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我和那位亲戚谈到张XX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那一次我们也谈到“走后门”。我记得他微笑着说：“前门不开大家只好走后门了”。但他在文革中一直没办法把他在海南插队的儿子（我的堂哥）调回广州，那时已发展成“有权能使鬼推磨”了。当时他是到北京访友，我是到三线探亲路过北京，就被他抓了个公差到北京东四国家报刊档案馆替他去查58年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记得是否找到了他写的文章，但是翻遍了58年的人民日报可是开了眼，大跃进中的报刊和文革时代真的不一样，所以印象深刻！58年俺还在幼儿园呢。下面这篇文章就是老人家为其写了编者按的那篇名文：

张XX（《人民日报》 1958 年 10 月 13 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 " 供给制 " 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给制 " ，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给制 " ，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 " 物质利益 " 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 " 法兰西内战 " 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 "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 " 见物不见人 " 、 " 见钱不见人 " 、 " 钱能通神 " 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 "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 " 已经过时的 ' 幼稚行为 '" 。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 " 游击作风 " 、 " 农村习气 " 、是 " 已经过时 " 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 供给制 " 、对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 " 笑林广记 " ，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 " 最高 " 。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 " 高等华人 " 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 " 和赵太爷是本家 " ，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 "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 " 礼 " ？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 " 长 " ，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 " 三风 " 、 " 五气 " 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XX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 " 解放 " 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附：毛泽东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１〕（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冷西同志：
信〔２〕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３〕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　泽　东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张XX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XX，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２〕　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３）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于无声处观世界，

于无声处爱祖国，

于无声处求科学，

于无声处探真理，

于无声处看自己，

于无声处听春雷。

记得“四人帮”刚倒不久，我曾遇到一位与艾思奇同期成为我党首批理论家的老哲学家，他当时很平静地告诉我：咱中国建国的那一套叫“军事共产主义”，是很难在正常条件下维续的。当时我心中一惊，后来反复琢磨了很长时间，学了很多东西，才慢慢感觉到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

追踪老人家的“五七蓝图”和我们的上山下乡可以看到58年他的一系列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想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计划。大跃进的失败让他清醒了一些，开始讲“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和“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否则在中国的大地上将会出现城市人民公社，不拿工资的各级领导部门，总之全国要恢复实行战时供给制。但是到了66年，老人家又要强行推动战时共产主义了，他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把我们和一大批城市居民送下乡，然而他又失败了，他遭遇到“走后门”的“法权”反弹，连他自己也被卷入其中，用他的话说：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儒家大同理想在春秋时代遭遇小康的阻击，我们好象可以看到那个“法权”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那个传说中的古代“原始共产主义”里就没有“法权”吗？古代的人不走“后门”吗？还是先引述一下老人家在58年评论法权”的讲话。

以下为转摘老人家讲话：

在人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酥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

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

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下面两段领袖的讲话很让人回味无穷:

毛语录

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周语录

已下去的知识青年“选一部分回来会有影响，就有危险性，你选这个那个就有意见。北京有这样的问题，厂子收了几个，贫下中农很有意见。首先是干部子弟钻进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旧的习惯势力不好改，在干部中间影响是很深的，总是愿意自己的孩子留在城里。

这两段话都提到"近水楼台",隐指的通往楼台的就是"法权"了吧? 再细品一下会发现通过楼台就能"如鱼得水",再再深品就会发现人人都想得水.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水错了还是楼台错了? 不会是鱼错了吧?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楼台才能得到水呢? 广开门路不行吗? 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就象是在找水,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被"计划"的一代.那个年代的特点是要消灭个人主义,一切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我是党的一块砖, 天南海北任党搬"就是那时的写照.大跃进，大食堂，除四害，干部下放，工人返乡，大建三线，知青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国家计划毫无疑问有其高速发展的优势,但付出的代价是个人利益的牺牲.对于军人来说,服从与牺牲是天经地义的,靠的是英雄主义.而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个人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天经地义的,总不能不管自家门前雪,先扫他人瓦上霜吧? 就说军人吧,在美国当兵就象交易,当兵回来可免费上大学.文革时代在中国当兵是最佳出路,入党,提干,回城.这样说来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犬牙交错"的了.问题就在于这个内幕只能意会不能言谈,上大学就更别说了,一步跨过三大差别登上云端. 不过"天算不如人算",老人家让你上大学"社来社去",因此有的知青宁可不上学而等着招工. 不过后面还要过周恩来的一道门坎,前面提到了他反对在城市征兵,他还反对下乡两年招工回城,他主张让农青进城当工人和让知青下乡才叫城乡交流.

毛周是存心和我们过不去吗? 当然不是!他们二位被称为党内少有的真正共产主义者.不过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想如鱼得水,但按计化我们这一代要当开路先锋,要象泥鳅一样滚一身泥巴才能找到水.问题又来了,偏偏要有近水楼台!在建国初老人家曾为柳直旬烈士的遗孀李淑一走过后门让他进文史馆,但被馆内儒气十足的老学究拒绝,那时老人家也没脾气,只好送些钱给李"聊补少米之炊".但到了文革他再开后门送人上清华就没人敢拒绝了,按他自己说他也有资产阶级法权, 不过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周恩来在文革中是严于律己不给亲属开后门的典范,但这不等于他没坐在楼台里.在一些特别情况下,周也开后门.如知青作家老鬼当年在兵团和人打架得罪领导被劳改, 他母亲杨沫就求助于周恩来.众所周知周恩来和作家艺术家有广泛的交情,文革中他不知帮了多少人避难. 当时他帮了杨沫,通过内蒙自治区军管领导把老鬼调到大同当工人,虽说没回京城(杨沫大概也怕老鬼回京再出事),但对于广大兵团知青来说也算是回城的梦想了.

说到底, 三大差别怎样才能消灭呢? 我们这一代所付出的青春已换来了不同的回答.正是有了不同,社会才更开放,在我们后面一代人才有了更多的个人选择和实现自我期许的机会. 我们从"泥鳅"变为"垫脚石",最终会变为民族历史上一群重要的"化石",希望未来的考古学家能发现我的这篇作业. 历史安排了每一代人特定的角色,我们演的如何只有天知道!

在写结语前先插播一段我在别的知青网最新跟帖：

网中人搜来的资料和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批复姚文元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过程极为相似。都是先由姚文元找来资料后上交毛泽东审批后在全国发表“动员令”。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九三零批复（五七干校）和一二一九批复（上山下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姚自主的选来有关报道交给毛过目，毛看后写了评语并说“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在碰头会讨论决定后姚再把毛的批示写进编者按后再交给毛做最后审定。姚在编者按中加了一句毛批语中没有的“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毛阅后批复“可用”。但是根据网中人搜来的一二一九批复就可看到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毛泽东已经在看到姚文元上送的《甘肃日报》资料前就已经说过“来一个动员”的最新指示了。这也就是说碰头会已开过， “一刀切”上山下乡的决定已做出，“要说服”的那段话可能也在最新指示中，当然“最新”中也可能引用了过去说过的话或意向。换言之，决定做出后责成姚去找典型，这一次与九三零批示不同，姚是被动的。所以姚说“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尔后，毛留下了“可发”二字的手稿。不用再交碰头会讨论了。还有一点应注意，姚不去挑选已下乡的曲折等红卫兵做典型而是找来一位会宁老大妈可能有“一石两鸟”的目的，即学生上山，市民下乡。。。。。。

下面比较两个动员出炉过程的异同：

（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298篇全文如下——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１〕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２〕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６１６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第299篇全文如下——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１〕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二）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月）

　　姚文元〔１〕同志：

　　此件〔２〕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二

　　可用。〔３〕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２〕　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载于《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

　　〔３〕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稿上。按语稿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 ‘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百度资料：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以下为我发表过的旧帖：

以柳河干校成为全国典型为例,老人家"1968年9月30日看到这篇文章后，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并让他向碰头会传达. 接下来我们可以想到碰头会全部通过, 这一次老人家是先画过圈了. 再接下来是姚去草拟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然后报请毛最后批准. 老人家原话中没有"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这句话啊,是姚伪造的吗? 老人家原话中没有这句话,但他看过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后说了"可用".这就行了.

68-9-30指示和因此而掀起的五七干校热潮同68-12-21指示是否有可能异曲同工? 老人家看了姚文元送来的甘肃日报上会宁老大娘的"事迹",是否有可能再看看放在案头的5月国务院对三市一省知青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然后给姚文元和周恩来各写一封信让他们在"碰头会"上讨论? 接下来是否姚又故技重演把老人家在不同时间说过的两段话接在一起后报请老人家过目? 说姚伪造12-21讲话大概是知情者对此的解读, 但是老人家看过人民日报为会宁老大妈到郊区落户所写的编者按后如不说"可用"谁敢发表?

说到底, 对掀起五七干校热潮的9-30批示都做了如此详细的解密, 对12-21指示为何就语焉不详守口如瓶? 12-21指示发表前"碰头会"开过没有? 各方面派系都是何种态度? 如开过"碰头会"那么记录在哪? 这些才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当时看到后也是很费了一番琢磨。这东西作为上层建筑，绝对有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改变这种基础，想灭了它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明明就是这些基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

任重而道远啊!

接昨天话题：

“文稿”中下面这段话有点意思，老人家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甘肃日报》时删去了“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而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了“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这一删一改可是很有点名堂了！

《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首先我们看到老人家把“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这个文革中叫的最响的上山下乡的定义删掉了，这可真是令人浮想连篇了。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这个改动有两种可能：

一：姚文元请示老人家是否能保留那句上山下乡的标准定义，姚可能会提出把“消灭城乡差别”改为“缩小城乡差别”而获得老人家同意，当然也可能是老人家在接到姚的请求后自己改动的。

二：姚文元没有征得老人家同意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上述改动后发表了。

不论如何，这一删一改都透露出文革中“一刀切”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发起时就好似有难言之隐。仔细推敲一下就可看出上山下乡消灭城乡差别这句话说不通，知青下乡只是改变了他们城市人与农民的身份差别，与消灭城乡差别没关系。换言之，消灭城乡差别只有两条路，要么把城市变为农村，要么把农村变为城市。如果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把农村变为城市的重任就要另当别论，不过从文革前中央所定的十五年上山下乡规划草案中邓小平提出的“插队为主”和每个生产队安排两名知青的建议来看好象不是要知青去把农村变为城市而是要安排就业。反之，城市也不会因再多的知青下乡就变为农村。我个人理解老人家对此心中已有数，只是不能说出来。文革“一刀切”上山下乡后他对我们再没有了“最新指示”，他只是对李庆霖抱怨“走后门”和知青生活困苦说了一句“此类事全国甚多”，接下去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上山下乡的批示是因陕西农青告知青招工回城的状，那个批示是让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性解决”知青问题。直到今天人们也猜不透老人家所说的“一次性解决”到底要解决什么？如不是“一次性”举行再教育毕业典礼后大回城，那就是要“一次性”的给予补助？真搞不懂！

那么上山下乡“缩小城乡差别”说的通吗？我们下去后村里人学着涮牙和学穿“的确良”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偷偷的学着女知青的城里人生活习惯，还有知青当起了民办教师，这些都算“缩小”吧？同时知青与城里留下的人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了。。。。。。

以下为引用内容:
以下是引用茅山派在2011-2-27 16:53:00的发言：

＂说到底, 三大差别怎样才能消灭呢? 我们这一代所付出的青春已换来了不同的回答.正是有了不同,社会才更开放,在我们后
面一代人才有了更多的个人选择和实现自我期许的机会. 我们
从"泥鳅"变为"垫脚石",最终会变为民族历史上一群重要的"化
石",希望未来的考古学家能发现我的这篇作业. 历史安排了每
一代人特定的角色,我们演的如何只有天知道!＂　　　（无声）

:    有時候覺得＂无声＂思維很超前，但有時候又覺得似乎有些觀念上的"因循守舊"。
      我們基本上不會成為重要的＂化石＂，只會是＂塵土＂。我們都只是扮演＂蟻民＂角色,我們都要死去.誰會去理會＂化石＂，＂作業＂，＂角色＂，＂我們演得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
     就個人而言,生命會完結;就人類而言,都有消失之日,說千道萬都是沒有用的.

刚看到茅山派的跟帖，蚁民用的好，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行为和蚁群差不多，区别在于人类多了一个认识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能力，尽管这个能力是很有限的。

本作业是一个从我们这一批人的历史咒符中跳出来的尝试，茅山派是道教重要一支，可惜道教在中国没形成国教。如果还道教于道家，我还是很崇拜道家作为一种古代哲学的神奇魅力。老庄等先哲曾经把天，地，人联系在一起“看透了”一切，不过躲进深山老林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行不是在我们这般“俗人”中能普世的，但是我们还是能从道家的学说中得到启迪的。

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茅山，有的轻于塵土。但最后都要分解回归为基本粒子。这个神奇的宇宙让一堆粒子组成了我们这些有思想的人，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让智能生命把“天问”代代相传下去。现代科学最前沿的追求就是让人类走出太阳系，当太阳系寿终正寝时，未来的人类有可能在外太空某处新家园的课堂中上地球历史课时提到上山下乡的。

主题：交出我的作业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