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曲艺面临的尴尬 肖复兴(北京 作家)

有幸到南京观看了中国曲艺第五届牡丹奖颁奖晚会，晚会的组织者很精心，演员也很卖力，演出的效果也很热闹。但是，看完之后，我的心里并不是滋味。

　　牡丹奖是中国曲艺的最高奖项，代表着中国曲艺当代最高水准，类似电影的金鸡奖和文学的鲁迅奖。按理说，这样的一场晚会应该是别开生面的，起码能够展现中国曲艺当今的演出与创作的水平之一斑。却和一般我们在电视中所看到的晚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从央视请来两位熟面孔的主持人，灯光电乃至烟雾的炫目运用，大人小孩的歌舞节目的频频出现，相声小品穿插其间的插科打诨……热闹是足够热闹了，只是曲艺自身的特点没有了，被廉价的花红柳绿的热闹淹没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苏州评弹，演员成为了偏于一隅的配角，而让满台千篇一律蹦蹦跳跳的伴舞夺去了位置，声腔之美感更是被视听的感官快感所肆意置换。

　　并不是曲艺不受欢迎，也不是曲艺没有特色，此次荣获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的老艺人王毓宝老人坐着轮椅登台，出口只唱了一句天津时调，气遏行云，便赢得了满场彩，其热烈程度并不亚于时尚歌星。

　　而这样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这样传统朴素的曲艺形式，在我国是很多，很丰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自己最可扬眉吐气的颁奖晚会上，却屈膝让位于司空见惯的歌舞，而且乞求于声光电的技术至上的大制作？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曲艺自身的底气不足，面对强势的电视媒体，自己先躬身唱了个大喏。毋庸讳言，如今电视晚会的中心化、同质化，是以否定差异化为代价的一种文化工业。在这样一种文化工业的制作中，晚会必然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模式产品。中国曲艺一直以为只有上电视才是成功，才能够赢得并普及广大观众，无论是无意的折中主义，还是无奈的投降主义，当然必须要舍弃自身的特点，才能够向电视晚会的模式靠拢。这种尴尬，必然以损伤中国曲艺为代价。如此，不仅不能振兴中国曲艺，相反会让中国曲艺磨损掉自己的特色，愈发被其他文艺形式所俘虏而变种，所运用而肢解。

　　我想起在解放前，即1947年，老一辈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坤)，带领兄弟剧团在北京鲜鱼口里的华乐剧场(今大众剧场)演出曲艺，演出不景气，为吸引观众，更为生计，增加了魔术杂耍、彩唱莲花落和笑剧(如今相声剧的前身)，号称所谓“三大贡献”，如同老舍《茶馆》戏里王掌柜请来小常宝搞革新以招摇示众。怎么样呢？这样的革新并没有救了曲艺，也没有救了小蘑菇自己的相声。

　　艺术的创新，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创新有时如一条狗，我们只是在追着狗在原地打转转而已，并没有走出多远，往往倒淹没了自己。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在强势的电视媒体前面，中国曲艺需要坚定自己，而不是为混个脸熟而盲目趋同，或为名利而削足适履。

　　其实，我这样说也并非新鲜的话题。中国曲协的老主席罗扬先生，早就说过：中国曲艺“戏剧化、歌舞化倾向的问题，就很值得注意。”他指出曲艺和其他姊妹艺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但目的是“化他为我”，而不是“化我为他”。他严肃地指出：“把曲艺变为戏剧和歌舞……没有了自己的特点，就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以为这是至为深刻而中肯的意见，尖锐，却值得中国曲艺界重视和思考。

老玩意儿越来越少了,对喜欢他的人是一种无奈,犹如一种宝贝,喜欢的人养不起,养的起的人又不拿它当好东西.

   市场化的急功近利，国民的浮躁心态，稍安毋躁，静心，才能欣赏那些节奏偏慢的艺术。
   中国曲艺需要坚定自己，而不是为混个脸熟而盲目趋同，或为名利而削足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