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擂台

很长一段时间在论坛上，见说毛不好的比比皆是，说邓不好的还真 不多见。对毛的定论是三七开，对邓的评价今后真不知是几几开？毛并非圣人，邓也不是完人，毛的路线有问题，被邓扭转了，但现在综合的评定，邓在扭转之后的 路线也并非十全十美，出现的：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道德滑坡、……这些现象就是一种表现。

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线？科学发展观已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基本模式， 相信极左极右都不会有市场，而代表人民的意愿，以人民为重，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让国家强盛的行动和路线会最有市场。而十八大的即将召开，寄所制定的 路线一定会是这样一条，尊重民意，看重民生，同时讲民主的路线。

和丹柯认识有几年了，在那段时间还有云岩河，共同等老朋友，记得过去我们的观点相近在一起互动愉快，在知青异地退休的问题上大家也曾要写提案要上访， 因此还引起过争论。后来的事实说明中国的事不得不用好事多磨来形容。现在知青异地退休的问题初见曙光，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也很不高兴。此话怎讲？ 原来上周我与家里通电话听我哥哥说我老母亲的病经专科医生建议应住院用特殊仪器进一步检查，那种仪器只有北京医大等少数几个医院有，但她的医疗定点医院是两所小医院三线不能报销说是要变换医院就要请示省社保中心。我母亲离休前的最后单位是某部下属的三线基地，她虽早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和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的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一起被容许回到北京，但是档案关系就是不能转回来，这批人回来的前提条件是离退休而且档案关系不能转回原所在部委。再后来这批人的医疗社保等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和现在异地退休的老知青一模一样。后来这批人也要求解决这类问题，但原部委当时的领导（文革新人）把这批人的关系推到北京海淀老干部局。后来我母亲的挡案在“交接”时被“遗失”，变成了黑户，最后只能由三线接着管他们，这件事我母亲竟然对我们隐瞒了几十年，直到去年她才对我们说起她档案“丢失”了。得知此事后我们几个孩子都埋怨她为何不讲？谁知不讲的事还很多！还好三线还承认她参加过抗战颁发给她国家定制的抗战证书和证章，但是有多少没有幸存下来的人成为“无证”烈士和“自绝于人民”的怨魂？人民啊，谁是人民？自从井冈山打“AB团”和苏区肃反就怨魂不绝，张国涛杀的一位军长临终前高喊：谁是反革命？ 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当红军“，最后这位军长被烈马拖死。

看了丹柯的帖子勾起了无限感慨，让我想到了静春。我母亲一直对我们说他们是幸存者，她是战争年代和文革中的双料幸存者。是啊！我的很多同学文革中随父母到干校去了（当时的政策是等同于上山下乡），但我坚决不去，太压抑了，当时只是觉得父母有严重问题，例如我外祖父参加过国民党还是内定右派， 我就是想远离他们。还有我哥哥也因反对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我在文革中也被关进“牛棚”，当时的我就想打仗立功。当时我哥哥在南京的大学成为反革命（严重案件，共有数例）上报省革委会被许世友改批为“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遣返原籍，他看到中苏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证明他不反革命就要求去兵团参战被拒，因此他就鼓动我去，我背负着“留校查看”的处分当然也要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了，因此就拒绝了专门赶回北京要接我去干校（已获工宣队批准）的母亲抱着打仗以死明志的决心去兵团。而我去干校的一个同学的父亲（老八路）后来在被分到三线后因无尽的审查而自尽，类似的事不仅一例，那些同学很多到现在还在中原某地的大山里陪伴父母的灵魂。不要说我知道的，就说两弹原勋邓稼先要不是杨振宁访华也差点被整死，谁让他是留学美国了呢？ 他手下的科技人员就被造反派打死了好几个，这是邓夫人回忆录里说的。当初我家回北京后住在一所文革中外迁的大学里，所有教室被打成隔段住进文革中下放的“黑九类”等待甄别，家家户户共同使用大厨房大厕所，最有问题的住在原教学楼邻大街的一侧，白天黑夜吵闹不堪，当时改革初起卖茶叶蛋的正是最火的时候，造原子弹的还抬不起头。我家邻居是一位前总工成天沉默寡言。直到前两年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该部委在为新中国解决能源危机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贡献时才知道这位总工和他领导的团队为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原子弹。当时的我掩卷长叹，这些人都在为什么人而忍辱负重？ 而“为什么人的问题才是最根本问题”这个伪命题中就不包括这些“黑九类”？老人家说老九不能走，但他没说老九应该站在哪里？ 马克思说了，共产主义要以一切人的自由解放为前提。

革命就是要重新分出新的社会政治阶级地位然后阶级斗争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一直讲到共产主义？那谁是应被专政的阶级？只有工农才是对别人专政的阶级？为工农服务的的问题才是最根本问题？为工农服务等于为人民服务吗？人民这个概念就只包括工农吗？文革前周恩来和陆定一之间有场辩论，知识分子到底算不算无产阶级，最后官司打到老人家那里，当时没做结论，不久后的文革一切都结论了。

感慨之余说的有点多了，从丹柯的两段发言可看出他和静春的观点相近，不是那种或完全肯定或彻底否定的极端观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和一切革命一样又需要新的革命来解决旧的革命所造成的新问题，所有的革命派都有极大可能会在新的形势下变为守旧派，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推陈出新的规律。

谢谢丹柯的精辟发言！

最后忘了补充，前两年才从上海几所大学联合出版的一本历史文集中看到我外祖父1950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他是在德国留学时和朱德，邓演达，章伯均等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集体参加重组的国民党，这批人中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对此算了却了一桩家史遗案和放下了历史包袱。

后来我外祖父和朱德，邓演达，章伯均等人回国参加北伐从广州打到武汉，国共分裂后他脱离了北伐军流亡回乡，虽然他没上井冈山但一生支持共产党，解放初应召进京在某部任职直到内定右派后退休回老家。我1976年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了他画的一张国画“重上井冈山”。

附上我家前年刚发现的我外祖父旧作片断，他曾是我家的阴影，文革中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黑夜我曾受母命在抄家之前把一批“历史罪证”或烧毁或沉湖，记得那些在德国和北伐军的老照片在当时如被抄出真不得了，去年我去郭沫若旧居找当年北伐老照片，因我外祖父曾说起过北伐到武汉时曾和郭老一起在黄鹤楼饮酒对诗，但郭老之女说她家也仅存一张北伐老照片放在展厅中，在那十几人中只标出郭老和李富春，历史被抹去了。。。。。

附文：

是年秋（1923年），我因要到柏林大学医学院实习，同郑先生告别，越年，郑先生亦到柏林，与朱玉阶（朱德），邓择生（邓演达）先生会晤。此时正值孙中山先生整顿党务，采纳了联苏，联共与联合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海外设立支部号召新党员，由上述诸先生负责开展工作，我由郑先生介绍认识了朱，邓两先生，共同参加工作，鉴于原来的留德学生会非常腐败，首先加以改组。经过种种困难方始完成。接着又替在德华裔设立夜校加以教育。郑先生策化颇著辛劳。会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群情悲愤，即召开了一个盛大追悼会。当时赴会的有国共各国支部成员，学生与华裔数千余人，到1926年前后，大家次第回国， 先后参加北伐战争。

我随军自粤抵鄂，此时邓择生所部已攻克武汉，负起拱卫武汉三镇的重任，郑先生在政治部襄赞机枢。我奉命接管湖北省立医学专校，旋即改组为中山大学医科。于是大家又聚首一堂，朝夕相见。1927年春，蒋酋叛国宁汉分裂，，旋汪精卫叛逆，“清党”之幕揭开，朱玉阶入赣，邓择生与郑先生返粤，我适患重痢转沪疗治，从此又风流云散，各自东西。蒋酋既窃得政权，“清党”益烈，屠杀不择手段，邓先生不幸竟遭毒手，光荣牺牲，丹心碧血长埋千古。郑先生亦以涉嫌被捕下狱。。。。。。（此后经宋庆龄、冯玉祥作保营救）

文中郑先生名叫郑太朴，见链接：

郑太朴-百度百科

邓演达-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