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附：3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1 梅、赵、钱.jpg：

 

梅贻琦（1889-1962），天津市人，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清华百年的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

 

赵元任(1892—1982 ) ，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钱天鹤（1893－1972），浙江杭州人。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获农学硕士学位。1925—1927年　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30—1931年　兼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1947—1948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台湾光复后，置身台湾，参与农业政策和实施纲要的制定，对恢复和发展台湾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病逝于台北。编者

 

附：32

师复墓：师复(1884-1915)，广东香山人。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近代著名思想家、爱国志士。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年仅31岁，遗作为《师复文存》。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以志不忘，其墓仅存摩崖墓碑题刻。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师复墓表全文：师复为人道主义者，又为世界语学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终而组织东方谋杀团。辛亥以后，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之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砺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哉！君以公元一八八四年六月廿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廿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四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新世纪二十一年一月十日。佩刚作表，思翁书。编者拍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2 师复.jpg：

 

从刘绍彬到刘思复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他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刘绍彬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他后来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当时，凶狠残暴的李准是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不料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回国之初，他曾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并私人集资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为此与知县郑荣发生冲突，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

　　这样一个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读书写作，始终不屈。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辛亥革命爆发，刘绍彬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他领军进入广州，“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边人说：“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

　　从刘思复到师复残精竭虑，以身殉道

　　辛亥革命后刘思复和友人来到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他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曾激动过几代青年，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师复创立了“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1912年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这些社约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社会创造前提。师复自己清心寡欲，对“心社”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两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丁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他们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后因政局骤变而未成。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别看他只有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做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繁忙的工作把他的身体拖垮了，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劝他多吃肉蛋和牛奶，以补充营养，但他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1915年3月27日，师复病亡，年仅31岁。同年，葬于西湖烟霞岭。

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烧尽了自己。

 

                    来源：杭州日报西湖副刊    作者: 傅国涌    编辑: 李玲芝

 

附：3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3 烟霞洞.jpg：

 

        烟 霞 洞 造 像

烟霞洞造像雕造于五代后晋天福，开运年间（937－946），宋、清、民国各有增凿或改凿，现存造像15尊。洞口两侧有北宋时雕凿的观音、大势至立像。内有五代吴越国的石雕十六罗汉像12尊，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刻十六罗汉造像之一。在洞内东壁还有浮雕小僧立像、武士供养人、菩挺树、驾法船待者像和吴延爽造像题记一方。另有北宋至清代的摩崖题记和碑碣多处，惜大多漫漶。

                                                                                            编者拍摄

 

 

    第五章·完

好一幅赛过大百科全书的景象！

 

六、《1937年的“双十一”》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第六章：1937年的：

 

（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编者）

 

1937年的“双十一”（1）

那一天杭州是个晴天，上午响了两次警报，下午又响了一次。自八一三沪战以来，日本对中国中部的侵略迅速蔓延，与上海近邻的杭州首当其冲，标志着开创中国军事史上空战胜利先河的笕桥之战，次日下午即在杭州打响。许是因为中央航空学校在此，笕桥遂成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空袭警报天天不断，像十一月十一日这样的一天三次，已属平常，竺可桢依旧是晨六点起，七点半到校，八点第一次警报响时，他已阅罢教育部信函，教部赞成浙大迁至建德。

自上一年的四月入主浙大至今，不但已经过了竺可桢最初给自己划定的“半年”时限，甚至也过了蔡元培所说的“一年”。日子流逝得太快了，竺感觉一直都还没找到个可以辞职的理由，就过去了十八个月，并且看眼下这局势，日军破了国门，河山动荡，人心惶乱，浙大在杭州城里都呆不住了，身为校长它怎么能置学校和师生于不顾，径自甩手而去。所以这个校长还得继续当下去，还得赶紧给浙大找个暂且避难之处。几经比较，选择的是建德，现在教育部同意了，拟定搬迁的日子不变。

虽然对竺可桢而言，此举只是权宜之计，他当时也还想象不到日后学校会是怎样的前景，但1937年的双十一，却被定格在了一部史诗的首页。浙江大学在这部史诗中以前后九年的岁月，书写了战时西迁的辉煌。1937年后的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就此成了浙大的一个纪念日。

布告是十号张贴的，明令全校学生自十一日始，分三天迁往建德。使用的基本交通工具为民船。先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所筹船只每次可载一百八十人，到桐庐后再换小轮至建德。午夜十二点出发，次日八点能至桐庐，下午四五点则可抵达建德。计划得很仔细，也很到位，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这天中午，竺可桢去见了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因坊间谣传甚嚣，说省政府即日离杭，并有放弃杭、嘉、湖三郡之意，竺特意询问了朱，得到的答复是“省府毫无此意”，但对浙大的转移，朱家骅是赞成的。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的八月二十二日，竺可桢已在北山街孤云草舍的主席官邸与朱家骅谈过这些。那是他去南京气象研究所料理事务后返杭的次日。在南京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又去了中央大学，朱家骅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校长，听竺可桢谈及两单位之处境，朱认为虽然时局紧迫，中央研究院仍不可一哄而散，并说浙江省政府还是照常办公，至于浙江大学，他倒是主张迁移的。

在南京的时候，竺可桢还去了教育部，得知教部已决定沪京杭一带的学校“展期至九月二十日开学”。见过朱家骅的第二天，竺主持了校务会议，除决定学校十六号开学，二十号上课外，还议论了打算迁移的地点。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迁移是临时性的，称之为“避难”，只就近考虑萧山湘湖和于潜的西天目山，究竟选择哪里，尚有争持：西天目山较为安全，但交通不便，粮食缺乏；湘湖则不仅有学校的一百二十亩稻田，粮食可自给，且运输也相当便利。讨论结果，决定以湘湖为避难地。但仅仅过了一天，到八月二十五日，竺可桢去杭州唐庄探望蒋梦麟时，谈起浙大迁校，蒋却极不赞成湘湖。蒋因何不看好湘湖，不详，但竺可桢一向重视蒋梦麟的意见，蒋这么一反对（估计所言亦不无道理），竺多少也就有了些犹豫，“关于浙大避难地点尚有考虑之必要，西天目须再度视察”，所以第二天上午，他邀请了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卢守耕，以及黄君理、潘承圻等教授，又一起去了趟西天目。

竺可桢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既然西天目的短处在于交通和粮食，就重点考察这两项。在天目旅馆午餐时，他打听了粮食情况，得知禅源寺曾驻扎过一个营的兵力，粮饷均由当地供给，一两年内没问题；饭后去禅源寺，由妙定方丈陪同看了来青阁、戒台、上客堂、有缘堂等处，估计大约可容学生四五百人；出了寺院再乘车去于潜县里，会晤程姓县长及县党部罗主任，知此地有粮库六十处，存米数量丰，“故米极廉”，至于交通，有水路“自钱塘江经桐庐、上天目溪可至于潜县治之浮溪桥”，陆地则“有计划自于潜县直接造路至禅源寺”，也并不见得十分闭塞。总之与吃、住、行相关事宜，竺校长一行均求详尽，弄得直到夜里九点才回到杭州，在天香楼简单吃个便饭，进校就已过十点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第六章：1937年的：

 

朱家骅故居在湖州白雀乡瑶阶坝村，如今只是一断残墙破屋，留下了历史苍凉的背影（背景大图）。而在杭州还有一座名为“孤云草舍”的故居，是一幢古罗马式的别墅建筑，红瓦圆顶，圆拱形的门窗，宽大的露台，显得精致而气派，这幢别墅的主人原是南浔“四象”之一的富商刘梯青。1936年他把别墅借给同乡、时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居住，从此孤云草舍名声鹊起。建国后，孤云草舍收归国有，与附近的几幢庄园别墅合并改建为新新饭店（省政府招待所）。眼下，孤云草舍这幢保存完好的西洋“老房子”，它那巨大的回廊，高耸的穹顶，昂然的楼宇仿佛涵盖了以往的时空和人事，成了西湖近代历史的见证。1963年1月3日，朱家骅心脏病寿终在台北寓邸，5月15日长眠于阳明山。 编者

 

（待续4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第六章：1937年的：

 

（老照片·1937年10月，舒鸿、竺可桢、潘承圻在西天目山禅源寺考察留影。原书插图）

 

1937年的“双十一”（2）

出于潜县后的那一路归程，因所乘之车无刹车，途中险情迭出，竺可桢虽也悬着心，但却依旧谈笑风生，以缓释紧张气氛。竺的处惊不乱，一向著称，前两天从南京接了夫人及子女来杭，夜晚与胡刚复一家游湖，雇小船两艘，“初至平湖秋月，由苏堤二桥至岳湖，由金沙桥至里湖，出苏堤至三潭印月，再至平湖秋月而回，时适十二点。”那一晚正值日本兵至乍浦，在西湖的游船上也隐约可闻隆隆炮声，竺可桢念及学校，心想烽火既燃，与其张皇失措，不如沉着凛然，为全体师生尽校长表率，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晚月色大佳，清风徐来，不觉炎暑。”先给自己提了精神。

移校地址的问题，直到八月末才有了个初步方案，即一年级新生先往西天目开课，其余师生暂留杭州。这么考虑的原因，恐怕一是新生缺乏应变能力，更需要一个安静稳定的学习环境，二是一年级实验较少，可暂缓仪器设备的搬动。九月三日，竺可桢到史地系教授朱庭祜家，请他担任西天目临时办公室主任，前往主持一年级新生课业。五日，竺又召集学校各方负责人“讨论迁移天目山各类问题，……谈及交通、房屋、水电、警卫各问题”。十三日，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妙定等三僧来浙大，与校方商谈寺屋租赁等事项，“僧人要每月千元，而校中只允三百元，相去悬殊”，竺于是找省政府委员罗霞天出面斡旋，罗是于潜人，又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浙江总干事，经其出面，次日以四百元之价谈定，以一年为期签了合约。十七日晚，学校举行一年级新生大会，竺做了十分钟的报告，三天后的二十一日上午，首批一年级新生出发赴西天目山。

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西天目之迁，虽说是日后浙大西迁的一个序幕，但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竺可桢显然是不愿意东一块西一块的。一年级新生首赴西天目的第二天，他立刻又召集会议，讨论二、三、四年级学生迁移的校址问题。对这个校址的要求，应该不只是能够安排余下几个年级的教师、学生和员工，还须包括暂往西天目的这部分。此前有人向他推荐过永康方岩，谓其地之五峰书院可容数千人，也确实是个读书的地方，南宋乾道年间，陈亮假此设帐授学，寿山石室声名鹊起，后朱熹巡历婺州，访陈亮于五峰，亦应邀主讲席半月，这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很有学术氛围的。但因交通不便，竺可桢未作考虑，后来倒是成了浙江省政府的战时办公地。

九月下旬的那次讨论，主要意向是绍兴，会后竺可桢即分别给绍兴商会会长王子余、督察专员沈士华发了电报，告之学校将派员前往，希给予寻觅浙大迁居之所以指导。次日，也就是九月二十三日，胡刚复、卢守耕、王国松（电机系主任）等一行五人，便启程去了绍兴。那一阵子，以胡刚复牵头的这些院长、主任和教授们，特别的忙碌，绍兴回来后，又去了桐庐、建德。绍兴的两处，平水和漓渚，均不理想，桐庐也已为他校先得，而建德则“惟余森林场及孔庙等，若去二三百人尚可应付”。研究来研究去，意见还是难以集中。有人主张二年级以上移往建德，也有人主张干脆全体都迁至天目山。竺可桢决定亲往建德考察，十月二日一早出行，晚七点半回杭，颠簸忙碌了整整一天。

最后的决定是十月五日做出的，下午的校务会议从四点开到八点：

……当时提出者有三种意见：一庄泽宣，在杭州不迁移；二周承佑，全体移天目；三郑晓沧、黄羽仪，二、三、四年级移建德。在杭不动之提案，余颇心善其说，但许多教授在警报后不能居校内，如晓沧即其一例。故若目前故示镇静，万一城站受炸，则必致一哄而散，故非有大多数之赞成不行。但庄之提议留杭不迁，赞成者只八人，而反对者却又十五人。维持原案移天目，则以潘承圻之报告对于天目[印象]不甚好，且大多数教员又以赴天目不能挈家眷，故移建德之议遂得以十五票通过。

                          《竺可桢全集》第六卷

 

这个未雨绸缪的决定，在一个月后付诸实施。十一月五日，日寇在江浙交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六日，杭州闸口、艮山门遭敌机掷弹轰炸；七日，竺可桢交待事务主任沈思玙“速将床、椅、桌、凳等1750件运建德，学生则准备十号开始能移”；十号，迁移布告正式贴出。

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撤离杭州。走的是水路，在江干码头弃岸登船，乘坐那种客货两用的钱塘江轮。四年级学生是最后一批走的，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启程，人多，船上极为拥挤，教职员及家属住官舱，最挤；女学生住房舱，稍好些；男生则住上舱，也就是甲板上了。途中因载重过量，一度在富阳搁浅好几个钟点，次晨又遇大雾，无法行船，到了桐庐换小轮，至乌石滩后又不能进，再换民船撑去建德。走走停停的，直到十五号下午三四点才到达。虽然整个学校的迁移暂时告一段落，但竺可桢悬着的心却并没有落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第六章：1937年的：

 

（“侵华日军登陆处”纪念碑上写着一段日军侵华的历史——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晨，日军在白沙湾、全公亭一带登陆，当地驻军奋起抵抗，百余人壮烈牺牲，日军侵占后屠杀百姓500余人，烧毁民房2000余间。勒石铭记，以志不忘。  编者）

 

（待续4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离开建德时的浙大师生（第六章）.jpg：

（老照片·离开建德时的浙大师生。原书插图）

 

1937年的“双十一”（3）

竺是十四日下午五点到的建德，一下车就去北门林场察看教员宿舍，随后又去了分散在文庙、严子陵祠、何宅等处的三、四年级学生宿舍，最后回到校长办公地方宅，会见建德县县长江西溟。作为校长，竺可桢的意愿是无论怎样离乱动荡，都要尽可能地不耽误学生们的课业，一年级新生是九月二十一日开始迁往西天目的，二十七日就开课了，对建德的几个年级，他希望更快些，十五日学生到齐那天是周一，学校决定周四就上课。

初到建德的那几天，竺可桢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杭州的局势，二是学生的课业。其时“杭州纷乱异常，迁居者络绎于途，因之人吓人的谣言极盛”，竺则每晚收听无线电广播，试图获知多方信息，以做判断。周二上午，竺校长召集二十名学生代表谈话，言简意赅地说了一个小时：吃饭问题、安全问题、训育问题等等，在谈及所有问题之前，首先明确告知的就是：星期四上课。为了保证学校正常开课，是日下午又召集“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成员胡刚复、李寿恒、郑晓沧、周承佑开会，决定由周代理建德分校总务长。

第二天又开了两个会，先是训育导师会，与会者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如钱基博、张其昀、束星北、王琎、贝时璋、程耀椿、黄君理、毛启爽、钱宝琮、孙逢吉、柳支英、程世抚等，会上做了个决定，要求训育导师每两周须召集学生谈话一次，表明了哪怕时局再紧，学生的教育也不可松懈。这个会后，接着的是系主任会议，原来也是要谈训育问题的，但临时出了点新情况，似更紧要，那就是留在学校未及搬运的图书仪器。

除了此前移至萧山湘湖三百箱，随学生迁移搬运来四百箱外，留在杭州校内的这批图书仪器，还有四百箱，各院系的都有，其中化学系的九十箱，几乎全部未动，而校内事务已停顿，仅留校警杂役等少数几人，极不安全。竺可桢要求系主任们推举人员回校，想办法运来建德，当天下午就出发。

那天下午，竺可桢也和胡刚复、沈思玙及园艺系教授林汝瑶等同车，回到了杭州校区。迁至建德的学生可以上课了，但还是有太多的事，需要他处理，西迁之始的竺与其说是校长，倒不如说更像个总务。在杭州，他只呆了一天，察看已然空寂的农学院，与中央银行联系学校存款的处理，期间一正欲赴建德的教员唐某找来，说是雇不到挑夫，又闻校车司机阿炳出了车祸，更有在西天目担任一年级主任的史地系教授朱庭祜打来电话，说“分校恐慌殊甚”，竺只得在第二天上午处理完银行事务后，下午又赶去了西天目。

在杭州和西天目的那几天，一直都是秋雨连绵，这样的天气身处山野，犹似与世隔绝。据说有几个学生十五日那天去杭州，见城里人纷纷忙着迁移，以为大难即至，连夜跑回来，在同学中散布，引发紧张气氛。十六日学生们集会，主张赶紧迁离，教职员中也有不少人表示赞同，恐慌情绪因之更甚，随后两天几乎无法上课。竺可桢了解情况后，当晚就召集教职员谈话，安抚情绪，希望众人和衷共济，并且告之日前在建德“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日兵不至富阳则建德分校不移，不至余杭则天目分校不动。次日一早，竺又召集全体学生谈话，大意与前晚和教职员所谈相同，嘱咐学生们安心读书。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竺可桢心里也明白，形势所迫，建德不见得会是浙大的久栖之地，继续迁移的准备，他已经施行了布置，方向还是往西，初拟为江西吉安的青原山，以青鸳书院作基地。回到建德后，即派周承佑及机械系主任张闻骏赴赣，至南昌接洽吉安校址，随后又派胡刚复等去浙赣交界的常山、玉山一带了解由建德入赣的水路状况。胡刚复在浙大迁校过程中，始终为着各地校址的勘察落实辛劳奔波，既是竺可桢的得力臂膀，更可谓整个西迁的“总参谋长”，在后来的江西、广西、贵州一路，无不身先士卒。

既然建德也可能撤离，竺可桢觉得一年级新生已无续留天目山的必要，加之又与严州中学商定，对方允借该校二部房舍给浙大，可作一年级师生的教室和宿舍，不如全校聚在一起，风雨同舟。于是在十一月底，全权负责天目山分校的朱庭祜带着那部分师生，也迁来了建德，路途艰辛，竟奔波了五天。

竺可桢于战乱之时力保学校之完整，在当时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依照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政策，是主张疏散，这在竺看来，“即解散也”。别处且不说，单是在建德，严州中学所以借校舍给浙大，原因之一，便是该校已解散。从杭州迁来的清华中学，虽在乌龙庙前贴出了校舍字样，“但该校教职员住庙内数日即又鸟兽散”。时局之不稳定，人心之涣散，对一个校长来说，欲保持学校完整，且有教室让学生上课，实在是太难了。许绍棣主张学校解散的一个理由，据说是“嘉兴二中校长带学生二百人迁移，迄今颠沛流离，彷徨无措”，中学之校长尚且如此，况乎不仅对学生，还须对众多知名教授负责的大学校长。但竺可桢不认可这个理由，也不愿看到浙大“散”在自己任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2钱基博.jpg：

（钱基博1887年－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与弟基厚孪生，钱钟书先生的父亲。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1957年l1月30日，因患胃癌在武汉去世，终年70岁。 编者）

 

（待续42）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三十年代的华家池浙大农学院（第五章）.jpg：

（老照片·三十年代的华家池浙大农学院。 原书插图 ）

 

1937年的“双十一”（4）

其实浙大也并非世外桃源，教授离职学生恐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学校因此做了决定：凡请假两周以上的教职员，予以留职停薪，不请假而离职者，则停职。此措施于校纪，是一种整肃，但又何尝不是节约开支的无奈之举？当学校面临再次迁移时，这一因素就更明显了。新措施称，“助教于校址再迁时停职，听调迁；教授授课三小时以下者可不必同去”。不过决定虽出，实际操作起来却未必可行。十二月初，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往赣南，吉安之议将成事实，学校便与各院长商榷裁减人员，结果“合共亦只六教授、一副教授、一讲师而已，所省不多，而转多扰攘，故决作罢”。其实这对竺来说，或许倒觉得欣慰，窃以为在其内心，是并不愿意舍弃任何一名教员的，除非本人执意请辞。所以在随后的迁移中，尽管“农学院学生人数较少，迁吉安后桑蚕三、四年级无人，病虫害及园艺均各只二人，即二年级人数亦不多”，还是将程世抚、陆大京、柳支英等都带上了，他们于浙大农学院，毕竟是不可缺的。

对教员如此，对学生则更甚。为使“困苦无可告贷者”能安心读书，学校想法设法，决定拿出购置棉背心项目下的款项，予以“暂时救济”，同时也尽可能为之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建德时，学校令情报委员会的毛启爽、徐谷麒等主持出版了一份《浙大日报》，“日出五百张，费四元五角之谱。每张卖一分，给贫苦学生分发之，学生得2/3，校中得1/3。如全体卖去，则校中可得一元五角，学生得三元之数。如十人分任，则每人可得三角也”。区区三角，在如今是个什么概念，于当年又是个什么概念，显然无以比较，但现在的浙大是否还记得，现在的浙大学生又是否还会为之感动？

事隔多年，回望1937年的双十一，从那一天开始的浙大西迁，在第一个落脚点建德，不过是稍稍喘了口气。竺可桢在这里用了差不多连续一周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阅读《严州府志》。竺是个注重积累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到一个地方，都会尽可能多观察，多了解，多记录，就连去一趟乌龙山林场，也注意到深秋时节，“映山红即红杜鹃花尚有开者”，记录下“栀子花之果可以加入五加皮酒而使成黄色”。文科的教授们在这里给学生开课，亦因地制宜，史地系主任张其昀，讲的就是《严州之历史、地理》。浙大的西迁虽属避战，但并不消极懈怠，这所大学踏一路艰辛，却步若擂鼓，震颤后人之心。

浙大在建德的时间，仅一个来月。十二月二十四日，大致完成了学期教学计划的浙江大学，开始向江西吉安转迁。根据前一天下午特种教育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首批学生连夜迁离建德，是为二年级及女生。虽然有言在先，说杭州不失守则浙大不离建德，却是谁也不愿意看到有这么一天的，但这一天还是来了，这一天日本兵打进了拱宸桥，杭州沦陷……

约摸二十天前，竺可桢请中文系教授钱基博在纪念周上演讲，题目是《吾人大家尽力学习做学生》。浙大的“纪念周”每月一次，竺可桢的第一次出席，是在1936年的五月四日，他在会上说，所谓纪念周，“顾名思义由纪念中山先生而立，但在学校，纪念周犹有命意，即对于训育方面有所裨益”。在竺看来，中国的书院制度，德育重于智育，“而现行中国大学学制模仿美国，如考试制度、学分制度，但美国学制对于训育全不注意”。其时竺可桢长校浙大未久，虽然认为中国不必取法于任何一国，但“现行制度有改良之必要乃不可掩之事实”。其实他后来主张在浙大建立训育委员会，推行导师制，也是借鉴了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均用导师制，要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的。在那个纪念周上，竺可桢还谈到了五四以后学生之沦于悲观，“实由于缺乏信仰中华民族之必能复兴”，请钱先生在战时纪念周上做这样的演讲，其用心不言而喻。

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做学生，的确是要尽力学习的，那不仅仅只是读书、做学问，更需要于颠沛流离、含辛茹苦之中，“信仰中华民族之必能复兴”。也正是在十二月的这个纪念周开讲那天，物理系教授何增禄去竺可桢住处，非常惊骇他这一年来衰老之快，竺在当天的日记中，亦感慨写道：“自至杭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

然而更为艰难困苦的浙大西迁赴赣之路，还在后面等着他。163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华家池.jpg：

（华家池边上的碑文：华家池，华池之名，始于明初，有华姓者居于此而得名。一九三四年春，浙江大学农学院自笕桥迁此建院。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农学院内迁贵州湄潭。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回迁，校舍全毁。一九四六年始，于池周筑石坎，添景增绿。今水面计八十四亩，水深均二米。校园环绕华家池，环境优美，风景宜人诚学府中罕有。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立 · 编者拍摄）

 

（待续43）

【编后语】

在这第六章里，作者又让我们见到了一些人物——朱家骅、卢守耕、黄君理、潘承圻、朱庭祜、罗霞天、王子余、沈士华、周承佑、黄羽仪、程耀椿、毛启爽、孙逢吉、柳支英、程世抚、沈思玙、林汝瑶、张闻骏、徐谷麒、何增禄。

在编辑此章节里，我在搜索相关的资料与图片的同时，特意去到了北山街上的浙江省政府招待所新新饭店，拍摄当年朱家骅曾居住过的“孤云草舍”，还去到了凯旋路上的浙江农大（浙大华家池校区）拍摄华家池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4 朱、柳、程.jpg：

朱庭祜1895～1984，字仲翔，上海川沙县龚路乡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是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最早发现井陉铁矿及云南昆阳磷灰岩矿，又是中国考察西沙群岛鸟粪资源之第一人。对中国盐矿地质多有研究。对新安江等大型水电站的水文、工程地质工作立过大功。在创办云南、贵州、浙江等省地质机构和在两广地质调查所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成绩出色。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并培养了不少人才。于1984年5月4日在杭州病逝，享年89岁。

 

程世抚（1907年－1988年），上海市人。1930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生。193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风景建筑及观赏园艺硕士。1933—1937年任浙江大学园艺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45－1951年任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处长、总技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技术委员，上海市两路局沿线造林绿化顾问，南京金陵大学兼任教授。1972—1979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研院顾问、总工程师。1979年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顾问、总工程师。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园林专家、城市规划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负责上海市人民公园、人民广场、曹扬新村等工程的绿化规划工作。

 

柳支英曾名柳知行，1905年3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西南太湖之滨的吴县木渎镇。1933年柳支英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昆虫和经济动物学系当研究生，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硕士学位。1945～1952年他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杭州市昆虫学会理事长。1976～1982年任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昆虫学家。毕生致力于农业昆虫学以及医学昆虫学的教育和研究。是中国蚤类研究的奠基人，编写中国第一部蚤类简志，命名了5个新属、两个新亚属和600个新种和亚种。1988年10月他患重感冒住院，住院期间突发心肺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10月14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编者

 

第六章·完

七、《乡村协奏曲》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 江西吉安白鹭洲头得浙大校舍（第七章）.jpg：

（老照片·江西吉安白鹭洲浙大校舍。 原书插图）

 

乡村协奏曲 （1）

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诗曰：“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应试不第遂漫游江南的孟山人，其时年届四十，之前从哪里来建德，离建德后又去了何处，本文无意寻踪，所以提到这首唐诗名篇，只因竺可桢在1937年十二月八日的日记中，全文抄录在页。第二天他就要去江西了，经玉山、南昌至吉安及泰和。时年竺四十七岁，在“桐庐江”尚不足一月，便也“建德非吾土”，须为战时浙大另觅临时校址了。

地处赣南的吉安、泰和，与浙西的建德并不毗邻，为什么选择那里，后人只能大致推测。有一种说法，谓之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并不主张浙江大学像中央大学迁重庆，清华、北大、南开迁长沙联合成立临时大学那样，认为内迁大学过于集中在城市，物质供应紧张势必促使物价飞涨，学校经费难以应对，作为敌机频繁空袭目标的大城市，其环境也不利于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护，因此迁移的第一步就选择了天目山、建德这样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在竺的内心，有着让大学教育贴近中国现实的想法，希望浙大的迁移不只是单纯避战，同时也能为社会和民众做点切实的事情，使那些从未见过大学的城镇，乃至偏僻乡村，除了提供相对安静的办学环境，亦能从浙大的科学教育实践中获益。

现在看来，这样的分析确实也能成立，但在当时，对校址选择的考虑，恐怕更多的还在于具体条件，譬如上课用的教室、学生的宿舍、学校办公用房及教授们拖家带口的住处，等等。浙大后来选择吉安，是看中青原山，另有可与之比较的白鹭洲。后者虽有白鹭书院可作校舍，并且已经办有吉安中学，学生达六百多人，校长也愿意出让，却毕竟只是赣江中的一块沙地，“长仅里许，广半之，面积既小，且每年霉雨期间校舍有二三尺之水，故决非长久计”，但青原山的反馈起初也不尽人意，“校舍较小，仅可容三四百人，且无处可住家眷”。所以竺可桢亲自去过一趟吉安，对两处做考察比较。

竺看好的肯定是青原山的环境，“中有文天祥书‘青原山’三字”碑刻的青原寺“屋尚称完好”，“大殿后树木颇佳，数百年古松多株”，左邻之阳明书院“可住学生一百八十人之数。而青原寺则可作教室，颇适于一年级之用”。以竺可桢的选址意向，但凡建有书院的地方，多为其所好。出吉安后，竺又去了泰和，两县比邻，泰和也有书院谓之大原，系以盐业起家的萧炳南、人称“萧百万”的萧家所建设。萧家做生意赚了钱，除置田盖屋外，亦“喜搜罗书籍”，不仅建了书院，还造了图书馆。实地看过之后，竺很满意，觉得泰和的萧氏五村落中，“以萧百万屋为最大，亦最空，计九幢（连祠堂在内），离马路及赣（江）均里许而已。交通方便，出产丰富，兼有屋宇，故颇适宜于大学暂避也”。如此看来，浙大后来在吉安只呆了个把月左右就去了泰和，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吉安与泰和，两者显然都是好地名，叫起来顺口，听上去舒心。中国的许多地名，无论源起何时，总是寄托了国人美好善良愿望的，尽管浙大的迁移实属战乱时期的无奈之举，但是向着吉安与泰和而去，就像怀揣了一份祝福，人心多少会感到抚慰。然而想不到的是，对校长竺可桢来说，这一趟迁移，却充满了艰难和痛苦，艰难在于从建德至吉安这一路，竟是包括后来在内的整个浙大西迁史上最为险恶的一段，而在泰和期间，竺可桢年仅十四岁的仲子竺衡与夫人张侠魂因病相继离世，不足半月，痛失两位至亲。

浙大师生于193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陆续迁离建德，第一步至江西玉山集中。虽然学校迁往吉安已经决定，但原计划的时间是打算在寒假，一来于学生课业无碍，二来吉安方面亦可从容准备。只因其时南京已陷落，“日人有侵武林之趋势，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所以竺可桢在赣南浙西考察八天后，回到建德立即召开了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提前迁赴吉安。不过在两天后的教职员会议上，则又宣布，该学期课业暂不结束，至吉安后继续上课，两周后大考。在竺可桢心里，时局再紧迫，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耽误学生之课业。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愿望却被阻隔在了江西玉山。

在这天的日记中，竺可桢写道：“派沈仁湘赴兰溪雇小船，为生员在兰换船之用，因今晨四点二年级在建德启行，于晚间可到也。今日下午四点又有三、四年级学生与教职员出发；明晨第三批学生一年级共约一百五十人，以夏济宇、储润科领队，于十点左右可以出发。故至明日全校员生可以全部开拔矣。”但当时竺肯定想象不到，及至“全校员生”抵达吉安，竟会是次年，也就是1938年的元月二十日，“中午储润科、郑联奎等率一、二年级生到吉安”，七百五十余公里的行程，走了近一个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 江西泰和大原书院，竺可桢办公室（第七章）.jpg：

（老照片·江西泰和大原书院。 原书插图）

 

（待续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