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交出我的作业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年75岁的薛暮桥带吴凯泰、余学本去杭州，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想的是要总结28年的经验教训，清理“左”的错误。可实际写起来，发现很困难，越写问题越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少。

    1979 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 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 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 《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 “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

    “能 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 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 “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

    1979 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中国机场愿出10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只 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他还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这 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1979年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接着， 《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 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家住王府井红霞公寓的薛暮桥，每天早上去天 安门散步、打太极拳。看到 有个体户在那儿照相，他很高兴。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那位个体户激动地说：“噢，是您啊？就是您说我们可以 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 ”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好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1980年中央提出 “劳动部门介绍就业、 自愿 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了解决。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 解决。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薛暮桥把一个具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除了使知青成为受益者之外，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 步。

    （葛申申摘自10月20日《扬子晚报》作者柳红）

 

链接：

 

薛暮桥：从计划经济的领导者到市场经济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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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市场经济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645  更新时间：2006-5-18 17:32:50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全会要求，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 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１９７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把改革放在重 要位置上。

　　但是，按照什么方向和原则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 革？当时的认识并不一致。于是，从上到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１９７９年４月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数同志的提法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与此同时，１９７９年４月在江苏无 锡市召开的有三百多名学者参与的全国性大型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有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 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还有的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市场经济。”这些见解 虽然当时未被多数人接受，但可以肯定，它对打破计划经济一统的坚冰，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理论界在讨论，邓小平同志也在思考。１９７９ 年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曾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 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语惊四座，不仅客 人感到新鲜，连中国经济学界也是闻所未闻的。他第一次把市场引入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内部，使市场成为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种崭新的理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这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