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外交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一方面是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外交是国家大事，高不可攀，不敢问津。另一方面，外交部门也因外交无小事，总是有意无意之中将外交神秘化。邹建华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并长达五年担任新闻发布处领导工作。作为发 言人的主要助手，曾协助过沈国放、崔天凯、唐国强、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孔泉、刘建超等发言人工作，参与并负责组织了四百多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发言人揭秘》近距离介绍了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发布机制，并探讨了外交中面对媒体的策略和技巧。
几位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登台亮相回顾
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上台就碰到了西藏问题。发布会上记者就“西藏独立”问题不断向次第一次登台亮相的李肇星发难。李肇星对各种谬论进行了批驳，并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听到这，有一个记者问：“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 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 ”李肇星答：“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 ”。李肇星第一次上台就咄咄逼人，表现不凡。回答问题条理清楚，反驳有力。据说，后来这位西方记者可能是出于对李肇星的尊敬，居然和李肇星交上了朋友。
朱邦造的第一次亮相非常不顺。朱邦造98年2月10日第一次上台。一上台就接连出现几个小插曲。他是学法语的，需要带耳机听英文同声传译。但他上台前忘记了打开耳机的开关，在台上根本听不到翻译的的声音。一个记者提问后，他没听见译文，无法回答，只好要记者将问题再重复一遍，来回重复几次，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纳闷，不知何故？幸亏新闻发布处一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上台帮他打开耳机开关，发布会才得以正常进行。
朱邦造虽然第一次上台就有这种遭遇，但他显得很格外沉着，冷静，未见任何失态。他对记者说，出现了一点技术问题，请大家先休息片刻。然后，耐心地在台上等。很幸运，前后出现几个问题，均有惊无险。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很顺利。虽然记者提的问题涉及许多敏感话题，包括美籍华人李文和在美国被捕和王炳章被遣送出境等问题，但朱邦造应对自如，一点也不象一个第一次登台的新手。
1999年1月26日下午2时45分，章启月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第一次亮相就表现不俗。记者一上来就问了一个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在申奥。记者问，如果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章启月没有犯怵，沉着地回答：中国一贯重视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是一个12亿人口大国。如果在中国举行，奥林匹克精神将会得到弘扬。回答简洁，明了，含意深刻。非常精彩。这对一个初次登台的发言人来说更为难得。
刘建超首次出场是在2002年6月4日。这次发布会简直就像一场足球的专场新闻发布会。由于主题是足球，一贯严肃庄重的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变得格外轻松。这次发布会可能是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史上气氛最为轻松的一次新闻发布会，自始至终充满笑声。
当时，正值世界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两支球队大战之际，所以记者的问题都是有关足球的。
一记者问：“您是球迷吗？”
刘建超答：“我本人对足球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不得不在这儿工作，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有记者问，今天的中哥之战是中国队与一支未建交国球队之间的比赛，你对此有何评论？刘建超答：“我想，还是不要把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不只关心中国的比赛。今天有三支东亚球队在世界杯上亮相，我们一起祝他们好运。”
有一记者要他预测一下中哥之战的结果，刘建超答：“中国老百姓希望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能踢出好球来，同时，他们也能理智地对待任何结果。”
最后，刘建超问，“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祝大家回去后看一场好球！”
为了让记者们不错过难得的看球机会，发布会下午两点四十五开始，十五分钟后就结束了。记者对刘建超的善解人意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超市答记者问的“外交部发言人”？
为了方便记者提问，新闻司2000年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都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提问。这一做法一出台受到外国媒体的好评，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透明的一个举措。
这一做法在国际上可能也是仅见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也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天不回答记者提问，平时晚上11点就关机。周六时间更短，下午一点就关门。
外交部移动电话虽然以发言人名义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问题，但实际上发言人并不出面，而是由新闻发布处的几个处长轮流代劳。下班后、周日或节假日，不论去干什么都要将移动电话随身携带，随时准备接受记者提问并回答问题。没事时还好，一天没几个电话，甚至一个电话也没有，但如果碰到突发事件，可就麻烦大了。电话会一个接一个。有一次，一位处长和爱人在公园散步。因突然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一下子来了100多个电话，电话几乎都被打破。一个电话还没接完，电话记录上显示又来了七八个电话。接完一批电话后，手都抬不起来了。有时，晚上在睡梦中也会被铃声叫醒回答记者提问。最后弄得一听见电话响，心里就发麻。
有一个星期天，发布处一位领导在超市购物，突然手机响了，一美国记者来电话问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有何反应。这一问题正好已备好答问口径。这位处长从口袋里掏出口径就开始回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严重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不断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中国政府已多次就售台武器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我们要求美方高度重视中方的严正要求和立场，充分认识到对台军售升级将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和后果，严格执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立即停止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一番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态，引起身旁顾客的注意和指手划脚，不知此人是何许人物。
外交部发言人为什么总是“答非所问”？
有些人觉得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回答有时不是很切题，有点答非所问，让人不知所云。并且发言人总说些我们“注意到……的表态”、“我们注意到……的报道”、“我们将继续关注……”等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好像总在说废话。
确实，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中有时有答非所问、说套话的现象，需要进一步加大透明度，增加信息量。但另一方面，公众也应了解外交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与常态语言是有所不同的。外交语言往往更委婉、含蓄、模糊。所谓委婉，就是有些问题不便或不能直说，就用婉转、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不失本意的情况下让对方领悟。因此，外交语言有时就不是直白式的一问一答，会绕点弯子，或声东击西，需要注意其字里行间、或留意其弦外之音。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曾说：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
为什么外交语言会与常态语言不同？这是由于外交的特殊性，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的。
1、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应该相互尊重。在语言上也要更讲究，往往注重温文尔雅，讲究点到为止，不会让对方过于难堪。
2、外交斗争中，风云变幻，各种情况和可能性都可能会存在。一般都会避免把话说绝，说满，留有一定余地，以免被动。弱小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由于其实力和地位决定，要在国际上立足和发挥影响，往往会更讲究策略，语言会更含蓄婉转。
3、双边外交活动或多边谈判的协议或协定往往是双方或多方商定或谈判妥协的结果，往往用彼此都能接受的语言文字表述，有时难免会含糊其辞。
外交语言技巧
反诘
案例
李瑞环同志一次访问香港时，一记者问：您刚才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够团结？
李瑞环答：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身体不健康呢？
听到这一回答，许多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
幽默与诙谐
案例
1990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发言人李肇星：“请问邓小平先生目前健康状况如何？”
李肇星答：“他健康状况良好。”另一位记者穷追不舍：邓小平先生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答：“我不知是你有这样的嗜好，还是贵国有这种习惯，在身体好的时候住在医院里，身体不好时反而待在家里。”
李肇星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令对方相形见绌。
有一记者问沈国放：你能否证实中国最近将在福建沿海举行军事演习？
沈国放答：我不知道你所讲的情况。我不愿意冒刺探军事情报的风险。
沈国放用开玩笑巧妙地回避了敏感的问题，记者也不感到难堪。
如何说“不”？
作为发言人，回答问题时，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有一定尺度和分寸。该说“不”的时候不仅要说“不”，而且还要说好这个“不”。这是发言人的基本功。
说“不”时要根据问题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下面是收集到的一些表达方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使用的一些说法：
1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些。2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的。3我没有什么东西要补充。
4这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要回答的问题，请你向有关方面询问。
5这个问题不属于我回答的范围，但我愿了解后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向你做出回答。
6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或调查）中。
7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
8我也是刚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还需要核实。
9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私下交流。
10我没有更多的要说。
11我目前还没有什么细节可提供。
12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3目前我没有什么评论。
14如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
15我没有听说这种安排。
16我没有听说此事。
17我们会在适当时间发布。
18我还没有被授权公布有关方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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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13 17:3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