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
叶辛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知青青年上山下乡没有结束
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中国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是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很多当过知青的过来人，谈起那段岁月，也自然而然地说：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城市知识青年中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便也就跟着结束了。
历史地笼统地讲，这句话没有错。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不会有上山下乡的结束。
但是细究起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是“文化大革命”画上句号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1976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有208名知识青年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一来这固然是因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只有12名知青代表参加，毛泽东主席曾经批示：“下次应多来一些。”①为实现已故领袖的愿望，这一次整整来了二百多。
二来这样的举措，也显示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和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
12月27日晚上，党和国家二十几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知青代表。根据随后报纸的报道，接见时许多知青代表激动得热泪盈眶。
12月31日，与会的知青代表给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致敬信，信中表示：要扎根农村学大寨，成为普及大寨县的生力军。
正如我在上一篇论文中已经提及的，到1976年底，滞留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809万人。而其中的188万人，正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中去下乡的。
而在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提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
可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当年，也就是1977年，又有171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期因为招工、招生、病退、参军离开农村的有103万人。这样，到了1977年底，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共有864万人。
“文革”结束一年多之后，知青人数反而比1976年底更多了。
二、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落幕出现一点迹象，或者说结束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机，是在不同寻常的1978年。
正是在这一年，那些已经下乡八年、十年的知识青年们，失去了忍耐心，他们把多年积聚下来的口粮欠缺、不得温饱、医疗无保障、住房和日常生活困难、大龄未婚、前途无望等等的怨气，化成了对上山下乡不满的言行。可以说是严酷的生活现实造成了他们心态的不安和躁动、不满和焦虑。
正是在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已意识到了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在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粮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②
话说得实实在在，真正做起来在当年却是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一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是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总是同反帝反修联系起来，总是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而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则又实事求是地把知青上山下乡回归到容纳更多劳动力的本质上来，也就是回归到安置城市青年就业的本质上来了。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是一个下乡已经十年的老知青，在我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我也只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知青来到缺粮的农村，客观上形成了和农民“争”粮食吃的情形。但是小平同志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抢粮吃的“抢”字，可谓一针见血。
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
话很短，却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安置问题。
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讨论知青问题。
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第二次专题讨论了知青问题。
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一次详细讨论了知青问题。
邓小平在第三次讨论中说：“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
李先念在第二次讨论中说：“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公公背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纪登奎跟着说：“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
李先念在第三次讨论时又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对女孩子，母亲都担心，实际上也出了不少问题。”
叶剑英也在第三次讨论时说：“同意这个文件，开会时要讨论，提出具体办法。要因地制宜找出路。”
聂荣臻说：“知识青年问题是很大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影响国家建设，影响安定团结。”
纪登奎再次说：“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呆在城里没有事做，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③
正是由于决策的上层领导有了这些和以往截然不同的认识，知青政策也开始作出了一些调整，诸如鼓励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地参加高考，不再一味地强调扎根农村闹革命，不再宣扬“扎根派”。
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四川、江苏六省的知青办提出，有条件的县镇，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在回城政策中，新想出了一个“子女顶替”的临时性办法，那就是父母退休离休时，可以安置一个还留在农村的子女回到城市里来工作。上海市作为一个大城市，共有111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压力更大，干脆提出，适当放宽困退、病退的条件，对符合规 定的，3年之内，有计划地招回十六七万知青，安排适当工作。对于尚留在农村的十几万插队知青，拟给予补助，并建议兄弟省市、区协助解决知青的探亲假和招工问题。同时，对于新的毕业生，再也不提“一片红”、“一锅端”地下乡，而是又提出了“文革”初期就提过的“四个面向”。
正是有了这些变通的政策措施，从l978年秋冬开始，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春夏，上海的各级知青办门前，都挤满了探听回沪消息和具体政策的知青，特别是下乡多年的老知青们。每天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的，就是经办具体手续的街道知青办门口和区知青办门前，来访、来询问的人实在太多，当天接待不完，就改为第二天，故而有的区知青办的门前，经常是连夜连夜地排着队，询问像自已这种具体情况，能不能回到城市里来。
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争着回城，还有的地方已经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
也是在这一年，江西省农场知青提出，他们在离开农场回到城市重新工作时，在农场工作的时间应算作工龄。经江西省劳动局向国家劳动总局请示，得到明确的肯定性答复。
这一系列松动的政策措施，使得到了l978年底的统计表格，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原计划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应是
134万人，实际下乡的人数是48万人。豪言壮语不说了，“反修防修”的大道理不讲了，人们就寻找出种种不下乡的理由来表达自己不想下乡去的心愿。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反映也显示出，在这一年，动员上山下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阻力。
而各地知识青年通过种种途径返城的人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55万人，已经显示出了退潮般的大势头。
这些回到城市的知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着下乡以后的种种遭遇，更给当年的动员上山下乡，增加了阻力。我本人作为一个老知青在回上海修改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蹉跎岁月》时，遇到家庭所住地的基层知青办干部，就听他们抱怨过：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人干的工作。有一个当年以全部的激情，动员毕业生和街道青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办主任，在到小菜场去买菜时，被回沪的知青用菜篮子扣在头上，狠狠地打了一顿。打人的知青说，当年就是听了他的话，把插队的地方说得花好、稻好、样样好，上了他的当；而如今，他竟然还要继续骗人，不把他打一顿，实在出不了这口气。他被打得不轻，在家里足足休息了两个多月。奇怪的是，当派出所民警闻讯上门去慰问他，向他打听是哪几个回沪知青动手的，他却闭口不言，请派出所的民警不要追问了，他也不会说的。
从这件不了了之的事情也能看出，到了l978年，不但是千千万万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反思，党和国家的上层在反思，就是具体做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人士，都在对这件事情进行反思。就是这么一个基层做具体工作的知青办主任，听说了我当时正在写作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地找上门来，好心地劝说我：“你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写知青上山下乡。我替你想想，你怎么写啊，像以往那样，为知青运动唱赞歌么，眼面前千千万万知青正在退回城市，讲的都是下乡以后吃的苦、受的难，怨声载道，太不合时宜了；可是，你要真实地反映知青们在乡下吃得那么多苦么，那就是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过去叫反革命，现在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劝你算了吧，别想着当作家了，还是想个办法病退回来吧。”
这就是一个真诚地做了十几年具体知青工作的街道干部当年最为真实的想法。
同样的话，出版社的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编辑，也都推心置腹地对我讲过，劝我写农村题材也可以、写历史题材也可以，写少数民族题材也可以，就是不要在这种节骨眼上写知青题材作品了，写了没法出版。
确实，1978年，一些领导部门和涉及知青工作的机构，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一方面仍要肯定知青运动的大方向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昧着良心说瞎话，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指出知青运动带来的很多问题。一方面说要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纷纷反映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则强调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头绪纷乱，也难理清，故而只能是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解决知青问题。一方面允诺要想方设法为知识青年们的回城打好基础，或就地安排工作，或宣传扩大招兵名额、让大家积极去考大学、进一步放宽病退、困退返城的条件，缩小当年的下乡名额；另一方面还在大力宣传知识青年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他们的光荣事迹，并仍说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还要动员和安排部份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
同年l0月31日到12月10日召开了整整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既充分肯定了成绩，又大胆揭露了矛盾，同时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力争要把知青问题解决得好一点。简单地说就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就是这样，会议一面在说解决具体问题，一面还在说仍要实行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四个面向”。
恰是在会议期间的11月23日，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该报评论员文章。
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就是：正确估计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正确理解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正确认识缩小三大差别的途径。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和贡献的同时，文章也实事求是地提到了知青们下乡以后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的起码条件，很多知青的现状是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在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少数坏人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青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青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份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文章指出要充分地揭露这些问题，还要积极妥善地给以解决。
文章还指出，林彪、“四人帮”口头上唱着青年要同工农相结合的高调，实际上天天都在诱惑青年同工农脱离，同工农对立。他们破坏招工、招生、征兵等政策，大搞知青下乡，农民进城，冲击国家劳动计划，要调整政策、改进做法，清算这些流毒和影响。
文章的第三部份论述了缩小三大差别的途径，并指出要热情关心知青们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同一切危害知青利益的现象作斗争，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千方百计地广开就业门路。
总之，这篇文章在当时许可的情况下，针对近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了不少真话和大实话。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激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这篇文章的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报纸，认为这篇文章审时度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把上山下乡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把真相告诉了广大读者，说出了知识青年和广大家长的心里话，正在上海修改长篇小说稿的我听说有回沪知青
在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北火车站贴出了标语，我还特意跑去看了，标语的态度十分鲜明：“拥护评论员文章！”几位陪同我一起去看的同学对我说，看来知青问题快要解决了，你也该回上海了。
不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也很清楚，认为其对上山下乡缺乏历史地分析，把上山下乡完全归咎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口径不统一，以后的工作更难做。据《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反映：江苏、福建的同志说，评论员文章同中央精神不一致。上海、云南、山东、黑龙江、吉林等省市的同志说，这篇文章像一个炸弹，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后果是严重的。上海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市委领导打电话，要市知青办做好思想准备，可能要受到上访青年的冲击。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在不断地争论和“拉锯”中逐渐地为全社会的人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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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3/22 18:0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