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先是看到老土兄的一篇《回归》，已是感到了一份触动；今早再看了未名朋友的《黄土地的….(七)》，特别是其中关于知青们一切行为的最后归结“活着”，更是感慨万千。不由得想再来段续貂的狗尾了。
与人类的所有社会性活动一样，知识青年在文革中这种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在需求方面也是会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不论那些现代的大师们把人的需求层次作如何复杂多变的划分，“生存”需求永远是这座金字塔的坚实底座。
一批年青到几乎无知的娃娃骤然间从城市到了农村，从家庭父母的呵护中一下子变成了必须自己解决一切从吃饭睡觉开始的个人生活自理问题，这方面的学习大概是绝对会占到第一位的。当年有过住校或在家中主事经历的可能要好一些，一般能够比较快地适应新环境，从而解决个人生活中最基本而且是永远不可被替换的生存之道问题；而相当大一个多数(我的估计是大约半数以上)知青却是被突然间的变故弄得昏头涨脑不知所措。
再一个实际问题则是管理了。看了这么多知青们的各自回忆，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是：插队知青中相当一个多数是处于实际无人管理的状态，往往知青同一群落中若没有一两个挑头管事的，那种完全放羊的一盘散沙中，生存问题就很可能始终是、并且越来越是知青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兵团知青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地方是把知青当作改造对象那样地进行着监管，那简直比放任不管还更要可怕得多；这样重压下的知青战士们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本质上也仍然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有效的管理能够把一批无知无识的青年人迅速转变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形成一种重要的力量。当然，自发的集体形式也可能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但那往往解决不了一些最基本的实际问题。
其次，要解决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简单说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向家中伸手，二是靠生产队的扶助。除了这两条基本的途径之外，还有两条可以算作是辅助性质的途径：一是知青间的互相帮助，二是知青个人的奋斗与拼搏。这后两条虽然作为内因条件本应当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却由于知青自身力量的极其薄弱而在现实中却成为了少部分知青尝试过的甜果，相当多数的知青们并没有真正到它们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因此，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一种从统计学的角度得到的结果。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前面谈到的两条基本途径的选择，肯定会在实践中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注意力方向(也可以叫“努力方向”吧)：前者可能会导致知青们始终没能融入当地农民的圈子里去，他们所获得的感受一般来说至少在当时比那些通过生产队帮助途径的知青们要不一样得很。这似乎不需要再作过多的解释了。
回想一下更多知青下乡后的实际经历，往往能够在下乡后不久或一段时期后做出些成就的知青们，一般当时都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基础的“生活关”，当然，这其中有的是由于个人的咬牙奋斗，有的则是碰到了一些可贵的机遇。但有一点应该是在全国知青中都一样的，就是：凡仍然食不能裹腹的知青，几乎都别想在乡下那段时间里再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现在要说到知青的“回城”了。我认为：正是从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知青们是依靠了家中亲人们的力量，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中国社会原有的各阶层力量在这里发挥得几乎是淋漓尽致，而对于知青们自身来说，当时只要能“回城”，其它的一律顾不上考虑了。因此等于是在又一次没有任何思想及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再进行了一次重大无比的人生道路选择。当然，毕竟已经经过了年数不等的上山下乡实践，更多的知青比下乡时聪明多了，也成熟多了。于是，也有更多的知青因此而有效地进行了重新选择，从而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得到了新的拓展，获得了更为理想些的结果。不过，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的出现仍然属于必然的少数。
综上所述，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诚然是一种人类史上都几乎绝无仅有的特殊社会现象，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的自身发展演变规律仍然没有离开人类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条轨道。那么，丰富的知青生活经历只是让我们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味，从而才有老土兄提出对于“回归”的呐喊，也才有了未名朋友关于“活着”的精典论断。而我们更多的知青朋友们，也越来越习惯了把“欢度晚年”作为自己如今最为重要和最为实际的实践课题。
这个分析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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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21 11:59: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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