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元明清书法名家临《兰亭》

元明清书法名家临《兰亭》

　　自唐代以来，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历代书家临习书法的样本，在不同的时期，受不同书学理论和艺术风气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临写风格。特别是元代以后，随着《兰亭序》拓本的广泛流传，加之书坛领袖赵孟頫等人的大力倡导，使得后世书家对《兰亭序》摹本、拓本的收藏、翻刻、临写与研究日趋重视，演绎出元、明、清三代关于《兰亭》题材的丰富多彩的书法创作。
　　从宋代开始，由于帝王的喜爱与临摹，名家的鉴藏与翻刻，特别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将《兰亭序》认定为行书之宗，并通过反复临摹分赐臣子的方式加以宣传倡导，使得《兰亭序》的收藏与摹写渐成风气，相关摹本、拓本广为流传，当时甚至到了士大夫人人藏有《兰亭》帖，家家翻刻《定武》石的局面，这为《兰亭》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元代赵孟頫继承了赵构书宗二王、师法《兰亭》的理念，更将其视作复古晋人书风的切入点，并身体力行多次临写，遂使临写《兰亭》之风大兴。赵孟頫以一代书法宗师的影响力，使以后历代学书法者，皆将王羲之《兰亭序》奉为学书之圭臬，使其在书坛的神圣地位得以确立。
　　纵观元、明、清三代书法名家，几乎都有临写《兰亭序》的作品存世，或见诸有关著录记载之中。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段时期书家临摹、抄写有关《兰亭序》、《兰亭诗》、《兰亭》跋等内容的书法作品近30件（不包括乾隆作品）。这些名家之于《兰亭》，或细心研究，以求临摹毕肖，如元代赵孟頫、俞和临定武《兰亭序》；或因画而书，以成双璧，如明代吴门领袖祝允明（所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文徵明为配《兰亭修禊图》所临《兰亭序》；或精心勾摹，以存其真，如元代陆继善（所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陈邦彦及宫中小臣二格奉乾隆之命双勾填墨《兰亭序》；或不拘形近，以求得神的，如明代董其昌、清乾隆皇帝等临写的《兰亭诗》；或收得名拓，精摹细校，为研究而临写，如冯铨、翁方纲所临《兰亭序》；或寄情晋人风雅，为抒胸臆，率意而抄录《兰亭序》文内容，如明代陈献章、朱耷以自己的书风抄录《兰亭序》。
　　上述这些临写《兰亭》的书法作品，按临写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摹临《兰亭》传奉、抄写《兰亭》文字和以自家风格意临《兰亭》帖。兹举故宫博物院所藏典型书迹介绍如下。赵孟瞓临《兰亭序》卷
　　此卷原在赵孟頫“定武兰亭”十六跋后，之后被人分割，另装在南宋翻刻《兰亭》拓本后面。赵孟頫一生对《兰亭序》极为推重，曾反复临写。此件是其晚年所临，笔法精良，属《兰亭》临本之精品。俞和临《定武禊帖》卷
　　俞和（1307－1382），字子中，号紫芝生，元代著名书法家，隐居杭州而不仕。俞和早年学书于赵孟頫，又遍临晋唐诸帖，颇得赵氏笔法精神，诸体皆能，尤以行草书极似赵孟頫，几可乱真。
　　此帖为俞和临写宋拓定武本《兰亭序》，是他54岁时所临；用笔精准，法度严正，乃精心临摹《兰亭》之作。陈邦彦临《褚摹兰亭》册
　　陈邦彦（1678－1752），字世南，号春晖，清康熙朝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擅长书法，尤工小楷，行、草书出入“二王”，而得董其昌神髓，深受康熙皇帝赏识，为“康熙四家”之一。
　　此册为陈邦彦临褚摹（《兰亭》）并米芾跋两段、米友仁跋一段，所临原件为陈家旧藏褚摹《兰亭序》，早已售出。作者癸未年（1703）时于山左刘方伯家获观此帖，故双钩一本以存纪念。二格勾填《兰亭序》册
　　二格，生卒年不详，乾隆朝内府臣工，精于法书摹刻，曾参与《三希堂法帖》的摹刻。此《兰亭序》为二格奉乾隆之命勾摹而成。其所据底本为元人陆继善勾摹的《兰亭序》。原本传为褚遂良所摹，米芾所藏，后入清乾隆内府。乾隆喜欢褚摹《兰亭》神妙独到，故命内府臣工二格据以勾摹。
　　此册作于乾隆丁卯（1747），二格勾摹，精准传神，深得乾隆赏识。
　　以上为历代书家临摹《兰亭序》之作，多是据所传善本临写，力求在保持原本形貌的基础上，而不失其神韵。陈献章行书《兰亭序》卷
　　陈献章（1428－1500），又名陈白沙，字公甫，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等，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书法家。
　　此卷为陈献章应友人之命，书录《兰亭序》之文，完全以自己的风格作书，而非临摹之作，故笔墨奇古，不拘一格。朱耷行书《临河叙》轴
　　朱耷（1626－1750），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明宗室宁献王朱权后裔，入清曾落发为僧，法名传，一生字、号、别号甚多，晚年号八大山人。朱耷书法宗法晋人，尤钟行草，藏巧于拙，淳朴圆润，自成一格。
　　这幅行书立轴不仅文字内容与传统《兰亭》有出入，书写风格亦完全是自家本色，用笔率性，结字取势奇险，具其晚年典型特征。
　　以上为抄录《兰亭》之作，仅录其文字内容，而完全摆脱摹本、拓本的体貌束缚，属于以展现自家书风为目标的再创作。
　　历代书家以不同的方式临写《兰亭序》，不仅使我们看到他们学书的成长过程，更使我们认识到元代以来学书者在《兰亭》收藏和临摹态度上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收藏《兰亭》与临写《兰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概括而言就是，重视《兰亭》拓本、摹本收藏考证，并收得善本者，对《兰亭》的临摹更看重形似；反之，未收得《兰亭》精摹善拓本者，则在临写时更强调神似，不愿受原帖的束缚。而明末书坛领袖董其昌，虽精于《兰亭》收藏，但由于其临摹观念的变化，强调“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视临摹为一次再创作，超越了赵孟頫以来“形神兼备”的临摹标准，主张在学得原帖的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个人风格的临摹理念，这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时期书法临摹观念的变革。如果说赵孟頫的倡导，促使人们对《兰亭》的态度发生了从收藏者的“摹”到学书者的“临”的转变，那么董其昌的理论，则开启了从学书者对《兰亭》的“临”到创作者的“写”的转变，更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兰亭》内容的书法创作。（本文选自２０１２年第１期《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