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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过去叫黄安，它位于大别山的东段。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战火纷飞中，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当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从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名将军，因而，人们誉称红安为“将军县”。
为红安籍的将军们———干杯
198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由北京始发的专列开进了一个远离首都的车站。车上走下一群着将校军服的X国人……
翌日，在武昌东湖侧畔的珞珈山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这位X国的国防部长被誉为“中国通”。他在讲话中说：“两天前记者曾问我，此次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来武汉？”他用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随即话锋一转：“因为我是一个国防部长。因为武汉地处中原，自古乃是屯兵重地。还因为这里有一个将军的故乡，一个叫红安的县里出过二百二十三位将军……”
“中国通”果然名不虚传。“将军的故乡”，红安也当之无愧！他在掌声中端起酒杯：
“我钦佩中国的将军，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因此，在这里我提议，为在座的周世忠将军———为二百二十三个红安籍将军的代表，干杯！”
乐队奏起《军队进行曲》。周世忠副司令员端起酒杯，向这位国防部长致意。他不仅想到了二百多个同乡籍的将军，也想到了与红安有着近似血缘关系的我军一代将帅：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在那先后持续了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红安以山田里的米粒、森林中的浆果，哺育了他们。而他们凭借这块土地，聚集起四十八万红安儿女，开辟了鄂豫皖苏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
这都是历史了。
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多年中，红安人把自己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来访的外国人，告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戴着柳盔帽的越南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夹克衫里揣着《格瓦拉日记》的玻里维亚人……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带着满腔虔诚来到红安，拜访心目中的“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贫穷的富翁
“狼坡”……“熊窝”……“鹰嘴石”……
古老的乡曲中一串古老的音符。
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村名，记载着从这块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上溯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间，最先来到这里垦荒种地，建立村庄的人们，一年四季，与风灾、干旱、洪水和饥饿抗争，他们无暇考虑为村子命名，许多村名是自然得来的：有的以劳动生息在此地的整个氏族的姓来命名，如张家湾、王家大屋；有的就是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如猴湾、野猪岗；而更多的村庄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勤劳山民的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如洪水冲、埋人沟、望天畈……
几千年来，红安人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精神，与大自然抗争，在饥饿中生存、繁衍下来。红安人那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仿佛一种遗传基因，它即使不在儿子身上，也一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孕育出红安人那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在红安县北的山村里，至今恪守着一种习俗，就是无论谁猎到什么野味，都要举行全村的庆祝活动，叫做祭山。各村举行祭山的方式虽不相同，但其结果都是一样：全村老少共同把猎物吃光。其理由是，既然你的猎物是山神的礼物，那么，所有的乡亲就都可以到你这儿来作客。而当人家有猎物时，你同样也可以去参加。而上方寺村主持这项活动的“祭主”，竟是一个五二年回乡的老红军张祖富，上方寺的人不分老幼都叫他张大爹。
上方寺，是天台山下一个被葛藤包围的小山村。十六间红松为梁、青石垒墙的小屋，都只有一扇窗子，窗棂上盘绕着沿墙而上的葛藤的枝蔓。葛藤，果可入药，根能充饥……对上方寺的群众来说，在红军时代、建国之初和大跃进年月里，都曾经成为他们的主粮。山里人时时受到大自然的抑制，自然的力量威慑一切，山民们老是在期待某一种变化并思慕另一种生活。正是这种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魂牵梦萦，使山民们得以忍受艰辛的现实生活，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许，张祖富正是秉承了山民这种剽悍的性格，才不无遗憾地从城里回到山里并凭着他精湛的枪法，成为天台区各村寨“祭山”会上的显赫人物。
“我喜欢打野猪。你们晓得么，在你面前的不是只山兔，而是一头真正凶猛的野兽。那有多带劲呃！”“我打野猪，是用嗥叫声来诱惑它们的。我会学野猪叫，学得很象，你们听了，简直会把我当作真野猪来打呢！”说着，他用两手在腰间拍了拍，开怀大笑。
五九年至六二年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饥饿时期”。这三年中，张祖富有一大半时间蹲在山里狩猎。每当他从山上捎下“来人抬吃食”的口信后，全村就象在庆祝一个盛大节日。男人、妇女和孩子一起忙活起来。
队办食堂垮了，但那张大饭桌———用一劈两半的粗大云杉原木拼成的桌面，仍然那么结实。现在即将在它上面进行的，是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聚餐。劈好的柴棒被搬到三脚大铁架旁，三脚大铁架是支锅用的，上面悬着两只粗重而又结实的铁钩。接着，人们用笤帚和细沙擦洗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锅，直到把锅擦得锃光发亮。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啦！”
“来啦！来啦！来啦！”
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一齐沿着山路跑去迎接张祖富进村。这时的张祖富就是一位将军下达着命令，指挥人们将野猪拉到小河边，退毛的，剥皮的，开膛的，烧火的，有条不紊地忙活开了。
大锅里的水煮开了。月桂叶和花椒随着沸水翻滚。这时，张祖富把一大筐野猪肉哗啦啦倒进锅里。隔不多久，星星点点的油花就浮到汤面上。接着，就有一两块野猪肉升腾而起又翻转而下。……一股鲜美的香味弥漫开来。最后，张祖富精神振奋，站在大锅旁，拿着一把铁勺，为每个乡亲分配一份野猪肉羹。当他最后一次从锅里捞起残汤碎骨，倒进一只搪瓷碗时，这便是张祖富分给他自己的一份。每当这个时候，正在忘情吃喝野猪肉羹的人们，都会停止咀嚼，面带愧色地望着这位老人……
种 籽
在红安这五光十色的林带里，有一种树叫火松，红安人称他“将军树”。
“将军树”的名称来自一位将军，他叫曾昭科，当过少将师长、省水利厅副厅长。一九五七年冬，他带着四百多名省机关下放干部来到天台山，开辟一个新林场。
临行前，曾昭科的老旅长、省长张体学对他说：“当年，我们在那里打仗，让人家搞了‘三光’。如今，我们要还上这个帐，红安的山不绿，你就莫给我下来！”
曾昭科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带领人们住茅棚、挤火铺，三九天上山刨鱼鳞坑。两年后，天台山上添了一片新绿，站立起两百多万棵幼树。
“十年树木”，一棵树苗种下后，需要长期的等待，曾昭科却没有这个耐性。他掏出自己全部积蓄，托人从苏联买回来十箱火松种子，火松是速生树，五年能长到十米，而普通松树长这么高，需要四十年。这十箱种籽在曾昭科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春天下种的时节。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曾昭科被打成右派，因为他竟敢挡“钢铁元帅”的驾，对来林场砍树炼钢的人抄起了枪！
他被撤了职。在他的小茅屋里，只剩下一枚军功章和十箱种籽。这十箱种籽也被判了死刑，在老苏区的土地上，岂能让“修正主义”的种子发芽！
在其后的十四年中，曾昭科守着这十箱种子艰难度日。火松种子是可以吃的。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吃掉这些种子有谁责怪他呢？然而，即使在曾昭科靠稀粥菜汤果腹时，他也没有动过一粒。一九六一年的春节，他的小儿子偷偷地打开箱子，装了一帽子种子下山换麦芽糖，曾昭科追下了山，从孩子手里夺回种子。他抬起了手，但看到孩子瘦黄的小脸，却打不下去。他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到小摊子上，脱下身上的毛背心，换来半斤麦芽糖……
这十箱种子是将军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夏天，曾昭科同志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但他给故乡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献礼。如今，天台山林场，曾昭科留下的火松种，已经变成了大片的速生林，长成了几万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在曾昭科同志的坟前，我们看见了四棵高大的火松。四棵树的树冠连成一片，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将忠魂笼罩在浓荫下。
我们抚摸着火松的躯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莫将心事和泪说
在红安县统计局，我们见到这样一组数据：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红安共上交公粮十八亿九千五百四十六万斤。
这是一个苏区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县是可免交公粮的。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县委领导、一般干部和普通农民提出“为什么”，回答几乎是相同的：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国家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从他肩上减轻些压力！
红安人做到了这一点！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那三年里，连遭干旱和水涝袭击的红安土地上，从县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祖国度过难关提供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大热能———一亿六千万斤粮食。六零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一九八一年冬的一天……
大西河畔的新集镇头，纷扬的大雪中，韩先楚的座车被人拦住了。久候多时的公社干部们抖落着一身雪片，把将军请进了生着炭火的公社办公室，他们请将军提出想见哪位乡亲，他们把他接到这里来。
盛情难却，韩先楚同意了。他望望窗外的大雪，说：“这不是出门的天气，莫叫多人了，就叫海洲来吧。”大概是韩先楚又记起了那笔旧帐：将军至今还欠着农民吴海洲四斗谷子，那是他五十年前当红军时借下的军粮。四九年大军南下，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重返故乡。他来到吴海洲家里，从皮包里取出三支钢笔：“听说，你有三个机灵的伢子？”吴海洲点点头。“这三支钢笔你收下吧，叫伢子好好念书。”吴海洲顿时连声道谢。这倒不是他贪图几支钢笔，而是韩军长还记得他这一家。接着，韩先楚提起了那四斗谷子的陈年宿债。吴海洲冒火了！他认为这是太小瞧他了。他告诉韩先楚，家乡土改了，有了牛也有了地，这地只要舍得花力气，种啥长啥，而力气他有的是。最后，吴海洲得意地对韩先楚说：那张借条我要保存好，那上头有你韩军长的签名，日后要留着作个“想头”。当时的吴海洲是那样认真地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
吴海洲被接到公社，他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着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喜气。他同将军的交谈是不拘礼节的：
“你家还烧闷烟灶吗？你老婆的眼是熏瞎的吧？”
“那是害病害的，么子熏瞎的。”
“你怕烧不(火葬)？不怕，就到我屋里去住。”
“眼下乡里富起来罗，你莫操心。”
“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
韩先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富起来”的农民，军装里面的肩胛骨在打哆嗦，一双冻得开裂的大手上结着血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冷，山里人就是经冷，你安心在京城做官吧。”
韩先楚完全明白了，“走，海洲，我到你家瞄瞄去。”将军这次是下命令了。
韩先楚的故乡吴家嘴村，三十来间房屋拥挤在大山的一道沟壑里。吴海洲领着将军走下山坡，用大得出奇的嗓门通知屋里的人：“昌荣，韩司令来啦！”
屋里的人们忙着收拾起来。然而。炕上那床破渔网式的棉絮，再怎么“收拾”也不会让人顺眼，韩先楚走进屋里，向女主人问好。吴海洲的女人缓缓转过身来，将双手盖在衣襟的补丁上，仿佛要用这双干枯的手遮住贫寒，抵挡将军的目光。
……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传达了他的命令：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四天后，将军得到回声：五万件军大衣已经发出。当然，乡亲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一个雪后放晴的上午，韩先楚悄悄离开了红安，当车子路过新集镇时，吴家嘴的乡亲们早已闻讯守候在路旁，将军走下车子，乡亲们围拢来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灼热的目光。
“韩司令，乡亲们让我说两句，你事忙，难得回家一趟，却为我们费这大的神，乡亲们过意不去呵！我们感谢解放军、感激你的好心……”吴海洲老人说着说着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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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13 10:20: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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