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要读懂新中国的历史，不能忘了共和国于1966年~1976年间、历经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而在这场文革浩劫中的红卫兵，即后来又蜕变成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问题，同样是文革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知青问题的由来，知青的蹉跎岁月，和知青问题的解决；以及“后知青”时代的状况，有些已经清楚了，有些则依然让人感到迷惑不解。为了不致于淡忘由于岁月的久远而模糊了事实的真相，本文试图就一些知青的相关问题作一些探索和作一点思考。
 

第一部分 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

一

要考查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问题，首先要定义好知青二字。文革以来直至今天，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和潜意识里的概念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

而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知青”的范围应该还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过去有人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知青”。另外，也有少数人把原属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毕业生，含糊地叫做知青的，比较准确的理解应为“社青”，或“回乡青年”为好。

因为，共和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城镇，到农村去就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早已经存在。

那么，知识青年倒底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上山下乡的？以及倒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出现的？

从最近《老年生活报》刊登的冯都同志的一篇文章找到了些答案。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冯都同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起了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可以与冯文相佐证的有：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

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始于1955年8月。

当年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人。

他们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9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意：这里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今天我们平常表达上的真正意义上“知青”，他们原就是农村户口，没有选择在城市就业，而是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如人们常说的“社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知青问题所作的“最高指示”，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知青和社青的问题，起码与后来在文革中发出的最高指示含义有行不同。虽然在68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把这条最高指示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成为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二

分析以上这些材料，可以初步说明下面几点：

1）、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封锁；以及缺乏对治理一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经验，向苏联“一面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所以，当年组织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向苏联学习的，或者说是受苏联的启发而实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组织、促进、实施、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未名曾在《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文中写道：“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共青团的宣传媒体《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3）、当时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面对每年大量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要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的确是勉为其难。而动员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4）、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目的。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5）、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员，总体上来说是维持在当年中的一个较小的数量级，更多的从小学、中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则是参军入伍，或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或就业在工矿、手工业领域、商业等各种渠道中。

所以，当年即使已到了农村去的知青，在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也只能是点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文革中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以及后来连续几年大规模的下放青年学生，数量达到了上千万人之上，所能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暴发出来的能量和复盖面，远远所不能比拟的。

6）、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尤其是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而暂时堰旗息鼓。当时甚至出现了农村户口人员重进城的现象。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央对经济政策作出了果断而大刀阔斧的调正后，才又出现了一个工厂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的知青办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主要内容为：

“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注：摘自未名《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这个总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也比较公允。请注意文中的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说到了事情的点子上，并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年知青也发过牢骚，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岂不更好？

“指导思想偏了”，能带来后面的工作正确？文革后开始的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特错之事物！遗憾的是，这个经验教训让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代价才换来。
 
第二部分 城市化进程中的悲歌

三

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工业化革命引起的城市化加快了它的进程，人口急剧的向城市集拢，超级大都市在世界不少国家中开始初见雏形的同时。而被建国以来几次大的失误，大伤元气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除了城市化没有多少大的变化外，相反的还在六十年初和七0年代前后，二次的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这是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悲歌一曲！

据1977年初，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衍，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课题中发现：城市的青年学生大批涌到农村，使我国农村本来就富裕的劳动力变得更加过剩，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去论证“假如”当年采纳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以联产到户的“大包干”的历史就将重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大解放将提前二十多年！同时，我们也不必去可惜在62年大量精减学校、工厂、商业，使2600万人口离开城镇到农村去，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迟了多少年！

因为历史曾经在这里拐了个弯。

 六

至于七十年代前后下放的城镇居民和下放干部，则主要是由于文革的因素。其间倒底下放了多少人员？准确的数据今天己经很难寻找，或许当时的统计部门已经把他们纳入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起统计。

当年，这二批下放的城镇居民在农村中的命运，除了少数侥幸者外，境遇并不比知青好多少，甚至有的更差。笔者曾经历过这么二件事：

其一、八十年代初，笔者已返城，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到一个地处水乡的公社去出差，没有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坐轮船往返。那是种航速只有七、八公里一小时的小轮船，路程稍长，便让人坐得百无聊赖。应运而生的就有卖零食的、吹歌、弹唱的和瞎子算命等等人员，上到船上来，为船客取乐解烦，从中也可收取一点有限的利润。

那天，船上来了个近六十岁左右“唱道情”的男子，唱了几段摊黄（即锡剧，当地俗称摊黄）《珍珠塔》后，便开始向船客收些小费。听唱的船客呢，可给可不给，可给多给少，全凭你的意愿和施舍。

待他收完钱，在我笔者边上坐定后，开始从他装钱的帽子里整理钞票，看到他的帽子里，收到的基本上就是一分、二分，偶有五分的硬币和一角二角的纸币，还好，数数竟收到有一元多钱。再从布满皱纹的略嫌苍老的脸上绽开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对今天的收入还算满意。

笔者好奇起来，反正离到岸还有一段时间，便问起他是哪里人？他回答就是那个公社里的人。但是他后面的一句话“我是公社k书记的哥哥”，顿然使人感得惊宅！——书记的哥哥唱道情？这不违反当时的社会现象常理了吗？

k哥又自诉家史起来，看得出来，他很健谈。“原来在丁山的陶瓷厂里当烧窑工，62年把我下放的。”在丁山陶瓷工业中，众所周知，烧窑工很是要有点看家本领的，也是厂里不肯放手的技术骨干人物，怎么调整国民经济时把他也给“调整掉了”呢？

他告许说，当时的厂长兼书记是县委培养的“第二梯队”干部，叫某某人。我更感兴趣了，因为此人正好与我稍微有些熟悉，只是不知当年的底细，所以值得问个究竟。

他讲的情况大致是这样：62年时国民经济调整，各单位都有精减人员下放到农村的任务，偏偏好多单位不容易动员，普遍完不成任务。而他所在的厂，不仅完成了任务，当县委领导找某厂长谈话，要他为其它单位帮忙完成下放任务。这位厂长二话不说，一个晚上作准备，第二天一个动员大会，名单一报，就得下放的强制性行为。结果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那年早些时候，这个k哥正好去上班走到门口时，被门上的一个木梁掉下来砸到了头上，送到医院，诊断为脑震荡，从此智力明显受影响，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后，上班时丢三忘四的，再也适应不了烧窑工的活，便改做了杂工。而这年精简人员的中一项条件便是清减勤杂工，所以正好凑上了这次下放的机会。本来因公负伤应该得企业照顾的，却落到了被清理下放的经局。

到农村后，此位k哥天生不会做农活，无生活来源，无奈便干上了在船上唱道情的活。这点可怜的收入能够活命，但不够娶妻、造房子，所以一直单身，活得格外艰难。

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该厂长吃足了苦头，除了厂里的工人批斗他，一大批当年被他下放到农村的工人更是不依不饶，最后一条腿都被打断！直到文革后期解放干部，才又换了个地方任职。但精神面貌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前后判若二人。

真是一个人间悲剧！

后来听说在八十年代未，落实相关政策时，k哥到原工厂去补办了一个退休手续（因为早过了退休年龄），晚年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养命经济来源。

其二、七0年，笔者下放的所在大队，还下放来了个级别不低的干部。此公是一个中型钢铁企业里的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总工程师。文革中，由于不谙政治，吃足苦头。三结合时，又因为不突出政治，当然落选，整天无事可干。待到下放城镇居民和干部时，竟为首选对象之一。偏偏此公认命，仅仅要求：顺便把初中刚毕业的女儿下放在他一起。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见是个与县委书记同级别的人下放到了此地，不敢怠慢，热情有加。此公感动，但凡村里困难，尽作两肋插刀义举。小到借点油盐钱，大到农村紧缺的钢村、铁丝，此公小展手脚，全能得到解决。

后轮到农村人感动，此公无架子，乐善好施，几辈子都没见过此等好干部。第二年，公社有了招工名额，第一个便给了他女儿。

稍迟几年后，待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以钢为纲”大抓钢铁生产时，原厂里领导班子集体上门来请此公回厂主持生产、技术。

由此而止，一支短暂的下放干部田园生活小夜曲，方“曲终人散去”。
 
 第三部分 艰难的知青返城之路

 七

在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当然不能忘了当年对老三届的政策：一刀切——通俗的说法就是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下放到农村！不需要商量，也不容讨价还价，卷铺盖走人，立马到农村去就是真理。

尽管政策是如此的钢性，但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二字，还是偶有敢于碰硬（或叫“撒赖”？），或作特殊照顾，不须下放的极端个例。

有这么二件事：

其一是有一个68届的女同学，她的哥哥姐姐分别在1964年和1965年下放到了农村插队务农，在当年居委会在做思想动员工作时，曾信誓旦旦的向他家宣传党的政策，“一家人中已有二个兄妹下放到农村的，第三个子女可照顾不下放”。所以，当68年一刀切，所有毕业的三届学生全部下放的时候，她提出了居委会原先的承诺，不同意下放。来做动员工作的居委会干部仍然是上次来的那拨人，原来是说过已下放了二个子女的人家，第三个可以照顾，现在的政策竟是一刀切，叫他们也觉得难以开口！面对她的坚持不肯下放，相关居委会干部竟私下迁就了。

最终，这个女同学没有被下放，但后来却受尽了无法就业的折磨。居委会既怕影响今后的知青下放工作难做，学她的样后怎么办？又怕已下放的知青上来捣蛋，所以一直不敢安排她的工作。由于生活的窘迫，最后，她只能帮人家倒马桶，维持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当79年知青大返城，全部安排就业时，她又轮空，因为不是知青，不在照顾之列。真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只能通过走关系，总算设法谋得了一个不甚理想的工作。后结婚、生子、下岗。

如今已退休，城里的商品房买不起了，就到周边的郊区买下农民弃而不用的房子，因为价格极便宜，摇身一变，变成了乡村里的城市人。

想来也好笑，一个当年不肯下放到农村去的人，如今反而买房子主动地住到了农村，沧桑之变，让人叹息！

八

另一件事，是1969年秋，在笔者下乡的公社，听人说供销社最近新分配来了一个人，因为是潘汉年的侄女，故照顾不下放，特殊安排参加工作。潘汉年的故乡是不远的邻近公社，相距仅仅十几公里，而且是在一个行政管理区的管辖范围内，所以也可以称作为故乡人。潘氏三杰潘汉年、潘梓年和潘又年（又名潘菽）在当地老幼众人中耳熟能详，评价较高，虽然潘汉年早已打倒，人们依然敬重“三杰”和他们的家属。如今潘的侄女分配来这里，知青们都感觉到新鲜，于是相约赶了去观看。

在供销社的文具柜，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看起来人长得又瘦又小，发育迟缓的样子。我们都没见过潘家三兄弟，所以在故乡人的心目中，虽然潘汉年五十年代就被打倒，潘梓年（原新华社总编）英年早逝，感觉中的形象应该是魁伟，威严，绝不是这种弱小的样子。

后得知，当时有关部门在处理到潘汉年的一个侄女，也在这次老三届下放的范围内时，感到不好把握，于是这个问题逐级上报，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发话：“应作照顾”，所以没有被下放，安排了一个相应的工作，于是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公社。

后来时间不长，她就被调离他处工作，具体情况再也无从得知。

 九

七十年开始，差不多年年都有大量的应届毕业生继续源源不断的下放到农村去，能安排工作留在城市的仅仅是少数人。知青在农村的艰辛、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不相匹配的微薄收入，传遍了城市、街道和学校，害怕被下放是当时毕业生普遍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也使得在下放与留城之间，催生了后果极坏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与不愿被下放相关联.的，则是1971年2月国务院知青办出台的政策：“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那是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国家出台的在农村知青中抽调一些回城务工的政策。而实则上各地从七0年起，便已经有少量的所谓表现较好的知青抽调回城。面对着每年有限的上调回城名额，权力和关系之间的不正之风也是丑闻百出。

而且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泛烂成灾，老百姓深痛恶绝，没后门可走的留在农村的知青更是反感情绪高涨。

在能够被上调回城的部分知青中，除确实表现较好的以外，不少数地方的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猖厥到不惜偷梁换柱，甚至出现了把自己的子女冒充知青上调回城安排工作的现象。

笔者所在地就有一个事例：某企业职工z，世代在农村务农。其兄是当时的大队书记，当时他所在的大队下放了几个知青。七0年有关部门分给了他们大队二个知青的回城指标后，全家人便紧急动员起来，四处活动，八方润滑，金钱开路，最后这个冒充知青的行径竟一路绿灯，顺利的通过各级的审批。

为遮人耳目，大队把另一个指标确确实实地安排给了一个正宗的知青，混合着一同上报。

该职工66年小学毕业，由于文革的缘因，中学的书一天未念，名义上算是70届初中毕业生，但该学的知识却一点没学到。冒充知青走后门成功后，不仅弄了个城镇户口，还安排了一个较好的工作。论理，应该低调做事做人了吧，而此君却偏偏相反，到处炫耀家族本事大，路道多。气得知青们直骂他“作了孽”！“不知那个知青倒了霉”！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仅仅短短的数年后，他便对生他养他的农村、农民们不屑一顾，连对自己的父母都称呼为“乡角子”（当地方言，意即低人一等的农民）。

所以，纵观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可以说，在知青问题上开始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是自文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后，共和国的官场开始腐败第一次群体性的恶心大发作！尽管当时文革尚未结束。

十

在知青问题上的不正之风，笔者查阅了当年曾公开报道过的一些资料，试举一例：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特地要求把‘邢燕子、候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从此，随着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重视和宣传力度的加大，对候隽的各种宣传也进入了最高潮。她先后应邀到北京、安徽、甘肃、陕西、等省市作报告：宣传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必须坚持。她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她和邢燕子一起对知青的安置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同时对‘走后门’不正之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中央已三令五申不许走后门，可是实际上，那些口头上喊反对走后门的人就是走后门’，希望中央派个调查组下去检查，不说别的，光检查一下河北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各有几个孩子，都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在农村的？她充满勇气的发言赢得广大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与尊敬。”

当时连大队书记都敢把自己的弟弟冒充知青上调回城，那么，县委、省委一级的领导的不正之风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让人们尽管去形象思维吧。

还有福建古田的李庆霖，当年曾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也深刻的揭露了开后门等不正之风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对开后门的强烈不满。

他在信中是这么写道：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这些不正之风也是导致后来共和国在“西单民主墙”、“政治风波”等等事件过程中，屡屡被提起的，最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深痛恶绝的起因之一。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开后门等不正之风几乎是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暴发性地出现在知青等问题上的，而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竟没有在这些相当多的人们和干部的思想里发挥作用？一到关健时刻，便“偶尔露峥嵘”。真也算应验了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既是文革的悲哀，也远远地背离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

十一

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知青返城断断续续的之路，每年只有数量少得可怜的知青能“荣幸”先离开，但由于在绝对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之时，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出现则是必然的。

除了“走后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在79年知青大返城之前，当年任何那一个知青的返城之路，注定将是一条艰难之路。

面对着这些恶劣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行径，知青们开始反思文革，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反思极左路线的危害，反思当前的知青政策。如留城参加工作，可以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一样可以干革命，那么，知青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而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随着71年的林彪事件的爆发，更是震憾了知青的心灵，一下子使知青觉得原来心中的偶象开始从神坛上走了下来，神圣而又伟大的形象逐渐开始破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没有了判别的标准。

就是学习和批判所谓的“571”文件，相关红卫兵、知青的文字叙述，让知青们不仅丝毫没有听出到反动的东西，反而是感觉到象是切中了事弊，让这一代参加文革运动的和今天上山下乡的人，有“被人玩弄了”、“上了当”而必须遭受皮肉炼狱之惩罚的感觉。

原来的信仰没有了，失落感弥漫在白山黑水，边关海岛，大江南北的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共和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失去信仰可怕的一段岁月！

今天想来，若干年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人们的思想第二次解放，实则上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在这一代人中开始逐渐酿就！

艰难的回城之路，虽然艰难，但却是所有知青的希望所在，因为总有一天会——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第四部分 走出黄土地

 十二

当知青在七十年代未开始大返城，离开了黄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出发点后，人们禁不住要问：这一切倒底是谁扭转历史的？

在已公开的档案、文件、资料中可以查证到当年的知青的大返城是各种因素，既有直接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因素，共同的合力导致了知青大返城，共同的合力扭转了历史！可以说，是历史抛弃文革、将要开创未来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们不能忘记1974年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告状信，虽然李在信中仅仅反映了他作为知青家长的忧虑和无奈等等；虽然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导致知青问题的全部得到解决。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封信给当时整个社会和所有知青带来的震动！

我们还可以从毛的复信中“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了了数语中透露出来了信息加以分析：

“全国此类事甚多”，说明毛已经简略的知道了知青们在农村的艰难情况，认可了对知青的上山下乡“好心”，并没有办成所谓的“好事”。知青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确实让他伤神、伤心。

而后面的“容当统筹解决”则是明显的是力不从心的应景之言。当时的文革，发展的方向已不受他控制，打倒了一个刘少奇，全国并没有太平，林彪事件、四人邦等更多的事件出现，使他黯然神饬。想要“统筹解决”只能是一个心中的美好愿望而已。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多灾多难的76年，先是周恩来、朱德的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等，搅得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能“解决”知青问题。

而知青问题终须解决，则是成为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治国方略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还不能忘记的是在云南的孟定农场中，以四川知青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 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罢工绝食抗议！

下面摘录知青董浩写的《 庚戍三十年祭 》其中最难忘的一段，因为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除了集体安排到农场、林场等等以外，更多的知青年则是分散的安排在各地的生产里。客观的条件让云南农场里的知青描就了一幅在知青历史中最壮观、最富有血性的绝食罢工运动！并由此暴发了全国的知青大返城之潮！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 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 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 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主席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

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赵凡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

“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

于是“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要知道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邦”反党集团，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左”的思想还在，“二个凡是”派的势力依然猖厥。在1978年的10月，万众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

但不得不承认，“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定性的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是大错而特错了！

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感觉中是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次的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确有不同于以往之处，最终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

因为这次的“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

如今，这句话无疑让农场的知青懂得了必须背水一博，与其死，不如争！

“我们要回家！”“不回城，毋宁死！”是知青从心底里喊出的最后一句近似绝望的话！

值此，由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带动和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知青大返城的脚步象滚滚洪流，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知青的大返城是属于历史的必然！

十三
今天，我们仍须向当年云南农场中那些组织和参加进行绝食抗议的知青致以敬礼！

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还有多少个象“建议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张衍同志，极富正义感的赵凡同志，以及中央及相关各省、市的一大批老同志当年挺身而出，在关健的时刻提出愿意抓紧解决知青返城的问题。

但是，在今天我们探讨当年知青大返城的问题上，心中还有个未解之谜：即查遍当年各级各类的红头文件，从来没有那个文件中提出过应该无条件的全部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只准用“病退”、“困退”，二退的证明才能回城。

要知道，当年的知青下乡是轰轰烈烈，光光荣荣的，怎么到了可以回城的份上时，却非得要持一份“病退”、“困退”的证明才可以回城呢？使得一个纠正历史失误的回城行动变成了偷偷摸摸的，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样子？

今天，当我们读完相关的文件后，总算可以理解了：受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所制约，那时“二个凡事”派还把持着一部分权力；另外在公开的场合中，这么明显的、公然的否定毛当年在文革中创造的新生事物，似乎还不到火候。所以，涉及到知青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就只能用“病退”、“困退”二退的办法变相处理，或曲线回城的手法。

如：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发布会议纪要认为：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段话就十分含蓄、费解，已经“一般不办理了”，又同意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解决，实则上的意思还是用“困退”来解决知青的返城问题，后面的“待遇”则是隐隐约约的谈到了知青的“农龄”问题。

还有，在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11月16日，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又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并到了北京。同时，罢工的浪潮席卷了云南全省。为此，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在这次形似救火式的会议上作出的解决知青回城的办法，依然用的是“病退”、“困退”老办法，只不过又稍稍增加了一些新措施而已。

问题是，用“二退”的办法的确可以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但如果那个知青无病或不困呢？能不能回城？还有，万一那个环节用“非病非困”的理由来阻止知青的返城怎么办？

幸运的是，为知青解决回城问题，在当年好象成了社会的共识，各级部门、各级领导个个心知肚明。请看后来公开的一份会议纪要：“1979年6月上旬，中央有关部门在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因为中国的知青太多了，或许在这些各省的代表中，就有其子女或亲戚就是知青，他们也在农村中苦苦地等待着听到回城的好消息。

所以，在知青们开始需要打 “二退”的证明时，云南的相关单位甚至把公章系在了窗格上，方便知青们可以随时随地来盖印，甚至于晚上。（见邓贤《中国知青梦》）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好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一绝！

笔者所在的公社也有好几百个知青，公社管印的文书是个难缠的角色，平时谁要是来盖个印总须审来查去，周折一番。待到知青们开始需要打“二退”证明时，只要把纸递上去，二话不说就盖印。

不用说明这个文书特爽快的原因了，知道底细的一语中的：原来他的老婆也是一个知青！

 十四

下面再摘录末名所撰的《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里，所收集的部分当年各位领导、以及相关的文件中涉及解决知青问题的讲话或决定。通过这些资料，让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解决知青问题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读来让人感到亲切，沁人心肺。也可看到那位“农民总理”糊里糊涂的治国理念，无奈的真情透白。

供各位参考：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1978年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1978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七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多次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在1978年7月３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于7月9—10日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在1978年7月1３日听取许世平汇报后，纪登奎说，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减少人民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10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
　　
1978年7月19日胡耀邦谈话中提到知识青年问题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在1978年7月21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国务院总理接着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1979年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８0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时指出，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1980年五月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中央财经小组在1980年5月9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1981年10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说得何等的客观公正！只是来得太迟了一点，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第五部分 浴火后的再生

十五

十年知青岁月，十年如梦一场，说不尽的知青话题，思考不完的知青问题。在相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得”与“失”的问题上，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感兴趣的人士曾经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讨论。

就一般而言，对“失”的问题认识和见解比较好统一。十年知青岁月，让知青们失去了最宝贵最美好的十年青春岁月；失去了求学深造的机会；失去了起码的温饱型的物质享受；失去了家庭温謦、婚姻恋爱，以及在十年中始终与贫困为伍，艰难度日；共和国的一代人才断档，国民经济发展迟缓等等。

而知青们在十年岁月中的“得”到的是什么？却是见仁见智，分岐颇多。

笔者的感觉，知青最大的收获是：知青思想的理性回归，世界观认识的升华是最重要的人生获得；以及还有知青至今依旧割舍不了的“农村情结”这么二点。

（一）、知青的自我反思

在广阔天地的日子里，除了艰辛的劳作以外，没有了读书时的压力，没有丰富多彩的业余时间，没有文化艺术的享受，甚至没有及时的新闻信息。不方便的交通，贫寒的经济来源，有时连一张新鲜的报纸也难得一见。这样，反而可让知青好好的静下心来，对文革、对上山下乡等问题作一番反思。可以说，林彪事件的爆炸，“四人邦”的出现，国民经济的不见好转，知青问题的解决显得是那么遥遥无期，甚至于让人感觉到绝望等等，终于使知青逐渐开始反思文革，开始摒弃“极左思潮”，摒弃“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知青的思想开始回归理性，对世界观的认识层次开始有了质的升华。

这中间固然有知青身处农村艰苦的特定环境，和所处的特定经济地位，迫使知青结合自身的命运进行痛苦的反思，而使理性开始回归，世界观的开始逐步升华的因素存在。但是，世上又有几个人能不受环境影响，能超脱物质基础而幡然醒悟的呢？

今天看来，知青的可贵之处，正是在此！

当七十年代未，开始大返城的时候，知青们原来心中的偶象已经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完全没有了文革中的狂热和冲动，他们已把“文革劫难”，“极左思潮”，“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等等与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统统的留在了被汗珠浸润的黄土地上。

他们是共和国里最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劫难，和带给自己的苦难；以及完整的、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群体之一。

他们同时也是共和国里较早否定文革的群体之一，以及衷心盼望和支持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群体之一。

所以后来对“二个凡是”派的斗争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中间包括知青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人心所盼；

所以对“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能够深入人心，也是包括知青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人心所盼；

所以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能够得到包含知青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少知青甚至还为改革开放牺牲了个人利益，如在改革中，不少知青又遭到了下岗、内退、失业等等。

这是真正的凤凰浴火再生！知青精神不死！

因此，知青们的理性回归，世界观认识的升华无疑是知青在十年农村生活中最宝贵的收获，它超越了其它物质上的收获，而且，不管到了那一个的时间阶段，无论人们怎么去品评，都是站得住脚的。

（二）、知青的“农村情结”

甭用讳言，当年在农村的时候，也有少数知青曾经非常憎恨那些让人伤透了心的鬼地方，憎恨那些让人伤透了心的岁月。而今，事过境迁，离开了黄土地后，再回首，不少知青却依然对农村有一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常常怀念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常常怀念曾经生活在一起过的父老乡亲，常常怀念曾经的艰难岁月.......。——这就是可贵的“农村情结”。

毕竟，那片黑土地、黄土地，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生一段最美好的岁月是在那里度过的。说一点不怀念的人是假的，至于不愿意去怀念，则是好理解的。

今天，这些知青虽然自身位卑言微，但依旧关心“三农问题”，关心着那里的父老乡亲，并由此而常常去回忆那一段岁月。

还有一些知青仍在关心今天的希望工程，张罗着筹款、筹书、筹物等支授农村的孩子们，希望用自己微薄之力来表达自己的“农村情结”。

还有更多的知青，又重走当年知青路，或重新回到当年做知青的地方去，看望当年的岁月沧桑，那里曾经在一起生活过的伙伴，以及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和父老乡亲们。每每读到相关的报道，单单的读一下标题，就让人激动不已。

而网络时代建立起来的众多知青网站，维系着这些网民兴趣的，就是当年曾经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知青生涯，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农村情结”的聚合。

今天的“左愤”、“新新人类”也许对知青的这种“农村情结”不屑一顾，但我们却偏要说：当我们高喊“振兴中华”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谁，都不能忽略了共和国的广大农村，和人口众多的父老乡亲，没有他们的脱贫、温饱到小康，任何形式的振兴都将是一句空话！

这也许就是知青们曾经十年的知青生活里，不经意间获得的一个收获，一个可贵的收获！

知青岁月，不堪回首，却要回首。今天，当我们再回首去看待这段岁月时，可以发现知青的十年难忘岁月也是共和国的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值得庆幸的是知青的苦难已经过去，中华民族的苦难已经过去！今天，中华民族已经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之路，实现强国之梦已经为期不远。

人民不会忘记曾经的知青！

历史不会忘记曾经的知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