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人民网的消息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人民网的实名微博留言,参与有关“河南省宁陵县设临时禁酒办能奏效吗?”的话题讨论。柳斌杰在微博上指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这句话出自一个部级官员之口,堪称大胆而犀利,真切而诚实。而且,作为一个部长级官员,作为一级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的主管官员,柳斌杰的话想必是有感而发,有据而发。
当然,这样的判断也肯定不为柳斌杰一人所独有。据人民网的该消息称,全国政协委员、前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吕凤鼎也同样在人民网就同一话题评论说,“廉政建设要收成效,必须有英雄断臂之气,而且要敢于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国外的好经验,这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公车改革也要这样。改(该)取消的专车,一律取消。除了必要公务,任何人使用共(公)用车,统统按市价交钱。”
光明网评论员曾数次发文论述取消“三公”经费的正当性。仅今年以来,专论这一话题就有 《取消“三公”经费,可否从不喝茅台始》 、《“三公经费”,第一步遏制,第二步取消》、《再说取消“三公”经费不可缓行》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旨在指出“三公”经费存在的非正当性和非正义性,论述了“三公”经费的存在是公共财政非公共性的体现,是公共治理的失败,是国家吏治的耻辱,更是腐败孳生的渊薮。
由柳斌杰和吕凤鼎在党报网站上发表的微博评论,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仅公众有取消“三公”经费的吁求,即使作为“三公”经费存在受益者的官员,也同样有此吁求。这说明,取消“三公”经费的社会认知基础正在扩大,压力正在增加。而这样的基础和压力,对于国家财政恢复公共财政的属性和支出结构,对于官员的整体形象,进而对于国家形象,都无疑是多多益善的大好事。
“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此话实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治理大吃大喝方面的努力及效果的真实描述。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用文件来管理大吃大喝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件治理方式的局限性。显然,大吃大喝问题,不是简单的吃喝问题,而是国家吏治问题,官员道德问题,更是关乎国家财政属性和整个国家属性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发几百个文件,就是发再多文件也不会管用。
上世纪80年代,曾有商业部长因在饭店“挥霍”了70多元钱大吃大喝而被迫辞职丢了“乌纱帽”的事。那个时候,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肯定也有,但也没有挡住官员的吃喝欲望。现在,此类文件的数量肯定更多了,“三公”经费在去年被硬性限制“零增长”以前也是节节拔高,但除了曾听说有官员在酒桌上英勇献身的新闻外,还从未闻有官员因为吃喝而丢官卸职的事。如此,即使柳斌杰不言“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普通人借助算数知识也可推理至此。
所以,“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的症结,就在于大吃大喝问题,不是靠发多少个文件就能管得了的问题。如何管住“几百个文件管不住”的问题,吕凤鼎的评论就提供了一个“几百个文件”以外的一条道。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列项上取消“三公”经费支出,对官员大吃大喝的釜底抽薪之举,要杀。