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久：新疆问题生成的缘由和求解之道（节选）

当代新疆问题生成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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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然而，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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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取代一切，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大于法律法制关系，我们不是在缩小民族差异，而是在扩大民族差异，这是新疆最大的问题。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237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4座清真寺。特别是极端宗教思潮进入新疆对信教人士影响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尤其是这几年，在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极端原教旨主义在新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发展。一些穆斯林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现了诸多的偏差和失误。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又让邓力群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下来。

　　再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以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泽东时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内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族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由于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战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疆少数民族中除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和汉族人一样，其生活水平和质量与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小，还有一些内地富人来新疆经商，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拉大。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加之，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差异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长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当地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第四是是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加剧新疆问题。由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第五是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新疆少数民族的不满。部分汉族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在新疆，强化国家认同需要重视防范大汉族主义，破除狭隘的中原中心史观，逐步改变心态上倨傲、智识上无知的危险局面。特别需要消解以汉民族(族群)取代“中华民族”的不当作法，充分发掘新疆其他55个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既有和将有的贡献。

　　新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动？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极端宗教主义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关系？民族间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我以为，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贫富悬殊、利益对立、文化隔阂、公民意识不足、官员形象丑仕、干部选拔任用混乱荒谬等，这一切也给新疆不稳造成较大的影响！新疆问题的求解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认同之道！ 

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

　　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张春贤在2013年援疆工作总结会议上说：“援疆成果巨大，但转化为民族团结的精神动力不够”。张春贤还说：“新疆人民要有我为祖国做贡献的思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做贡献，国家也关心我们，新疆人生活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现在我们继续要为祖国做贡献，但工资低于全国水平！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新疆人一直有贡献祖国的思想和行动。但这种思想需要祖国母亲的母爱作为前提条件。祖国母亲应该给所有的孩子同样的母爱。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似乎已公开化，这对新疆或许是一场灾难！

　　全国每年群体性事件上万起。为什么新疆群体性事件主要归结为民族分裂问题？这一定性是在开脱责任还是在制造矛盾？这只能使新疆问题更加复杂化！“一小撮、个别、别有用心”等落后的说法和加剧对立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讲不利于新疆和谐稳定的发展！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实则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形成自己的主张和理论。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这些就是建构新疆理论架构的缘由，新疆必须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新疆学”。我认为，历史和地缘是研究新疆问题的骨架，文化和资源是研究新疆问题的根基，生态和绿洲是研究新疆问题的命脉。骨架、根基和命脉构成“新疆学”的脉络体系。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讲，“新疆学”为我们新疆和新疆人树立原则和特有意识。

 

“新疆人”是一个复合概念。“新疆学”是以新疆这个特殊区域的生态、地缘、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族群和宗教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横断性综合学科。“新疆学”为培育新疆主体意识确立方向和理论架构。

 

 

美国好莱坞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的主人公里兹瓦恩·可汗的母亲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世界上只有做好事的好人和做坏事的坏人两种人，其他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以上述理念治理和发展新疆，新疆美好的未来将是可期并令世界憧憬的！

　　新疆是我们的母亲和共同的家园，55个族群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通过深化“新疆学”研究、转变观念提升素质、营造创业创富环境及积蓄“新疆人”和“新商”力量等方面培育新疆主体意识，成为新疆发展的关键所在。

“交心为上”思想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写到：“让教育之风，吹掉南疆妇女脸上的面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先辈从来没有遮盖过自己女儿们的脸，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尊重伊斯兰规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维吾尔的艾德莱斯服饰的确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动穿黑袍蒙面纱。美丽的新疆还存在吗？

　　张春贤主政新疆三年多来，其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匹配是新疆最大的问题！新疆社会结构包括民族关系、公民利益、社会心理等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在官方，以为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意识。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新疆问题犹如夫妻变心，给钱送物或打骂有何用？和好、分居、离婚……，不同的智慧生成不同的结果。新疆问题的化解应“交心为上”。中国古哲说过，“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其理至明。在世界三大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提倡公平，中华文明则注重包容，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在今天，“攻心为上”含有“一方为主，用手段征服对方”之意，如果改为“交心为上”更能体现民族间的“平等、共存、交融”之寓。“交心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为核心，平等公正博爱，民族间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孟子说：“爱护别人，可是别人不来亲近，那就要反问自己的仁德够不够；管理别人，别人却不服，就要反问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够不够；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答，那就要反问自己的恭敬够不够。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省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自然太平。”

　　7世纪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华文明；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福乐智慧》把伊斯兰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当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契入并创新中华文明，这就是“交心为上”之策！

　　近代历史上，封疆大吏杨增新口碑最好，可为“攻心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维吾尔兄弟都称老将军，树大拇指。对宗教、杨是逢节去拜，随喜，宗教界也称赞。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也颇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的。吴从1936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最高机关委员长，中国民族专家。1945年初他对当地各名族领袖们说：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哈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据历史的考证，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我的解读：吴忠信之汉、维哈同缘说可能未必科学，但其用心则是真切而诚恳的。他想以此来确认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出对兄弟民族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以抵制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潮。

“交心为上”需要确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民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同时造成对少民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使少民遭受“污名化”，从而强化民族间隔阂，最终起到了挑拨汉族和少民之间关系的作用。这项政策从制度上为少民的犯罪分子获得优惠提供了法律依据。

　　“交心为上”需要体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近期在国内频发的“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打伤人等等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充满暴戾气。我们不能简单说都是坏蛋所为。坏蛋确实要被惩罚，但需要思考根子在哪里：当尊严公平公正变得可望不可及，解决问题没有正常渠道，官官相护平民没有平等机会，做人的尊严被剥夺殆尽，我们的国家就有可能变成了把好人变成坏人的社会。新疆更需反思，如果把恐暴分子与一个民族挂钩，没有信任和尊重，新疆问题只会恶化而不会谐和。按照“交心为上”的思想，把恐暴分子和民众区分开来，恐暴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

　　从现代史上看，铁木尔·达瓦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过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而赛福鼎·艾则孜在上世纪70年代，更是担任过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少数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平等、尊重和信任最为重要！

　　2013年7月，新疆乌鲁木齐第五小学足球队以7战全胜进43球失3球的战绩成功卫冕中国潍坊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两次对阵韩国球队疯狂打进14球。在乌鲁木齐市五小夺冠后，输球的日本大坂U13足球队不服，要求再进行一场交流赛，结果乌鲁木齐市第五小学又2∶0胜对手，新疆小学队打服日韩！不仅是足球，新疆在篮球、马术、射箭、舞蹈和音乐等方面也有丰富的优势，新疆要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发掘对新疆谐和起到正能量的宝贵资源。

　　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的状况。维吾尔学者柯木认为，政府以为维吾尔富裕了就不会闹事，这是暴发户思维，会陷入新疆独立我们会更富的谬想；走阿拉伯化坚信真主会给我们一切，这会让我们思维封闭，阻碍维吾尔走向现代化的世俗之路，带给维吾尔的将是失去自由，世俗化和现代化是维吾尔及新疆各族群发展唯一出路！

　　新疆的历史不应该是仇恨、杀戮和战争！“交心为上”，真正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卫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新疆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及其子孙要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张春贤认为，更加注重研究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更加注重研究和治理非法宗教活动，更加注重在治本上下功夫，制止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蔓延和渗透破坏。

　新疆共识路线图

　　其实，2012年和田劫机事件、巴楚县色力布亚镇4.23及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事件等的发生，已释放出新疆问题正在升级的信号，有演化为“文化冲突”的态势。

　　新疆问题已呈现三个趋势：一是暴恐活动范围从南疆、向全疆，进而向全国发展，手段从砍刀、铁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术化发展，对象从主要针对在疆汉人，到包括军警系统、政府部门、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发展；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部分维吾尔群体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似乎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2013年6月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50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已经多达50个！

　　新疆暴恐势力第一次在北京实施恐怖袭击，使得困扰新疆的一个区域问题瞬间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虽然新疆问题求解复杂，但不能过于悲观。自从维吾尔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以来，极端原教旨主义在新疆大地上从来没有生过根。维吾尔族主体从来信奉的都是温和的伊斯兰逊尼派教义。维吾尔族并没有中东那种极度主义文化基础，逊尼派是属于比较世俗的一派，讲究发家致富，喜欢物质精神享受并重，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疆独，更不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新疆历史上极少数的几次极端原教旨主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维吾尔族整体唾弃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没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当下，哈萨克人可以自由选择留在中国还是投奔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也都如此，他们留在中国是诚心诚意和汉、维吾尔等其他民族共处，他们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时也没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种原教旨主义文化，乐于在大中华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与汉族亲近程度较高。

　　反恐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维稳等同于反恐；要把一般民众的不满、发泄，以及少数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组织与恐怖行动之间的区别，个人犯罪哪怕制造了极大的恐慌与恐怖(如厦门爆炸案)，都不宜上纲上线到“恐怖主义”；更要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地区关联，造成某地区的污名化。最担忧的国家和区域治理思想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精神压抑。

　　新疆民族、宗教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而非经济性，所以只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新疆问题，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带来更大的冲突和对抗。

　　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可否是“交心为上”，建构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的机制？

　　

      新疆共识的路线图是，由民族认同过渡到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制度创新、“交心为上”、新疆主体意识培育、公民教育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在解放初期，我们的解放军和干部到新疆之后，哪有今天援疆的财力？但是我们很快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凭什么？就是凭人家看你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帮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与沟通的基础”。实际上，新疆问题的化解极为简单也极为复杂！新疆民族间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犹如兄弟姐妹的情与爱！我们就能看到新疆谐和，安宁，欣欣上荣的图景！

　　

      新疆进步的标志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远不说不可能；时时找问题，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克服并减少狭隘偏见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应养成多从对方考虑的思维习惯，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找方法，学会倾听和沟通，而不是找借口推卸责任或指责对方；打造和弘扬新疆人符合时代特点的自信和包容文化。

　　

      达成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必须改革和调整现有的国家民族体制及政策法规，新疆不是汉族的新疆，也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可否在新疆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劳动者，这要立法成为硬性指标，在疆央企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利用央企强大的教育系统，培养民族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着力实施民汉学校合并，达成相互学习语言，强化沟通，以实现新疆人认同和获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汉教育分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须清除人为设置的族群差异，否则，孩子从小培养的族群记忆，会增大日后社会交融成本……。

　　从“7.5事件”发端，在新疆刚性维稳下延续数年，终至恐袭天安门升级为全国性问题。此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新疆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压制能解决的，还需中央层面对新疆体制和政策有立意高远的根本性改革，已不仅是政经方案，更不是暴发户思维，而且重要是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统集成解决之道，这恐怕是世界难题。

　　在即将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说的两句话：一是“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就要一起走”。二是“没有人，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没有制度，什么都无法持续”。新疆问题的求解也需此思想。一味的告诉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容易引起反感，不如搞一个大讨论，让新疆各族群都参与，反而能加深认识和沟通，吵吵总比打打强。构建新疆人“一起走、共同富”的制度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