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吴迪（启之）（北京四中 67 届初中）

                        （一）

   失序、无政府、没人管只是为“八五事件”创造了外部条件，如果没有学生的施暴心，“八五事件”也不能变成现实。理解“八五事件”有内外两把钥匙，叶维丽说的是外因，我这里说说内因。

   内因就是十七年的教育——我说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在课堂上，在课外活动中，在报纸上，在广播中，在剧场、少年官和电影院里。总之它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胞。对于学校来说，这种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它教给学生的不是知识，不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而是一种立场（政治的、阶级的、路线的），一种观点（世界观、人生观），一种方法（阶级分析、非此即彼）和一种感情（忠君爱党）。

   女附中的老师们普遍认为，学生施暴于老师，不能归咎于十七年教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教学生打老师。”相信绝大部分当年的教育工作者都会持这种观点。是啊，世界上没有哪位老师教导学生去侮辱自己，也没有哪种教育怂恿学生打杀师长。可是，卞仲耘死在女附中的操场上，胡志涛被她的学生打得伤痕累累。1966 年的“红八月”仅北京就打死了 1772 人，其中有很多是中学的老师、校长。这怎么解释？

   唯一合理的解释：在十七年的教育中藏有貌似真善美，实际是假恶丑的毒素，这些东西蒙蔽了所有国人，教育工作者自在其中。他们自己先中了毒，又诲人不倦地把这些毒素灌输给学生，平时看不出来，一旦时机成熟，毒素就会在学生身体内发作，打杀师长的事情就会发生。

那么，这些毒素是什么呢？首先是阶级斗争教育。在发言中，大家都提到了 1963 年以后的阶级斗争教育，说它是造成“八五事件”的罪魁祸首。我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想追问一句，阶级斗争教育与暴力心理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阶级斗争教育就会造成对人权对生命的漠视？

我的看法是，阶级斗争教育灌输的是反人道意识、等级观念和危机感。

一般认为，阶级斗争教给了人们仇恨。其实，在仇恨的后面是反人道。叶维丽有一个重要观点：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之后，教育界出现过一个否定过去教育路线的思潮。1962 年以前的教育被重新审视评价，凡是具有普世价值和共同人性的教材、教法、教育思想都受到了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六十年代初，南京出了一位好教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最美”教师——斯霞。这位师范附小的老师，不但把孩子们当成学生，而且当成自己的儿女。她告诉人们，教师不但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还要像孩子一样，保持一颗童心，“以童心爱童心”。

   斯霞说的对不对？“母爱”教育好不好？媒体赞扬这种教育思想错不错？如果你这样问 80 后、90 后，人家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这还用问吗？你的脑袋是不是进水了？”那时候，国人的脑袋确实进水了，而进得最早，进之最多的是那些决策者的脑袋。1963 年月 10 月，《人民教育》连发三文异口同声，说斯霞的“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的翻版，说她的教育思想关系到教育是否有阶级性？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方向？是否要对孩子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是否要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上阶级烙印等大问题。这三篇文章分别是：《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1964 年 8 月《人民教育》以评述的名义，告诉人们“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决裂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 这是国家教育最高权威发出的声音，它昭示人们：斯霞是错的，因为她不讲阶级。“母爱”教育是坏的，因为它不分阶级。赞扬爱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阶级敌人的任何同情怜悯，就是对革命的背叛。……阶级斗争的教育将母亲变成了狼外婆，将母乳变成了“狼奶”，将普世之爱变成了阶级之恨。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不反人道才是怪事。

   在灌输反人道意识的同时，阶级斗争教育还把人划成了不同等级。它告诉人们，不同的成分和出身对革命的态度不同。1963 年以后的文艺作品为此做了大量的功课，其中的反面人物全是地富反坏右，正面人物全是贫下中农。《槐树庄》

（二）

 

  《 箭杆河边》《夺印》这些文艺作品，更准确地说，这些文艺性的宣传品千万遍地重复着一个“真理”——黑五类要翻天，要杀人，要进行阶级复仇。有了红五类是革命的主力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这样的政治逻辑，这两种出身也就带有了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遗传基因。成分和出身成了衡量好坏善恶的最重要的标准，红五类出身的优越感随之而起，黑五类出身的自卑感油然而生。社会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具有中国特色的“雅利安人”和“犹太群体”就此形成。宋彬彬发言中提到的，她原来出身意识，跟同学的关系很融洽，阶级斗争来了，要在同学中划分三六九等，让她感到很别扭。刘进的发言中，谈到了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学生分化，文革一来，就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事。阶级斗争教育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刘进谈到，文革前夕，女附中做政治报告，报告里提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保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思想。这在当年是极其普遍的提法，但是这些提法极其荒唐可笑——你有国家机器，有几百万军队，有无产阶级专政，建政以来，你镇反肃反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反苏反修反帝，随心所欲，想反谁反谁。而所谓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只求苟且偷生，不敢乱说乱动。你跑到中学煽动学生保卫党..，保卫毛..，这是干什么？这不是自欺欺人，大忽悠吗？可在当时，从上至下，千真万确地认为，党中.央毛..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方方面面，从政治课到电影院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阶级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他们藏着变天账，做着翻案梦，念着剥削经，企图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资本主义复辟就在眼前，马上就要人头落地，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1966 年开始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听到夏青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立即心跳加速，头皮发紧”，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

   1985 年整党时，刘进分析自己：“……在当时防修反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这是真实的心情。当时的中学生，尤其是被视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干部子弟，危机感更严重。反人道是暴力心理的培养基，它跟“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说教一结合，骂人打人就不可避免。等级意识使人群分化，出身不好的要么甘当政治贱民，要么拼命表现自己，用过激的行动表现自己革命。出身好的则很容易成为“血统论”的信奉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英雄好汉镇压反动混蛋是合乎逻辑的。危机感是暴力心理的助燃剂——资本主义眼看要复辟了，我们的手还能软吗？阶级斗争教育之外，还有一个榜样教育。我们的榜样教育源远流长，五十年代学的英雄，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保尔柯察金、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学的是他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到了六十年代，榜样教育有个明显的变化，这时的英模王杰、雷锋等等有三个共同点，一是苦大仇深，二是狠学毛著，三是特别热爱写日记。苦大仇深是阶级出身，狠学毛著是思想觉悟，写日记是奉献忠心。这种榜样教育与等级观念合流，它告诉人们，当英模必须出身好。出身不好的，别想出人头地。显而易见，这种教育强化了以出身为标准的等级观念，宏扬了红五类的优越感，为“血统论”的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教育提升了两个传统，一是神化领袖，神化领袖思想，二是教育大家盲从，做一颗螺丝钉。神化与盲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领袖高高在上，是因为我们匍伏在地。领袖英明天纵，所以，我们就得把头脑收起来，一切都听毛的。领袖成了神，人民就成了物，就成了钉子。榜样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学生，还有一种教育面对的是少数学生。这就是 1964年开始的“接班人”教育。它的大背景是毛对“和平演变”的担忧。

   在叶维丽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当年学校专门为干部子女开会，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中共的老干部，副校长胡志涛做报告，强调“干部子弟比一般人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

    这种教育有两个理论支撑，一是“反修防修”，一是“阶级出身”，它在提高干部子弟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与上面所说的等级观念一道，强化了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可以说，接班人教育是“老子英雄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血统论”对联的催生婆。正因为“‘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前者才能在文革中顺利地完成向后者的转换。

   这些教育并没有直接宣扬暴力，它只是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学生，人生下来是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高贵者有责任教育、管理低贱者。这些教育没有说可以打骂老师，它只是说，对待阶级敌人要恨，而最高的恨，就是打骂他们，杀死他们。因此，制止打骂就成了对敌人的同情，对革命的不忠。换句话说，它为人性恶者提供了作恶的理由，为人性善者提供了对恶不闻不问的避难所。

   学生打老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它们加在一起，才能唤起人性之恶。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配在一起，才构成所谓的狼奶，才能使人中毒，年轻人抵抗力差，中毒得更快更严重。中了毒，看不出来，当社会失序没人管的时候，它就会发作。

   上述三种教育，除了接班人教育是六十年代新增设的项目之外，其它的两种都是传统节目。阶级斗争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出身论”。此论是中 共在夺取政权时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武器。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之所以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原因之一是，它早就存在于五十年代的教育思想之中。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教育中的非人道意识和等级观念源远流长。

   高华对此有精辟的分析：“‘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

   阶级斗争是要消灭封资修，因此“兴无灭资”“反封反修”就成了十七年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什么是资，整个毛..时代非但稀里糊涂，而且好坏颠倒。许多现代文明，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资修而批倒批臭。连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都是如此。1957 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词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著作收入教材。

   榜样教育堕落成神化领袖和歌颂盲从，固然与*林联手大搞个人崇拜有关，但是，从根源上讲，神化领袖和歌颂盲从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有了“东方红，太阳升”，才会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有延安整风才有了后来的兴无灭资、思想改造和思想革命化。神化领袖和盲从教育使领袖的权威性高于道德伦理，高于法律法规。由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又无可避免的结果，领袖的一句话，即使毫无道理的昏话，也足以让人们失去思考能力。

我们都是17年教育出来的学生，转圈数数，有几个在文革中是暴力分子？习主席，党的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目前进行的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关乎党的命运国家前途，总被这些道歉风干扰，背后目的想干啥？

    上述内容我完全不敢苟同，这不仅仅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整整一代人。17年加上10年文化大革命，一共是27年，再加上华国锋的3年，共三十年。这期间受到教育的人，依此论点，都是什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靠谁起来的？莫名其妙。

同意！以偏盖全不是评价历史的正确态度！

 哈，哈，真是可笑，笑的不得不说。我想在座的各位当年都经历过批判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现在又批17年教育。是批17年教育极左，同一命题不同年代不同批判内容。不可笑么？纯属“醉翁之意不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