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回答媒体专访实录：谈8-5事件

记者：当年学生批斗老师是普遍现象吗？

冯敬兰（以下简称冯）：大约是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凸显出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最好的出身，即文革中的“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出身，通称为“黑五类”。文革又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和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我所就读的中学而言，如果老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譬如北京市特级教师），有重大历史问题（当过右派什么的），一定会被归为另类，即在批判校领导时“陪斗”。对于一般老师，譬如班主任，遭到班里学生批斗的并不多。我所在的班就从来没有斗争过教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

记者：当年普通学生对这桩暴行（“8-5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冯：对于大多数学生，恐惧应该是第一反应，但认为是斗“黑帮”的革命行动，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出身好的同学。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狂热、冷漠的反应也有，不然不会造成校长死亡。
记者：当年打死校长的真正凶手同学们都清楚吗？能说出名字来吗？如果不能说，请问他们事后有无忏悔的表现？

冯：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殴打是暴行，折磨同样显示出人性的黑暗。譬如一个学生没有打老师，但是她让一位副校长下跪，举双手做投降状，然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给他拍照。一位校领导谢顶，有人把浸过墨汁的纸糊在他的头顶。让女老师把大花盆搬上楼梯再搬下来。还有，按卞校长的头让她喝涮墩布的脏水。胡校长一直反抗，不承认自己是黑帮，马上就被学生兜头泼一瓶墨汁，她的裙子被撕裂到胯部。这些对老师的侮辱和折磨，同样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卞校长作为一把手，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又遭人诬陷，已是在劫难逃。工作组进校50天，曾组织过一次全校的批斗会，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当场不支，发生呕吐。

顺便说一下工作组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是文革初期取代党委领导的临时权力机构，旨在维持学校正常秩序，把运动纳入有序轨道。师大女附中是团中央派出第一个工作组的中学，直接接受邓小平的指导。他们的思路与反右派运动相同的是，在学生中抓右派（反对基层党组织、反对单位领导）分子，不同的是，在领导中分一二三四类区别对待。

工作组跟着刘邓犯了“路线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受到毛泽东痛斥，悉数撤出大中学校。毛主席号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8-5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是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群体事件”。卞校长不断被学生推搡、殴打、做力所不及的劳动、晕倒后不能及时送医、太阳下被暴晒两三个小时、送往医院不能立即施以抢救，每个环节都对她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

你说，谁是凶手？

记者：您觉得学生打死的老师的悲剧根源是什么？
冯：这个问题太大，也很复杂，根源很多，有政党的、领袖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直接的根源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很大关系，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让人的情感粗糙冷硬。有的依仗出身好变得狂妄、冷酷，有的因为出身坏而变得胆小、软弱，就给了暴行蔓延的机会。

记者：道歉公开后，是否感到压力？考虑到宋彬彬的身份和过往，她面临的各方压力是否更大？
冯：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道歉是心灵的洗涤。我本人文革中不是红卫兵，自己也被伤害，但我作为当时的在校生，校长之死很快被我们抛在脑后，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所以我也表示道歉。那张向校长塑像鞠躬致歉的照片有我。

宋彬彬面临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与2007年实验中学校庆时评她为荣誉校友后，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指控和声讨相比，要好多了。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记者：你和校友们从事“8·5”事件调查有些年头了，选择这个时间点出来道歉，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冯：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当晚，王本忠老校长也应约而至，当场策划，确定时间。随后由刘进等校友电话邀请了二十六七位老师。本以为能来七八位就不错了，没想到基本到会了，最年长者89岁。我们还和8-5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能来的都来了，不能与会的也说明了原因。除了刘进宋彬彬率先道歉，三位与会同学也即席发言，对自己曾经伤害过老师同学而深感歉意。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也是女附中学生，她做了非常好的发言，她说，8-5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她还说，母亲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是不是也意在澄清关于二人在八五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流言？

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记者：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
冯：当然，希望她们能够直面自己，公开站出来道歉。毕竟，当时她们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心肠的冷硬、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总是有种种的个人原因，让你成了“那一个”。

记者：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推动了南非种族屠杀的“和解与真相”事业。与你们个人发起的文革道歉相比，你觉得国家层面的推动是否效果更大？
冯：期待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道歉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要走很长的路。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也担当起追问和推动国家、政党、民族反思的责任。
记者：作为过来人，你怎么评价文革？你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掀起的怀恋文革的思潮？

冯：文革是浩劫，是国家的灾难。无论对国家、政党、人民，无论对政治、法制、经济，最重要的破坏是对教育和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后来又缺乏认真反思，遗忘和无知，也是怀恋文革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