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侃贪官与左右

　　

也侃贪官与左右

　　
　　关于带路党的左右派之辩，俺已经砍过了。这两天又冒出贪官的左右派之争，俺也来凑个热闹，侃一侃。贪官“贪”什么？大概是贪财、贪权、贪色之类吧？
　　
　　有网友从经济基础来分左右派再涉及贪官。右右们是鼓吹私有制的，而左左们喜欢公有制的。于是乎“贪”是贪为己有，所以从宏观的统计学来看，贪官属于右右阵营的一部分，这置信度那是相当高的。
　　
　　最有争议的是从民主的社会意识来分左右派再涉及贪官。在自由化思潮的今天，右右们可是理直气壮的。有网友说，“民主并不是右派的专利，左派也喜欢民主。虽然两派都喜欢民主，右派与左派不同的地方在于，左派真心地坚持民主，而右派喜欢民主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拿民主当个幌子，其实质是主张放纵人性中的低层次欲望。”这话有几分道理的，因为放纵故所以要“贪”。
　　
　　民主启蒙概念是从古希腊而来，提出这一民主启蒙概念恰恰是左左们的社会共和思潮，当然这一思潮还不包括底层极其庞大的“庶民”，在当时对右右们的保守思维算是迈出大大的一步了。虽共和阳光不能普照大地，起码普照的范围得以扩大了……“贪”是私欲，与民主何干？
　　
　　也有网友称，那些贪官们口头上很光亮，是个左左派呢？俺以为那叫“装”！乔妆打扮一番，更有利于混水摸鱼。那就说口头上拥护公有制，你内心喜欢私有制，处心积虑搞垮公有制，从中大捞一把占为己有。右右们对搞垮公有制赞同，对占为己有却是有些嫉恨。一般右右一是没有机遇，二是没有“黒厚”。
　　
　　这两天在中国知青网论坛上起了一楼“读《毛选》”，也正好读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著作，当年的延安这个社会，毛泽东说她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怎么不叫人感慨万千呢？
　　
　　当年毛主席多么重视教育啊！《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哪一篇不是教育干部们走正道啊！也正因为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这才有“十个没有”嘛！
　　
　　黄炎培到延安考察，几天里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小时的促膝谈话，这是少见的。这次谈话被称为“黄氏周期率”的著名谈话，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为证。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今日一个“萝卜招聘”都搞得沸沸扬扬的。网友说：“招人只招有缘人，聘职自聘无名职。风随沟壑暗中潜，天生才俊何由识”。甚至感慨道：“拼爹拼权拼家当，只恨有爹不李刚。王侯将相真有种，天生我才也抛荒！”也正如黄先生所言“政怠宦成”。真乃，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mao47.jpg：

一位网友说：“革命传统丢完了，咋个不贪？”
另一位也说：“革命不提了，哪有革命传统？”
又一位说：“就这么简单！”

   

    世间万物皆分左右、阴阳、正负······说辞虽不尽相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谢谢天山行兄！

 

主席的这句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单从字面上讲，民主和法治一样，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意义。还是老祖宗的话，白马非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的民主和法治要做具体的分析。奴隶社会有与之适应的奴隶主阶级的民主与法制，封建社会有与之适应的地主阶级的民主与法制，资本主义社会有与之适应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而权贵们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享受充分的民主与法治，并为其保护。

 

同理，社会主义社会，也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民主与法治。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人民民主专政与以前的所有形式的“民主”的根本区别在于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是让大多数人民群众享受民主与法治，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民主与法治。主席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核心。如何保障落实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充分发挥人民监督政府的作用，使政府真正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是社会主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人一票只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可以为各种各样的民主服务。

其实，治国就是治吏。

贪官历来就有，贪官是一种社会现象。问题是治理还是放任，而治理靠什么？

老人家那段至理名言值得深思！

 

在中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官员出事了，一查便发现贪污好几千万甚至好几个亿，某个贪官动不动就把上亿的银子卷走逃到国外等。

我们假设也希望德国发生类似的事情，以此证明一个道理：是人就贪，不管什么体制。然而让我们高兴的是，德国还真有贪污的官员；遗憾的是，德国官员贪污的数额太小了，与中国的官员相比，只能是九牛一毛。

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的亲戚是做建材生意的。莫勒曼为了给其推销建材，用经济部的一张信笺纸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件事情被媒体发现了，于是媒体质疑莫勒曼动用政府的公信力来为亲戚谋私。有的媒体甚至质问：信笺纸的价值虽然不高，但那也是国家资产！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莫勒曼很快辞职。

德国联邦银行的一个行长到奥地利度假，旅馆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后主动表示，让他免费住两个晚上。这么一件小事情也竟然被媒体知道。此君很不走运，也立即以辞职来了结。其原因是，国家公职人员占私人的便宜，今后很可能会为其谋私。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前往西班牙参加公务活动，让其夫人随同前往。媒体很快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并质疑：只有总理可以享受政府的公务飞机，夫人怎么可以乘坐公务飞机？施罗德只好为其夫人补交了3700欧元。为此，施罗德心疼了好几天，因为他自己因为离婚两次而成了“困难户”，在首都柏林都只能租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在公务活动之余只能开自己陈旧不堪的大众牌汽车。从此以后，施罗德痛下决心，但凡出国都让妻子坐普通的民航班机随后过来。

与中国广大官员比起来，这些只算鸡毛蒜皮小事。那么，德国官员为什么只能干这些小贪污的事情呢？

在中国工作的时候，经常接待德国的政府代表团，经常陪同他们去中国各地旅游参观。外地的导游都不太乐意接待他们，为何？因为这些德国人太穷，到旅游景点基本上不购物。

德国很多家庭夫妻收入各自保管，支出实行AA制。如果丈夫不资助的话，夫人就没有办法去各国旅游。

所谓的高薪养廉在德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德国的公务员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在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务员工资收入表的局级、处级官员工资也就3000欧元左右，只不过是公司中级职员的水平。为什么公务员的收入不高呢？原因是公务员群体都没有太大能力，有能力的人都去做企业了。

由于他们收入低，一定想弄些“灰色收入”，这是毫无疑问。可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只要一伸手就肯定被捉，因为德国的媒体太厉害了，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官员犯事媒体都报道。如果一经媒体发现，这个人的一生就算终结了，丢了工作暂且不说，以后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最严重的可能要身陷囹圄。

造成德国官员普遍贫穷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媒体的有效监督，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他们没有一签字就可以支出几千或几万欧元的权力，因为每笔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的授权、批准和监督。
可能德国官员都恨终结没有把自己生在中国。

中国的一个城市政府招商引资团去德国，中国的官员问德国的市长：“您能否把德国的企业带到中国投资？”市长回答：“我可以把您的消息发给企业，但是企业不见得会听我的”。中国的官员很不解：企业怎么会不听市长的话呢？

反观中国的书记、市长、县长，不仅可以调动政府资源，还可以调动企业资源。他们手中的资源太大了，大得不得不让人心动。这好比一个藏宝室的管理员，他看管的是价值连城的珍宝。绝妙的是就他一个人看管，而且没有人来监督，如果他不想据为己有就太不正常了。

风险与收入成正比，这是多数人认可的道理，都说中国官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所以，尽管仕途有风险，但还是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来报考公务员。这一现实可能太让人绝望，如果哪天出现这样的现象：智商低于100的人报考公务员，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