所以想“推人以自代”。竺可桢提出的是化学家王琎，虽然人还在美国，但夏天就可以回来了。蔡元培和在座的物理学家胡刚复都表示赞同。竺又请蔡也提个人选，“蔡先生谈及汤尔和”。汤是杭州人，医学家，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离京南下，就是他向蔡推荐蒋梦麟去北大代理校长的。
　　尽管自己还没有决定去浙大，但竺可桢对浙大和大学教育的关切，却已然萦绕于心了。就在那天中午，应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之邀，在新雅酒店与该校理学院院长程寰西、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务长张耀翔等人一起吃饭时，竺可桢对在非常时期办教育的目的、方法等问题侃侃而谈。第二天回南京前，他再一次去见了蔡元培，蔡前晚又想到中央大学的教务长陈剑修，曾表示过愿意去浙，就连夜给南京方面写了信，正好让竺带去。
　　在力主竺可桢去浙江大学的人中，除了陈布雷、翁文灏等，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郑晓沧，时为浙大教务长。遭师生驱赶后的郭任远，虽具校长名义，但已不到校办事，一切校务暂由郑主持。郑晓沧是教育史专家，小竺可桢两岁。竺可桢曾说：“据叔谅云，首先推余掌浙大者为郑晓沧。”叔谅即陈训慈，他外出考察回杭途经南京那天是3月11日，当天下午就冒雨去了竺的寓所。陈叔谅说郑晓沧首先推荐竺可桢任职浙大，自然是听其兄陈布雷所说。陈布雷因脑疾在杭州西湖小莲庄休养，郑晓沧常去探视访谈。两人系浙江高等学堂同窗，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时候，郑还给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彼此关系甚密。陈布雷对竺可桢，虽敬慕却相知不深，后来向蒋介石举荐，主要是基于郑晓沧的建议。
　　不过话也须说回来，在竺可桢熟悉的政要和学人中，力主和相劝他出任者固然不乏其人，但能对他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亲友，也绝非少数。在和蒋介石面谈前后，竺可桢会晤蔡元培多次，蔡元培的意思从开始到后来，都只是“最好不去浙大”，话却并没有说死；而竺可桢的家人，譬如夫人张侠魂，譬如二姊，则都是支持他去的。二姊张默君是邵元冲夫人，张侠魂的二姐。2月25日，刚从上海回宁的竺可桢去了邵元冲家，“与商浙江大学事”。张默君当时就劝他去，认为可以借此“转易学风，展施怀抱”；邵元冲碍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虽也同意，倒不怎么劝竺。然夫人张侠魂后来却对竺的学生说，你们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两位女性的态度如此明确坚定，令人感佩。尤其竺夫人，不仅力促竺可桢出任浙大，且与之相濡以沫，两年后的夏天，在浙大西迁途中不幸染疾，逝于江西泰和乡间，这是后话了。
　　从1月28日到3月11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竺可桢为是否执掌国立浙江大学之事，可谓权衡再三。这期间不仅他本人颇费斟酌，外界也不乏动静。国民党CC派自然是反对的，时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也并不看好。但因蒋介石会见竺可桢后，表示“印象很好”，一方面叫陈布雷通知竺准备接任，一方面告之教育部长王世杰着手办理。王对竺可桢之学行向来器重，故也操办积极，所以进入3月后，此事便无悬念可言了。

事实上在3月8日那天，竺可桢就约见了陈布雷，正式告诉他自己决定去浙大任职，同时附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全权用人，不受政党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陈布雷当即表示，除第三条外，均可接受。但最后也还是强调了一点，说“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没有人在内”。话说得很婉转，且并非只针对浙大，竺可桢很难再作坚持。第二天，竺收到了郑晓沧寄给他的《国立浙江大学要览》，此件“于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叙述甚详”。办事认真的竺可桢仔细阅读之后，感觉是“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在他看来，“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这时候的竺可桢，显然已进入角色，对于外国语文系有7个副教授，国文却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的现状，他认为应予改进。此外，对办事员太多，月薪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新生即分系科亦嫌太早等一些具体问题，竺可桢也都在脑子里先过了一遍，也许还考虑了解决方法。竺是个注重细节的人。

 

 

（2008年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评选中，与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获评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图为竺可桢1936年3月8日日记手迹。原书插图）

（待续3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翁文灏.jpg：

 

翁文灏( 1889年-1971年），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翁文灏出生于绅商家庭，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翁文灏担任过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校董。翁文灏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其生产。

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是当代杰出的地质学家。1934年曾兼任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一面搞地质研究，一面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翁先生曾任该所所长，同时，又任过多年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后又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中国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如对甘肃油矿局，天府、南桐等煤矿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1934年冬天，翁文灏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任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对当时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多有关怀。

1949年春，翁文灏先生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同时，他仍专注于祖国的地质事业。他对地质学造诣很深，对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和燕山造山运动的阐述与发展贡献卓著，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椎指集》等著作。（编者）

竺可桢上任记 (3)

有意思的是3月11日这天，竺可桢请来访的陈训慈、张其昀、胡焕庸，以及后来到的王学素吃饭，也是在南京美丽川菜馆，这次是晚餐。和半个月前的那顿中餐相比，竺可桢对执掌浙大校长的事，从一笑了之，变成了积极准备。先是赴任时间，因为3月份已经安排了两个专业活动，他说打算放到4月末，这大约是想请王学素转告陈布雷，王是竺的学生，也是陈的秘书；然后是人事考虑，在座的张其昀和陈训慈，前者乃著名地理学家，竺约其去浙大教授地理，后者“或为秘书长”；又说他不日还将去趟上海，再见见蔡元培和胡刚复，在他的考虑中，胡是最理想的文理学院院长。

    连日辛劳加上气候多变，竺可桢感冒了，乏力、怕冷、头痛，但作息时间并未因此而改变。早晨依旧是7点或7点半即起，读书、专业研究、科普写作，以及教长子竺津学习英文等，也一如往常。那年的正月初一南京大雪，次日却天气晴好，竺可桢一家去二姐处拜年，午餐后在雪地里照相，大家还乘兴称了称各自的体重，除了外婆，竺竟是最轻的。但正是这瘦小的身体，在随后几个月里，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与热情，尤其是3月中旬以后，竺几乎将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了浙大的事情上，为之落实经费、广揽人才。
　　3月15日，竺可桢留了几个访客在家里吃午饭。在那段时间里，但凡是这种场合，免不了总会谈到浙大的事。当时聊的是校址问题，说起郭任远原本打算将学校从蒲场巷迁往太平门外，可是那里已经造好的只有农学院的几间校舍，整体搬迁则“非50万至百万元不可”，而且学校现址与浙江图书馆毗邻，一旦搬离，师生们将失去利用之便；况乎知识分子尤其在意环境，太平门外却是“绝无风景”的，所以一直未成，竺可桢出任校长后，是否会另作打算呢？
　　其实于竺可桢而言，校址尚不在考虑中，经费和人事乃为第一。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他为此几乎一刻也没休息。周六晚就乘11点的夜车去上海，第二天7点在新亚饭店住下，9点即去了定西路延陵村32号胡刚复家，见其长女胡璞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很是感慨，觉得她与竺津“虽同年，而知识、态度则远过之”。前些天得知竺津英文小考不及格，倘本学期总分再如此，“将被学校斥退”，而自己又将有杭州之行，更难予以辅导，作为父亲，心里已经很不是滋味。但此番来胡家却没工夫顾及这些，要紧的是说服胡刚复去浙大出任文理学院院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胡的态度是“既不坚决拒绝，亦未首肯”，竺可桢只好让他考虑之后给自己一个确切答复，并诚恳表示，即使胡决定不去，这个位置的人选，竺也要来和他商决。随后匆匆赶去火车北站，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与郑晓沧见面，也是事先约好的，郑要坐当天下午3点的车返杭。
　　两个人在北站附近的红龙菜馆一边吃饭一边谈事，基本上是竺可桢问，郑晓沧答。竺可桢问得太仔细了，有些事连身在浙大的郑晓沧也不甚了了。譬如经费方面省里承担多少，教职员薪水每月发多少，等等。来沪前一周，竺可桢倒是对武汉、四川、山东几所大学的经费做了些了解，国家给多少，省里贴补多少，都已经弄得清清楚楚。学校的重要人事安排，也是当务之急，现有的三个学院，文理学院拟请胡刚复执掌，另外两院，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听说将去实业部就任技正，农学院则几乎“全院乏人主持”，令竺可桢甚感焦虑，嘱托郑晓沧回校后务必尽快将情况查复。直谈到车都快开了，竺才赶紧送郑去车站，及至回到新亚，一看时间竟已是下午4点来钟了。

定的是次日下午回南京，心急的竺可桢次日上午又去了一趟胡刚复家，看他是否能给个准信，不巧胡外出未遇；随之去中央研究院办事，最后再到蔡元培家，告之已答应去浙大，时间以半年为限，经费希望全部由国家划拨。蔡的意思，倒是半年太短了，不妨延长至一年。这么一大圈转下来，赶下午1点的火车，当然已经是非常疲惫，本想在车上闭目养神歇一会的，孰料又遇见了薛良叔。前两天刚把他约的《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一文寄去，竺可桢正打算找他，两人就又谈到了程天放。程在郭任远之前只做了几个月的浙大校长，之前为总务长。据竺可桢所知，程离开浙大，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和二陈，即陈立夫、陈果夫意见不合，因薛、程两人相熟，竺可桢说，我再邀程回总务长原任如何？薛觉得可以。聊来聊去，竟致睡意全无，竺可桢干脆拿出赫胥黎的《We Europeans》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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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故居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月湖西岸大书院巷11号，是一座明清风格的旧式建筑，总占地面积约为2120平方米。1951年，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1954年后方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1971年1月27日病逝北京，享年82岁。将骨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后根据其家属们按照翁老的生前遗愿，移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他的夫人林韵秋女士墓侧。去世后，他的所有藏书连同一生的积蓄都上交了国家。编者）

（待续34）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 王世杰.jpg：

 

（王世杰，1891—1981，湖北省崇阳人。字雪艇。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殁。临终，他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汉大学。身后，子女遵其遗嘱，在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终年91岁。编者）

竺可桢上任记 (4)

虽然忙碌，但竺可桢的心情看来还不错。周日晚，他去南京影戏院听歌剧《玫瑰玛丽》，是那种懂欣赏的听，觉得女主角Macdonald比在《旋宫艳史》中唱得好；周二去气象所上班，见院子里春梅绽放，饶有兴致地观赏了一阵，“红者放不少，白者只两朵”；下午下班前，还打了一个钟点的网球，虽是“本年第一次打网球”，却神清气爽。竺可桢性格开朗，运思缜密，工作生活讲究节奏，在他看来，去浙大做校长是一码事，以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身份主持专业研究，又是一码事，一码归一码，他试图一肩双挑，各不相扰。
　　回到杭州后的郑晓沧，很快就给竺可桢发来了快函。从信中所谈的浙大经济状况来看，竺可桢觉得比自己预料的要好些，“虽不能谓多，亦不能算少矣”，心里略有了底。次日，也就是3月25日，他去教育部见部长王世杰，与之商谈浙大经费问题，要求中央划拨款从每月的5.2万元增加至6万元。
　　王世杰是法学博士，出任教育部长前曾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虽然后来颇受蒋介石赏识，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显赫，但自认其一生得意之笔，唯有武大，临终遗嘱子女：“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需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王世杰对竺可桢任职浙大一事，向表赞同，认为以竺之才学人品，足可胜任，所以在一周多前就已经约见过竺可桢。王世杰是做过大学校长的，知道办学治校需要时间，竺可桢提出以半年为限，太短了，一则教员难聘，二则不易见功，所以劝其不要限定时间，起码也需一两年。竺可桢当时想法，只是去过个渡，“而过渡时期则半年已足矣”，但现在来和王世杰商谈经费，似乎已不再坚持时限，否则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他不必非以财政月拨6万元作为条件。王世杰当然也明白浙大校长之急，竺可桢之不可多得，虽然一时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数日后竺再度上门时，他很快就答应了，且恐怕夜长梦多，浙大再生变故，还希望竺能将就任的消息提前至4月初公布。
　　8天后的4月7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政治会议上，通过了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议案。新闻界闻讯而至，纷纷前来探问竺何时赴杭就任，但他不愿发表任何意见。其时竺可桢所关注的依旧是一个气象学家的领域，前一日南京气温暖如初夏，这天则骤冷，早晨大雾，中午响雷，下午天晴出了太阳，到晚上竟又下雨了，竺可桢写道：“一日中之变态，由雷雨而雾而晴而雨，倏忽千变，可以代表春季之天气。惜无升高气球以测高空之温度也。”尽管如此，但这一消息的公布，还是在他内心压了分量。是夜，竺可桢把专业书籍摆在一边，翻阅的是《饮冰室文集》，雨声中听梁启超纵谈中国的思想、教育和文化。
　　4月25日，竺可桢走进了位于杭州蒲场巷的国立浙江大学，正式接任校长职务，从时间上看，差不多正好是他先前考虑的“四月杪”。
　　竺可桢是上午9点到校的，由胡刚复、郑晓沧陪同。这个三人组合十分引人注目，作为声名卓著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胡、郑两人在日后的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期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和竺一样，也是浙大崛起的关键人物，郑晓沧此前就已经在浙大任教，胡刚复则考虑再三后，最终答应了竺可桢的聘约。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第一天的活动，看上去波澜不惊。早在4天前，他已经到了杭州，行前听说郭任远要去黄山，恐于交接不利，途经上海时，就给郑晓沧打了个电话，知郭尚未离杭，赶紧约了会面时间。对这位声誉不佳的前任，竺可桢并无个人偏见，且不论郭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内的成就，作为一任校长，竺认为他也不可能会一无是处，其失败之教训，尤可引为前车之鉴。所以到杭次日，竺可桢就去了里西湖22号的王庄，和郭任远谈了近两小时，主要是向他了解学校经济现状。郭任远虽为浙大师生所不容，对竺倒无过节，过了两天，便在太和楼设了席，请竺可桢吃饭，说这是为竺接风或许夸张，但他们那一代学者之间，毕竟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当然，对治学有方的另一任校长邵裴子，竺可桢则是以热忱邀其重返浙大的态度登门拜访的。
　　赴杭就任的竺可桢，前4天见了不少人，听了不少意见，了解了不少乐观或不乐观的情况，每天都是夜深才睡。最后那天进校，先是看了校长官舍，继而在教育厅长许绍棣的“监盘”（竺可桢语）下，完成印钤、账目的交接，随后视察文理学院、工学院，以及另在华家池的农学院，所见建筑或“破烂不堪，天雨即漏”，或在校外“租人家破旧房子”，亟待整治。下午3点，竺在文理学院召开教职员茶话会；4点至体育馆，向全校师生发表就职演讲，约40分钟，“述办教育之方针”；5点一刻离校去城站火车站，随即返回南京。
　　堪称中国高教传奇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虽然由蒋梦麟代表浙江省政府和教育部两机关为督誓员的就职宣誓典礼，是在20多天后的5月18日才举行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程天放.jpg：

 

（程天放1899年—1967年，原名学愉，字佳士，号少芝，谱名时然。江西新建大塘坪乡人，生于杭州，系湖广总督程矞采曾孙。五四运动知名领导人。1932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5-1938年任驻德国大使、1939-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67年11月29日在美国纽约病逝。 编者）

（待续35）

 

【编后语】

在这第四章里，作者又让我们认识了竺可桢、翁文灏、陈训慈、李曙白、沈鹏飞、程天放、余井塘、黄华表、程寰西、郑振铎、张耀翔、陈剑修、许绍棣、王世杰、张其昀、王学素、薛良叔和国民党要人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

此章在编辑中，也与上一章节一样，因书中没怎么与杭州相关的人和事，故只是在网络中搜索了一些资料与图片，倒是为寻找竺可桢原配夫人张侠魂（长子竺衡）当年病死后埋葬在江西泰和的墓地，着实是用了一点时间的。

 

附：2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7 竺邮票、故居及夫人张侠魂墓.jpg：

 

竺可桢故居坐落于浙江省上虞市东关镇西大木桥头，是一座面临市河、坐南朝北的典型的绍兴水乡民居，是竺可桢诞生地。竺可桢老家原在东关镇附近的保驾山前村，因父亲在东关镇上开杂货店，所以他从小住在大木桥头的竺家台门里。台门由门屋、厢楼、披屋组成。砖木结构。竺可桢生于东侧楼上。故居已于1989年10月修复，辟为竺可桢生平事迹陈列室，现已作为上虞市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左下图）。

2008年江西吉安泰和寻找到1938年病死安葬于此的竺可桢原配发妻张侠魂墓地（右图）。

1988年邮电部发行发竺可桢邮票（左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