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惊人地相似！1975年《红旗》杂志的惊人预言！

历史惊人地相似！

这篇文章发表在30多年前的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是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杂文。

对于文革时期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文章，资改派们恨不得烧成灰再贬近泥里，因为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对号入座，似乎这篇30多年前的批判文章就是专为今日之中国量身定做的，是《红旗》跨越时空的判决书！

近年针对我国的国情，有良知的杂志勇敢地担负起社会使命感，我看到《视野》已经把这篇洞穿历史的文章重新登载，我们应该向这些杂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泽东时代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那时的理论家确实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不服不行！

绝不像现在的这专家、那研究员，尽说些模棱两可、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呓语，如...多元化、不能多元化...一脉相承、创新发展...

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已经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在打着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行为，在六十年代就被毛主席看穿，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纷争，导致对立。

与此同时，国内的应声虫、走资派也遥相呼应，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端着功劳簿作威作福的腐败政党，最终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进入历史的“周期律”。

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在进京时就说过“不做李自成”，于是从“防修反修”为发端，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时全国人民（包括高层领导）并不都是全懂毛主席的意图，觉得那是小题大做。结果后来国人都经历了，苏联于1991年走向解体。——山亭公社

注：文中所指的“苏修”，即前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是当时的毛泽东时代对苏联背叛社会主义行径的公开称谓。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

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

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

《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

《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

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

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

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

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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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性刊物，“红旗”刊名为毛主席亲笔题写，慷劲有力、几乎家喻户晓。

赵紫阳被罢黜后不久，《半月谈》曾披露说，是赵紫阳“丧心病狂”的砍掉了《红旗》。

滑稽的是，既然赵紫阳“丧心病狂”了，那么没有丧心病狂者何以还要更改刊名为“求是”，而且写下了两个不如老蟑爬的烂字且延续至今呢？——本站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