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毛泽东专列 王爱梅回忆 葛爱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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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上专列，毛泽东说：我俩是亲戚
1956年，我从北京列车段调到铁道部专运处工作……
第一次执行任务……
第二天中午，刘跃芳师傅告诉我：“一会儿吃饭的是毛主席，你给摆台。”
“啊?毛主席?我给毛主席摆台?”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的心怦怦直跳。尽管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精神集中，不要紧张，但忐忑不安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毛泽东的用餐很简单，就是一碟红辣椒，一碟酱豆腐，两盘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改为一菜一汤一小碗饭)。他经常吃粗粮，面食很少，主食一般就是掺着小米的红糙米或几块芋头。
他喜欢听京戏，一边吃饭，—边听。毛泽东听的大多数是“四大名旦”和马连良、裘盛戎、张学津等名角的段子，如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裘盛戎的《铡美案》，张学津的《借东风》等。
每到开饭前，我们就把音乐柜打开，把毛泽东喜欢听的唱片准备好。
毛泽东—进餐车，我们就把键盘钮打开，把音量调得比较低，给毛泽东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用餐环境。这些．我都按刘跃芳师傅的安排布置准备好后，就到主餐车与公务车风挡连接外静候主席的到来。
不一会儿．卫士张仙鹏扶着毛泽东缓缓地从公务车走过来。
我迎上前去，紧张地说了声：“主席您好。”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
我和张仙鹏扶着毛泽东到餐车落座后，毛泽东问我：“小鬼，你是新来的吧’”
我点点头说：“是的。”
“叫什么名字呀?”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这句话时我没听清楚，心里一直在怦怦地跳，脸有些发烧，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求救般地望着张仙鹏。
张卫士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忙对我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赶紧回答：“王爱梅。”
毛泽东又问我：“多大啦?哪里人?”
“我是北京人，今年20岁。”
毛泽东看我拘谨、紧张又难为情的样子，就放慢了说话的速度，用湖南普通话很幽默地说：“我俩还是亲戚啦。”他的这句话我听懂厂，而且听得清清楚楚。
我一愣：“啊!天哪，我可从来没听家人说过，我家还有这么高贵的亲戚。”
我父亲是一名普晋通通的工人，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在我的头脑中，湖南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会跟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亲戚关系呢?
我的思绪在脑海里急速地翻腾着，极力搜索和捕捉着我记忆中所有的社会关系。我摇摇头，又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毛泽东又用刚才的语调说：“你说，'王’字下面加个尾巴念什么?”“啊?那不是'毛’字吗。”我脱口而出。“对啊!”毛泽东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桌子。我高兴地一边拍手一边说：“对，主席，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亲戚。”
毛泽东的饭还没开始吃，我就和他攀上了亲戚。听着他风趣的话语，我如沐春风，心情自然也就放松了。我说：“主席，既然我们是亲戚，那您以后可要多帮助、多教育我呀?”
他对我微微一笑，像我们长辈那样亲切慈祥。
这时，刘跃芳师傅走过来，一边向毛泽东问好一边用手轻轻碰了我一下。
我如梦初醒，赶紧对毛泽东说：“主席，您稍等，我给您上饭。”
毛泽东吃饭的速度非常惊人，一顿饭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
见他随手从盘中拿了一个苹果，我赶紧拿起水果刀说：“主席，我给您把苹果皮削了吧?”
他拿着苹果像个孩子似的来回晃了几下说：“吃苹果可不能削皮。小鬼，你知道吗，这苹果的营养可都在皮上呢。”说完把苹果举到嘴边一下咬了一大口，又顺手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小王，你也吃一个。”
我急忙打个手势说：“不吃，不吃，主席，您吃吧。’’他看我这样，故意一沉脸说：“我可喜欢实实在在的人。”随后又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靠背椅，示意我坐下。
我双手接过他递给我的苹果，坐在他对面，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削皮吃了起来。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在毛泽东身边养成的吃苹果不削皮的习惯。
你敢吃辣椒吗
专列即将驶入镇江时，卫士封耀松来到餐车通知我：“一会儿主席过来吃饭时，你陪着他一起吃……”
“不成，那怎么行啊!”我又摇头又摆手。
封耀松一听确点急了：“不成?怎么不成啊?毛主席连续工作好长时间了，太辛苦了。你陪着他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活跃活跃气氛，给他调剂一下精神嘛。”
我看他有点儿着急，急忙解释：“不是我不想陪主席吃饭，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能跟主席一起吃饭，我是巴不得的呐！”封耀松听完，才放心地笑了。
后来在毛泽东专列工作的十几年里，陪他吃饭就成了我平常的工作……
我拿起筷子，先主动给他夹了些菜，他对我说：“我们平等，各方便各的吧，不用客套。”
“我们平等，”这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贯准则……
一句“我们平等”，使我开始时的心理障碍又被他的平易近人驱散了……
后来，因为毛泽东公务车的姚淑贤同志调到铁路防疫站工作，我便从餐车调到毛泽东的公务车做列车员工作。
会见吕正操部长
1959年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会议……
毛泽东听完笑着说：“听说你还管铁道兵?你们要抓紧开山修路，你们是先行官。”
吕部长说：“我们要努力当好先行官。”
这以后，他和吕部长又随便聊了一会儿……
这次会见后，吕部长非常高兴。还特意请我们吃了他东北老家的三鲜馅饺子。
你为什么喜欢梅花
……
“当然喜欢了，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就叫爱梅，我能不喜欢吗?”我很自豪地回答。
“除此之外你了解梅花些什么?”他又问我。我一时答不上来。
他接着说：“秋天过后冬天马上就要来了，冬天是寒冷的，漫天大雪覆盖着大地，几乎所有的花都凋零了，都睡觉了，只有梅花，独自盛开不败，给人以春天的气息。这些梅花有白的，有红的，还有粉的，样子很好看。你知道吗，它还有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不畏严寒的傲骨。”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就像一个慈祥的爷爷给小孩讲故事，那神情那拉着长音的湖南普通话，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心中涌动起一股激情，我思索着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主席这是在教导我怎样做人!“主席，我还年轻，文化水平低，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有梅花那样的品质。”我认真地对他讲。
他笑着对我说：“这就对了，干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思想准备……”
看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聆听着他的谆谆教导，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
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1959年4月，我们随车跟毛泽东又外出三四十天了。
一个多月来，他无论到哪里，不管是视察、开会，吃住都在列车上……
“主席怎么啦，气成这样?”
“唉，”小封叹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几天总开会，主席又休息不好，祸不单行，都赶到一块啦。今天，主席休息时给贺子珍打了个电话，先是问候她，本来是好意，可能他还想见见她呢。可不知什么原因，没见成，”
说完，小封又赶紧解释着：“其实，他们电话里谈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下电话他就不高兴。”
我听完连连点头说：“噢，原来是这样，”真是，他老人家也有苦衷，别人一家老小经常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他呢，整年整月地在外边开会、视察、研究问题，真没怎么见他像其他老人那样和家人在一起，他见子女、子女见他都不能随随便便。
难怪有时他跟我们发发牢骚：“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什么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随便看戏，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
……
“主席，您休息好了吗?”
他说：“还可以。”接着又问我：“你睡觉没有?”
我说：“睡觉啦，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大家都说我是个睡觉迷。”
他说：“那就好，比我强，我睡觉是个人问题，有时吃安眠药都不管用。”
我说：“主席，您操劳的事太多，应该劳逸结合才是。”
他微笑着说：“看来我是要听你的罗。”
我说：“我讲的对就应当听我的。”
这时，他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还小，社会发展是于变万化的，要学会看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适应新的情况，就必须学习。还要学会做个无名英雄，百年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你，想起你为他们做出的那些好事，你说对吗?”
我非常认真地听着他给我讲的每一句话。他像慈父在给自己的儿女唠家常，丝毫看不出昨天晚上那气乎乎的样子。昨天“肚子都气大了”的他，今天起床后的神情又如此平静，肯定昨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在梳理自己的情绪。他老人家对我讲的这些话。是在劝说安慰自己，还是回首人生告戒后人?
我只觉得：他的感情生活有时好苦。
他曾给身边的卫士讲：“老百姓的事有人管，我的事给谁说呀!”
现在，他心里又想什么呢?寂寞、痛苦难道不是也折磨着他吗?
可是，他却无人诉说，因为他处在中国的最高层。
我想，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当时不只是单纯教育我怎样做人，也是在和一个不大谙世事的孩子一吐心中的思绪。大概伟人也需要向常人倾诉心声、交流感情。甚至更多的时候，伟人要比一般人孤独得多呀!
毛泽东：我保证，绝对保密
1958午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
我看他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但又一想，这事要让领导知道了也够我一呛。
心里又有些害怕．就对他说：“主席，这事您可别告诉我们车长啊。”
“什么事?”他问我。我说：“就是刚才您摔倒在沙发上的事。”
他听完像个孩子似地笑着说：“我保证，绝对保密。”
他又招手对我说：“你知，我知，行了吗，放心了吧，小鬼。”
看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听着他风趣的谈话，我开心地笑了。
专列遭逢枪林弹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
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1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毛泽东下车后，我们专列就停在广州白云机场专用线上。不知是哪个环节泄了密，使敌人掌握了毛泽东专列在广州的情况。
那天，我们搞好车厢卫生，乘务虽们都回到宿营车去休息。
突然，车厢外边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我们都惊呆了，正在不知所措时，专列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开动了。我们一看有情况，都猛然清醒了，各自分头迅速跑回自己的车厢，拉下总闸，关闭车内所有灯光，锁好车门，拉好窗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来回检查着车厢，发现没有来得及撤掉的临时电话线扯断后一头挂在车窗外，赶紧把它拉回车厢。
这时，从漆黑的车厢向外看，天空硝烟弥漫，火光一片。
我们虽然紧张，但保卫毛泽东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专列冒着枪林弹雨，驶出硝烟弥漫的白云机场专用线，转入另一条僻静安全的专用线。
第二天，专列又开回白云机场专用线，做出专列要开出广州的阵势。
随即开来了一串汽车，从汽车上下来很多年轻人，迅速奔向各车厢，动作迅速且悄无声息。
这些年轻人一个个文质彬彬，身着便装，每人提了一个大皮箱和一个手风琴箱，乍—看，人们还以为是文工团员哩。其实来到车门一看，都是我们熟悉的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的皮箱和手风琴箱内装的全是武器。
这时，毛泽东的灰色吉姆车停在公务车门口，我站在车门口迎候毛泽东上车。
吉姆车门被警卫战士打开后，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走下汽车。
我一看，心里一愣，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又马上镇静下来，走上前扶着“主席”上了车。
列车开动后，我关好车门走进车厢，站在走廊的李银桥对我点点头。
我惊讶地问：“怎么是你呀?”我们相视一笑。
专列开出一段后，又悄悄地转入另一条安全的专用线上停留。事后，我们听公安人员讲：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侦察这一带地形，我方用机枪和高射炮向敌机进行了猛烈的射击。至于其他情况和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情楚了。
事后，大家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乘务员也是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了。敌情给了我们战地演习的机会，也检验了我们队伍的素质。”
流动的“中南海”
每年，毛泽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
毛泽东曾说：“我在火车上都习惯了。工作、休息都很方便。”
其实我理解他的心情，火车上的条件再好也不如下边，长途坐火车可是个苦差事，不说别的，整天的长途运行，一路颠簸，我们年轻的乘务员都疲惫不堪，更何况是—位老人呢。
看着严于律己、整天为人民操劳奔波的他老人家，我常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也更加敬佩他老人家，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常常暗暗告诫自己：用我辛勤的工作，为毛泽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老人家感到在火车上和在中南海一样，就像汪东兴部长经常说的那样：“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
毛泽东每次外出，汽车运来的行李，除了一个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外，都是整箱整箱的书籍和文件。他包房里的木床上、办公桌上也跟中南海里一样，多半地方都被摆好的书籍和文件占用了。毛泽东不仅吃、住、行、办公在车上．甚至有病做手术都不去医院。
有一次，毛泽东背上长了一个脂肪瘤，随身大夫发现后让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做手术。但主席说什么也不去。后来实在没办法，向上级汇报后，由卫生部黄局长上车给他做切除手术。
手术后，我对毛泽东说：“车上条件怎么也没有医院里好，您在车上做手术，多危险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毛泽东微笑着看了看我说：“不会的，要相信我的抵抗力。”
我又问：“主席，刀口疼吗?”“傻小鬼，哪有开刀不疼的，我也是人呐。”
毛泽东诙谐地对我说。我吐了一下舌头，没敢吱声。
毛泽东又说：“不过疼也和困难一样，你不战胜它，它就要吃掉你。现在疼一点，也就是牺牲一点，去了病根就好了。不过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这点疼算什么?对吗?”
毛泽东整天操劳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辛苦至极，但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他的衣服是破了补，补了再穿，一双皮鞋跟随他几十年，生活上他总拿自己的标准和战争年代比，和全国老百姓比。
但是，他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地方上给他安排文艺活动，他也惦记着我们去不去；别人送他的芒果，他也分给我们乘务员吃；他要到下边去住，还关心着我们住在车上的乘务员……
毛泽东不但关心我们的生活，还经常关心我们的思想。
有时，我们乘务员之间闹点小矛盾，他老人家还亲自过问，给我们调解。
记得1958年3月份，“大跃进”的前期，毛泽东坐专列到成都开会，后来又到重庆、自贡等地。
他中途几次停车下去看庄稼，看农田，视察四川的天然气，重庆的兵工厂和炼铁厂，接见地方各级领导，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各方面汇报。所到之处，人山人诲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人们泪流满面，如醉如痴……
不难看出，由毛泽东眼前，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信任巳转化成他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在这流动的“中南海”里，我们沐浴着最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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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4/4/8 22:1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