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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连15元买票的钱都没有

可爱可怜的刘平平2009年12月3日逝世

从1956年到1962年，我和刘平平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小学时的平平朴实大方，热情宽容，憨厚懂事。她的穿着打扮和班上不少女生比起来都格外朴素不起眼，只偶尔有特殊活动时，才见穿她一套咖啡色并带有白罩裙的苏联小学生制服，非常新奇而好看。

平平小时候喜欢思考,有时说话像个小大人。记得有两次她问关老师问题时竟然说：“我有个想法,但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老师说，“你说吧。”她才肯说出来。我想她一定是听妈妈这样和爸爸说话，就学来了。

平平的父母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住校，过着和大家一样的艰苦生活。每周一她坐儿童车返校，都只带回一些炒黄豆。困难时期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一天中饭后,平平高兴地走进教室说：“我妈妈待会儿来看我和大家！”果然，不久后王光美阿姨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坐在教室后面关切地询问同学们能不能吃饱，平平功课好不好。我由于不好意思，就“缩”在前排悄悄地望着她妈妈。

也是住校午休时，平平和几个女生在宿舍玩起了装扮不同角色的游戏，误了上课时间。关老师见她走进教室后，立刻一板脸，当众严厉呵斥。尽管父亲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与毛主席并列，但此时平平的头却始终没有抬起来，嗫嚅着低声认了错。

1962年小学毕业，告别了彩虹般的童年，我的心情好像一下子冷落了。在中学里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刘胡兰和白雪公主再也不能和平共处了”！我对新集体从未有过“第二个家”的感觉，而对启蒙老师和小学母校的眷恋使得我们一些同学每年都去看望关老师，但我们没有碰到过平平。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时,我们中学和其他中学一起聚集在故宫筒子河以北，摇旗呐喊了三天整。看着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型漫画，一只只大铁拳或是一双双大皮靴把面孔扭曲的刘、邓、陶抓在手心儿，踩在脚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亭亭那么小，听说还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挨批判，平平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直到1972年，我因患心肌炎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和部分同学、老师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聚会，才又见到了平平，那时她刚刚坐完四年牢。我们都从小毛孩儿进入了青年时代，尽管平平浓眉大眼纯朴的美没有变，但令我吃惊的是她脸庞消瘦，头发几乎掉了一大半，连小辫子都不能梳了，只能在两边松散地各打一个结，显然是精神上受了重大刺激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用问了。我想起了一首“可教子女”被“四人帮”关押时的囚歌《七十五天》：

离别了挚友，

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望了又望，

眼前只有一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一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永远也别把我忘。

这就是朋友唯一的期望，

继续把歌儿唱！

后来才听说平平在年满18岁之前被关在少管所，18岁以后被江青无理指控“企图将其父刘少奇劫往苏联”，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里，她住的是无窗单间小黑屋，没有书报杂志，而且常常是半年没有一个人和她讲话。所以她就盼着提审,好能见到人并说句话。刚进“一监”的几天，她常听到走廊里有熟悉的脚步声，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倒尿盆。尽管看不见，但听到老人回应看监人催促的声音后，她知道老人果然是自己的外婆董洁如。她不敢喊外婆，因为怕他们把外婆迁到离自己更远的牢房去。后来，这蹒跚的脚步声也在平平的牢房外消失了。这位获有高等女子师范大学学位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优秀的幼儿教育家，就这样孤独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自从颐和园一聚,后来的几年大家时常来往。我们在一起聊天、摄影、学缝纫、学英语……平平学什么都快，有一天她骑车来我家，身上穿的是她自裁自做的一件乳白色细条绒布西服上衣，加上她身材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别提显得多时髦了。我们一起骑车去北京展览馆参观意大利和瑞典工业展览会时，她穿着另一套自己缝制的布衣服，和老外不停地用英语交谈，使我大为诧异。

当时我已有了男朋友。看着平平气度高雅，人又漂亮，可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张罗着帮她介绍了一个不仅长得帅气，而且多才多艺、很有头脑的朋友，是一位大作家的儿子。尽管他们互相很有好感，特别是平平，可还是没成——男方对女方的家庭背景十分敏感，不敢背这个中国最大的“家庭包袱”,让我觉得十分可惜。直到80年代出国前，平平都30多岁了，却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若不是“文革”,她的身边肯定有的是男士大献殷勤，哪儿会有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呢?

197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约10点多钟了，我在楼下煎中药，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平平。我心里很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晚来，而且外面还刮着风。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今天晚上要坐夜车赶回山东军马场，但没有买火车票的15元钱，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我赶紧到楼上向父亲要了50元钱，父亲说不让平平还了。平平不肯多拿，我死说活说，她才最后收下，然后就背着行李猫着个腰在黑暗中告别而去。半夜我醒来，估计她正蜷曲在咣咣当当的火车硬座上，不禁想起一首上山下乡知青编的《告别之歌》：

条条锁链锁住我，

锁不住唱给你心里的歌，

歌儿有欣又有悔,

伴随你和车轮飞，车轮飞。

生活好像，逆水来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热似火，

好兄弟啊你可记得，可记得？

杯中滴酒盘中梅，

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掉泪，

泪珠儿飞湿衣衫，

相逢唯恨相见难，相见难。

昨日才相聚，今日又分手，

灵魂离身跟你走，

跟你走，不分离，

好姐妹啊你可愿意，可愿意？

我和父亲为了堂堂国家主席的女儿连15元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感慨了很久。记得我还让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父亲想办法给平平开一张“疾病证明”，好让她早点从军马场回来，但父亲哪儿敢呀！

“文革”中，虽然平平和弟弟妹妹们互相极其关爱，可我知道她一个人远在异乡，没有同学伙伴，内心是极其孤独的。正因如此，便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她告诉我，在军马场白天一天劳动下来，熄灯后她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因为这样查房的人不大容易发现。假期回到北京，她每天也要花些时间来看书，思考问题。那时候，刘、邓、陶还都是“死老虎”，一点儿翻案的消息都没有。然而有一天她对我和父亲说：“我爸爸的问题10年之内肯定能翻案……”她此话之后只用了5年，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冤假错案就翻过来了！当我1979年去南池子招待所看望她被囚禁达12年之久、体弱多病的母亲时，我既佩服平平的远见卓识，又感叹她母亲的坚强不屈——一生中最宝贵、最能出成绩的年华——46岁到58岁——她是在监牢中一天一天度过的。“这段历史，”平平母亲说：“我们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了！”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洪流，平平终于结束了多年只身远在军马场的生活，调到了食品研究所。我毕业后在北工大。偶尔见面闲聊，平平告诉我，她对祖国的食品研究很有兴趣。她还每天用英语和几个同事对话，并且准备出国留学。不久我们先后到了美国，我单身带着孩子，又打工又上学，孩子又爱生病，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当我听说平平终于有了伴侣，生了孩子时，心里别提多替她高兴了。

令我自叹不如的是，我家在“文革”中没受冲击，但在祖国建设最需要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留在美国的相对安逸、舒适的生活。“为两国交流做贡献”的大多数留美中国学者，说白了，很大程度上都是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准，或个人的成名成家。所以现在当一些“海外学者”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指指点点，甚至骂骂咧咧时，我并不以为然，当然不排除他们很多人是智者爱国者。而平平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了曾使她深受伤害的家乡，倾心竭力地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并且担任了原单位的所长，后来又升任外贸部科技司司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她两次谢绝了单位分房，和母亲、儿子住在复兴门外80年代的两套单元房里，常常忙到深夜。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1992年我到美国东部任教，听一个同学说起早些年去纽约看望平平的事情。她那时还没有毕业，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地下室里。让同学感到好奇的是，她家地板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线团儿。见到老同学，她高兴极了，又买菜，又做饭，忙活了半天。饭后聊天时她手上不停地织着毛衣，一问才知道，是给毛衣店老板打工用来维持生活的。美国妇女一般不会织毛衣,所以手织毛衣在美国卖的价格比较高，但店老板只给平平35美元一件的极低报酬。她在读书之余，除教中文外，还要不停地织才能赚到一点儿钱。

到美国后，平平不靠父母的名气，隐姓埋名，给自己起名叫“王晴”。直到她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导师才从报道中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并为之深受感动。

好好的一个平平，健康、漂亮、开朗、博学多才，但由于长时期的精神刺激和过多的学习工作压力，使她患病后一直昏睡着。每当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无限难过。

这位共和国的“公主”，1998年在商务司午睡时患脑溢血还清醒的状态下，由于家人不懂医而没有及时送天坛医院做开颅手术，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