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临习《右军书锺繇千字文》

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卷，是一件传世有名的墨迹，为历代收藏家所宝重。原帖纸本，凡八接，纸质细腻光洁，古色古香，纵 26.3 厘米，横 322 厘米，行书，共 108 行，计 974 字。字大小不一，小者厘米见方，大者倍之。帖前衔款“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帖文开首“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八句，可名逗成韵，其后则辞语杂凑，不能克读，结尾“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其文内容与世传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迥异。

在这卷墨迹上，藏印累累，据此可知其流传情况。卷后纸有“平海军节度使”朱文大方印，《石渠宝笈续编》考订认为是北宋附马都尉李玮的印。李玮（一作炜），字公炤，尚宋仁宗女兖国公主，曾做过建武（一作平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此印浑厚古朴，系宋印无疑，如《石渠宝笈续编》考订确属可靠，那么李玮应是此帖有迹可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便进入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内府，现还保存着宣和旧装的痕迹。前黄绢隔水剩有的“御书”葫芦半印，前隔水骑缝处有双龙圆印、“宣和”连珠印，后隔水上的骑缝压角处有“政和”、“宣和”长方印，及后白宋覃纸中心的“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均是“宣和装”的印记。按“宣和装”形式，在后黄绢隔水与后覃纸上应有“政和”一印，现因残损已失，又原应有宋徽宗月白色绢籤，也已失，现在的金书“晋王羲之临钟繇书”籤题，大约是明人写的。

后隔水上部有一“容斋”瓢印，《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南宋洪迈的印记，恐非是，待考。但此帖从宋徽宗内府流出之后，确经该书未见，故无从查考。以后则先后有明·孙凤《孙氏书画抄》（仅存目）、明末吴其贞《书画记》郑四、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六、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清·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卷一及《江村书画目》卷上、清·安岐《墨缘汇观》卷上、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近代裴景福（伯谦）〈壮陶阁书画录〉等书著录。又曾刻入明·王肯堂的《郁冈斋帖》及清内府《三希堂法帖》中，解放前有正书局曾影印出版。

据此可知《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帖，由来已久，流传有绪，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它是否为王羲之真迹呢？何以其文内容与周兴嗣撰《千字文》迥异？

自宋、元以来，一直认为此帖是王羲之真迹，但也不是没有人提出怀疑，所以王肯堂在刻入《郁冈斋帖》时，针对在周兴嗣之前不应有“千字文”这一观点加按语说：“观此帖者，大有宋版大明律之疑。”但是他却也为之辨解说：“不知阁帖之首，已有章草千文，虽未必是汉章帝书，亦可证千文不始于梁人矣。米元章书家申韩，岂妄许可者，亦称此帖毛力圆熟，定为右军书，临池之工，得不矜重奉为模范耶？”徐邦达先生考订认为，所谓汉章帝章草千文，实系后世伪造，米芾所见的王羲之千字文，大概是集王羲之的字，王肯堂的辩解是以伪证伪，误之又误的。

首先定此帖是唐人所书的，是明末清初人吴其贞，他在《书画记》中说：“予初展卷，见其纸墨模糊，气色暗黑，疑伪造，及细阅数行，见纸露本色，精神迥出，抑且古香袭鼻，方信真为旧物，但未必右军耳，为唐人奚疑。”此论较为接近真实。然而，高士奇在《江村书画目》中云：“神品，不可多得，”当然相信它是真迹，才以重价购之。安岐《墨缘汇观》认为“其文不克读，盖初未编次，逮后梁武始命周兴嗣次韵耳。米海岳《宝章待访录》曾经记载。”他是相信了王肯堂的话。清代乾隆在帖后跋语中对此帖亦有所鉴定，他说： “此卷托名钟、王，故掇易其辞句，以别于周兴嗣，盖好事者为之。其用笔结体，绰有内史矩矱，向以为的系真迹，谛观之，南宋人藏，帖末有贾似道“秋壑图书”大方印，又帖中有“封”字印为证。 一些著录书认为此帖曾经进入金内府，其根据是卷中有“明昌御览”、“明昌宝玩”、“群玉中秘”等金内府印记。但是，北宋灭亡后，金与南宋相隔绝，入金内府的书画，不大可能流到南宋来。经徐邦达、启功等专家鉴定，认为金内府印均伪。卷后又有“端本”朱文大印一方，《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元朝内府“端本堂”的印玺，证明此帖曾入元内府。但元代张宴亦有“端本堂”，前黄绢隔水上有“张氏珍玩”白文方印。“端本”一印，究属元内府，还是他人，需要再考。《石渠宝笈续编》认为“张氏珍玩”一印是张霆发的，不知何据？可信为元人印记的是“欧阳玄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元延祐中登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入明朝以后，此帖先后为晋王朱 棡 （有印记五方）、杨士奇（有印记三方）所有，后来便归大收藏家项元汴（字京）收藏，卷中他的印记最多，计有 22 方，并有“荷”字编号。到清代为高士奇所得，他在后纸题跋中说：“晋王右军临钟太傅千字真迹至宝。康熙丁卯（ 1687 年）秋日购泰兴季氏价八百两。”高氏之后归吴俊、安岐，然而很快又落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卷中有乾隆内府印记十方，乾隆题跋三处。乾隆传给嘉庆，有“嘉庆御览之宝”椭圆印一方。后不知何种原因，此帖流出了清宫，较早有杨宜治的收藏印，后归裴伯谦。裴氏跋云：“光绪壬寅（ 1902 年，原误笔作辛丑）八月归裴氏壮陶阁，值已过季氏一倍矣。”裴氏之后有宋伯鲁、冯恕（公度）、黄君直、廉南湖和吴此英夫妇等观款、印记，或为他们收藏，或经他们过眼。今归故宫博物院。此卷收藏印记，始自北宋，中历南宋、元、明、清诸朝，直至现代，藏印多达一百五、六十方，蔚为大观，可谓是一部历朝收藏家鉴藏的印录，由此可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此卷在流传过程中，亦屡见于著录。最早是《宣和书谱》王羲之“行书”目中，列有“书魏钟繇千文”，对照宣和印玺，应该指的就是此卷。按此卷曾为贾似道收藏，疑《悦生古迹记》应有记载，但 实双钩本也，然鉴藏印识，历历可数，卷首有瘦金题籤，即双钩，亦当出唐宋高手，断为下一等不爽耳。” 弘历对此帖真伪的鉴定是略具只眼的，但当裴景福以倍于高士奇的重价购得此帖之后，却推翻了乾隆的定案。《壮陶阁书画录》中说：“右军传世墨迹，或十余字，或数十字而止，此卷多至千余言，而玺印完美，尤为晋唐各名卷所无，凡北宋以来，秘府天章，文人秘笈，鉴赏印记备见于此，至于书法精妙，绝非唐人所能，而中多古体，人不尽识，如读岣嵝碑，固宜领袖墨池，冠绝宇内。”他太泥古了，以至于把前人正确的意见也否定了。欧阳辅在《集古示真》中再辨其伪，却又漏洞百出，十分无力。他说：“题为王右军临钟繇书，与梁周兴嗣编文词迥异，惟末二句相同，其真迹元世藏鲜于奉常家，明初始有刊本，后郁冈斋又刻之，三希堂帖中亦有此文，殆从真迹摹刻。按此文为唐初赵模集王右军书所成，以继周兴嗣之作，明初尚见于宋金华集，不知何人改题为王临钟书，郁冈斋与三希堂据以入石，沿误至今，莫知为赵模所集。夫汉魏时安有千字文之目哉，托之于钟，适见其陋。”考宋濂《宋学士文集》郑第十五有“题在唐有能书名，尝与韩政、诸葛贞、冯承素等奉敕临摹兰亭，逮今犹有存者，予于秘府颇见之，最喜其善用笔，而正锋恒在画中，所以度越诸人也欤此本系鲜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宝也。”很明显，宋濂所说的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不是这一卷《王羲之钟繇千字文》，欧阳辅把它们混而为一了。此卷的历代收藏印中，也无鲜于枢的收藏印记，另外，此卷前衔款三行十八字，与帖本文“二仪日月”是一手所书，在同一张纸上，并非后人“改题”。至于赵模所集的王书《千字文》的内容，是否与此卷相同，宋濂的文集中未曾提到，而据徐邦达先生云，他曾见到过一古摹本，首句为“天地玄黄”，那就更证明此卷非赵模所书了。欧阳辅仅根据刻本而下此错误判断，是没有看到过原迹之故。

为了对这一名迹有一个准确的鉴定意见， 1981 年，故宫博物院曾邀请启功先生，及本院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及有关人员，进行联合鉴定，经对原迹仔细观察，一致认为是唐、宋间人所作，其字有的是双钩填墨，有的是临写。或从传世为王羲之的墨迹及临摹本如《兰亭序》等中采摘，或从陈僧智永的《千字文》中摘采，有的则是自造。徐邦达先生说，王羲之祖父名正，父亲名旷，所以在他的书牍中曾以“初月”代替正月，正是避家讳所致，而此帖中“正”、“政”、“旷”字，均未讳改。这不但有力地证明，此帖不但不是王羲之书，而且还证明，也不是都集的王羲之书。至此，关于此帖的真伪可以下一结论了。而且它的内容，为何与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不一致，那不过是作者弄的狡狯罢了。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虽然经最后鉴定并非真品，但它的文物历史价值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此帖不能保存至今，那么王羲之是否临写过钟繇的《千字文》，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那对我们今天研究这位书圣，更是增添了一层迷雾。另外，尽管此帖有双钩、临写的痕迹，因而行气不贯，笔法欠缺自然，但就单个字体本身而言，它还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否则就不会使那么多赏鉴家深信为王羲之真迹不疑。对它艺术水平的评论，如果说卞永誉说它“浑圆遒劲，笔力雄伟”，有着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吴其贞说它“书法藻丽，结体茂密”，乾隆说它“笔意精到，而结构特为谨严”，则是在否定其为真迹之后下的评语。大体此帖在用笔结体上，严守矩矱而不逾于法，雍容大度而无小家气，那是不错的，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或初学书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藉鉴作用。

原载《中国书法》总第 2 期， 1983 年 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