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利钱令人趋之若鹜 追求“福/利最大化”是根本目标
清人丁柔克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儿，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儿，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着朴素，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里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步提高。对联的上联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坐，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后来热情，他在待人接物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
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与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1.是不是官？2.是什么级别的官？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一定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
官崇拜根源何在？陋规实为利益分配机制
在1930—194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到他少年时候的一个经历。他的故乡浙江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一个下午，还是小孩子的蒋先生发现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考试。此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
从还是小孩子的蒋梦麟先生的感受来看，他除了羡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之外，还产生了对学台大人享受的气派的羡慕感，因而生出当年刘邦见秦始皇出行仪仗漫天威风八面而发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反过来，从学台大人的角度看，他不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还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结以及旁观者对其气派的羡慕。
“神秘礼物”是物质性的，而“气派”——尊敬、巴结、羡慕则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精神性的东西则不能。前者属于“利”，而后者属于“福”。学台的出行，享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浙江学台所得到的“福利”与刘墉在金山寺中获得的“福利”这两件事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非公务活动中，官职官位都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实际享有，可以叫作“隐性福利”。在帝国时代，当官的法定福利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隐性福利”却非常滋润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官崇拜。
羡慕值多少钱没有办法衡量，但“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却是可以衡量的。这在当时叫作“陋规”，实际上是与其相关的一类事物的总名。关于“陋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词儿，比如海瑞，他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这类东西叫作“常例”。在清代，“陋规”的名色极多，其下还有各级细目，每一个名称的后面是一类享受主体。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其实这是由注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每一个级别都应该有恰当的词汇与之相对应，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
“陋规”的“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解作“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规礼”是给各衙门主要官员的，而“杂费”则是给官员的随从人员的，相当于小费。“规礼”的等级高一点，用“礼”来称呼显得尊敬一点；而“费”则等级低一点，不是那么好听。用“规礼”还是用“杂费”，这里面是有区分身份等级的深刻用意的，中国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这种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上。
“潜规则”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规礼”、“规费”。因为这些“规礼”、“规费”是不合国家正式规定的，所以必须以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来加以约定，形成一定的惯例之后，交易双方有了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不是制度的制度。
规则，其实质不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吗？规则本来是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对于陋规来说，下级只有向上级及其随从人员馈送“规礼”、“杂费”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而仅仅是一种怎样分配“福利”的机制。
权力带来“隐性福利” 更有一种神奇的影响能力
官吏享有“隐性福利”，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
英国思想家罗素说：“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食和色，是人类最强烈的欲望。爱好权力，犹如好色，其动机之强烈如同对色欲的渴望，罗素之观察可谓独到，比喻可谓贴切。的确，人类对权力的欲望一向如色欲那样痴迷，如同另一位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
权力到底为何物，它怎样使得人们如此崇拜呢？“权力”的核心要义是影响——能够影响他人的“福/利”。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就是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
“福/利”一词有特殊内涵，不同于通常所说社会福利的“福利”含义。人的社会活动，根本动机在于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物质可用货币衡量，精神难以用货币衡量。物质的满足为“利”，精神的满足为“福”。但是，还有一种界于可用货币衡量与不可用货币衡量之间的复杂状态，可通称“福利”。因此，“福/利”在这里包含三种状态：“福”、“利”和“福利”。
“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所谓“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合理赐福/利权”——细分的话，包含“合理赐福权”、“合理赐利权”和“合理赐福利权”三个方面。
“权”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也就是天平的砝码。所谓“权衡”，权是秤锤，衡是秤杆，两者组合，便成为一杆秤，可以称量实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权”，意味着掌握了秤锤，秤锤有大有小，轻重不一，掌握了秤锤也就掌握了另一头被称量的实物的轻重。被称量的实物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个人来说体现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权力等于是一种影响个人“福/利”的能力。掌权者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福/利”。
权力的诱惑无可阻挡：进退自如，如鱼得水，甚至呼风唤雨，为福为祸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1668—1749）在刑部监狱的一段经历也能说明权力是什么东西。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为曾给同乡戴名世（1653—1713）的《南山集》作序而被卷入清代著名的文字狱——“戴名世案”，被判处绞刑，关入刑部大牢。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刑部大牢是帝国最高级别的监狱，可称“帝国第一监狱”。犯人入监，首先存在被关押在哪个牢房的选择问题。牢房并不都是一样的，差别很大。具体说，“帝国第一监狱”的牢房有两种：“老监”和“现监”。
“老监”有四个，每个监区有五个牢房。正中的房间是看管犯人的狱卒住的，墙上有窗户可以透光，屋顶有天窗可以通气。周围四间则没有窗户和天窗，不见天日，空气不流通，而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个。狱中规矩，每天傍晚就锁门，天快亮时才开锁。晚上犯人大小便只好在里面解决，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寒冬季节犯人睡在地上，到了春天很少有不生病的。一个犯人半夜里死了，其他犯人睡在他旁边，活人和死人头并头、脚挨脚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入“老监”等于向鬼门关靠近了一步。
“现监”的条件要好得多，这是一些木板搭建起来的房子，所以也叫“板屋”。 根据规定，“老监”是用来关押重案犯的，那些大盗、惯偷、杀人要犯应该关入“老监”。“现监”则给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被案件牵涉的人、证人，以及犯轻罪的官员住，类似临时拘留所，所以它不像关押重案犯的牢房那样结构牢固且密不通风。
规定是规定，怎么执行却要看狱卒们的意思。一旦被投入狱，狱卒不问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先给你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让你痛苦不堪。由于入“老监”是遭罪，能够去掉镣铐、住到“现监”里面就是一种犯人们求之不得的“待遇”。要进“现监”，这得花费几十两银子。
于是，你有钱、愿意给钱，可以从“老监”中脱身，押在“现监”里面；你没钱、不愿给钱，则会被押在“老监”里等死。这样事情就颠倒了过来：因相同的案子而入狱的人，罪行严重的反而可以住“现监”，罪轻或无罪的人却要进“老监”受苦。这种牢房选择的颠倒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了权力的本质。
掌握权力者，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他也会加以利用，作为增进个人福利的本钱，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可以主动为自己创造福利，也可以被动等待他人提供福利，于是他便在社会生活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甚至呼风唤雨，为福为祸。这，大概就是权力的诱惑力，也是许多人都有“权力的饥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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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4/5/4 9:1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